何中华莒南 关于学术和学者——何中华教授访谈录
访谈地点: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
访谈记者:马磊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2008级社会保障硕士
何中华教授简介:
何中华,1962年7月生,山东莒南人,中共党员。1978年高中毕业,同年在当地就业,自学哲学。1987年调入山东大学工作,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1981年以来,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学术月刊》、《天津社会科学》、《文史哲》等刊物发表200余篇论文,出版《哲学:走向本体澄明之境》、《社会发展与现代性批判》等著作。
马磊(以下简称马):何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访谈。从您的简介发现您16岁高中毕业,19岁开始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25岁时就已经进入山东大学工作。个人感觉真的很传奇,这也是不少同学甚至老师的同感。先请您谈谈自己的学术研究历程、涉及领域和目前的研究工作。
何教授:惭愧。我是自学出身的,最早引发哲学兴趣的机缘是私下里读了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那个时候有不少单行本,比较方便。另外也读了几本哲学入门的小册子,还有就是稍后又读了一点西方哲学的东西,特别是黑格尔,比如他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等等。
这些阅读使我获得了对于哲学的最初感受,自认为有些心得。应该说这就是我同哲学“照面”的切入点,它引起了自己的浓厚兴趣。这种进入哲学的路径,甚至影响到了我后来的学术方向,自己的专业焦点基本上是围绕马克思哲学这个轴心展开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致有十年左右的时间,自己受西方启蒙思潮的影响比较深,因为80年代中国现代化已经重新提上日程,社会的发展需要寻找新的思想史资源,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新一轮的“西学东渐”,西方的东西特别是启蒙思想一时间成为“显学”,大家趋之若骛。
受时代氛围的裹挟,我当时也对西方的“新”东西很感兴趣,对一些学说相当地崇拜,读了不少以启蒙为主题的著作,与时代潮流“妥协”了。整个80年代,可以说我基本上是一个“肤浅的乐观主义者”。总之是盲目性多,反省的态度不够。
自90年代开始,我进入思想“苦闷期”。为什么苦闷呢?更多的是因为历史本身的内在矛盾逐渐显露出来了,它让人们看到了启蒙的反讽性的历史后果,因此发生一种“叶公好龙”式惊诧。人们“突然”发现启蒙思潮带来的结果恰恰与启蒙的原初动机是悖谬的,它的一个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人同自然、人同人、人同自我之间的疏离与紧张。
我愿意借用“启蒙的辩证法”这个说法来刻划这种历史-文化现象。另一个方面,就是在学理层面上,自90年代开始自认为领悟到了哲学的那种更本真的东西,它使我意识到时代本身的纠葛,归根到底不过是人的存在的悖论的一种历史的折射方式罢了。
时代的困惑最终没有办法逃避到人的自我反思那里去寻找可能的答案。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与哲学发生了“真正的相遇”。
应该说,到了90年代,自己对哲学境界的领会更加深入了一步,这种深入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自己对启蒙的时代主题采取一种批判性的反省姿态。这种全新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启蒙的幻灭”。有朋友因此说我“叛变”了,背叛了启蒙。
进入21世纪后,自己继续了这种方向的工作,主要做了或者打算做这几方面的事情:一是重新理解马克思,二是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地反省,三是回归中国古典哲学。重新诠释马克思、批判地反省现代性的工作早已经开始了,但自觉做得尚欠通透,看来还要在这个方面滞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至于回归中国古典哲学,自己正在积极准备,目前还没有真正地开始,因为这方面我的条件更欠缺,但这项事情又是作为一个中国学人的本分,没有办法回避。
马:我们学生也听过您的讲座,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跟我们学习的教科书那种内容枯燥乏味相比,您的讲解更能吸引学生,使我们更乐于接受。您本人认为您目前的研究,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呢?
何教授:我目前工作的重点是重新解释马克思,我认为它的意义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吧:
第一,重新解释马克思,对于选择一种怎样的哲学观有启示价值。我认为,马克思通过自己的实际运思,能够给人一种健全的哲学观启发,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哲学观都是恰当的。马克思的哲学观突出表现在哲学史上实现的一场本体论革命。
马克思之前的本体论,从根本上说是本质主义的,也就是把“存在”(being)当作“本质”(essence)加以设问和追求。这一取向必然疏远人的存在本身,进而拒绝“历史感”。它是以祛时间性为基本诉求的,从而表达为对于时间的不信任。
应该承认,马克思从本体论的原初基础上,根本地改变了这种对于“being”的追问与探究方式,由“本质”的维度转移到了“实存”(existence)的维度。马克思意义上的“实存”是指人的存在亦即实践本身,它有一个极其鲜明的人本学立场。
马克思完成了这种转变,即由本质主义的思路转向了实存主义的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并没有终结本体论,没有试图从整体上颠覆本体论、否定本体论,没有抛弃一切可能的本体论,他只是在本体论内部进行一种重建工作,使本体论建立在一个更恰当、更牢靠的基础上。
就此而言,马克思只是拯救了本体论,而不是解构了本体论。马克思思想对于哲学的价值,也主要是在这里。它对本体论的重建本身,就意味着给出了一种恰当的哲学观。
第二,重新解释马克思,可以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反省整个20世纪的历史遗产,从而使人类更加成熟起来。应该说,20世纪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世纪,它留给我们的东西太多太沉重了,以至于超出了我们的消化和承受能力,无论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都非常极端,太值得我们反省了。
那么,拿什么进行反省?人们需要使用恰当的武器或工具,需要选择一个进行反省的尺度,这是前提性的。对于马克思哲学所作的一种好的诠释,仍然能够为我们今天的反省提供一种不可替代的思想资源。
显然,即使从我们眼下反思历史的需要来讲,也有必要重新“咀嚼”马克思。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说,反思历史首先就要先行地反思参与历史生成的哲学本身。因为20世纪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不过是特定哲学观念的产物。回避了哲学层面,这种反省就不能不是肤浅的。所以,我们理解20世纪人类的历史遗产,就不得不重新理解马克思,这也是我们走向成熟的一个不可逾越的步骤。
第三,重新解释马克思,还是祛除人们以往强加给马克思的误读成分的需要。过去,我们往往囿于现实的考量和历史的诉求,对马克思进行了各种各样解释,这本身诚然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任何一种解释都不可能绝对地摆脱现实的和历史的语境。
但是我们同时必须承认,其中有“合法的”偏见,也有“非法的”偏见,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地进行甄别。合法的偏见可以立足于当下的历史情境,但任何诠释都必须限定在马克思文本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许可的范围之内,不能逾越这个边界,否则就是过度解释。
但遗憾的是,我们过去对马克思所作的许多解释都是僭越的,也就是超出了马克思文本所提供的意义的可能性空间的限度。这样一来,这些解释就不能不沦为非法的偏见了。那么,我们现在怎样去甄别合法的偏见与非法的偏见呢?怎么才能祛除种种误读的成分呢?根本的还是要通过“重读马克思”来实现。
这种“重读”固然是解释学的,但它一方面融入了解读者的“此在”性,从而使马克思文本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得到“诱发”和意义的生成,另一方面它可以借助于不同诠释之间形成的张力结构,实现对于马克思思想本真性的“逼近”。
马:据我了解,几十年来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发表了不少论著,应该说相当高产。取得这些成果恐怕离不开您对学术生活的追求与热爱,能否谈一下您为什么热爱学术生活?
何教授: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同其他事情相比,我的确更喜欢读书、思考、写作。至于问我为什么这样,我只能说热爱学术生活没有什么理由。真正的热爱是不需要理由的,因为它一定是无条件的。这样讲可能有点儿神秘化。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理由的话,那就是有趣。
自主状态下的读书、思考和写作之于我,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享受、一种乐趣。从这种意义上说,热爱学术一定是出于自愿的,它基于一个人的内在的偏好,而不是那种屈从于外界强加的考量。
就像有的人喜欢收藏,他可以为此废寝忘食、乐不可支,因为只有在收藏中他的真实的自己才“现身”。显然,真正的兴趣一定是出于某种偏好,而这种偏好压根是谈不上什么理由的,否则做某件事情时就会有牵挂,就会觉得是一种折磨或奴役,而不是一种真正的愉悦。
马:就学术本身来说,要有“内在的偏好”,那么就学术同外部环境来说它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请您谈谈学术与社会的关系,好吗?
何教授:这个问题很宏大,涉及的方方面面很多,我这里仅从一个有限的角度讲。用一句话来概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要非常自觉地去捍卫学术的独立性。我认为,捍卫学术的独立性,乃是拯救学术的根本前提。现在的学术就缺乏这种独立性,以前我们的学术是屈从于政治,后来屈从于经济,现在又屈从于时尚,一直都是处在屈从状态,一直都在用一种外在的尺度来考量和塑造自己。
这就是“学术的异化”,因为它总是不能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去塑造和建构自身。
毫无疑问,学术当然要适应社会,但“适应”社会决不等于“迎合”社会,两者并不是一回事。迎合社会有可能使学术丧失自身的批判性的反思能力和冲动。这是十分危险的。适应社会可以是一种积极地、主动地适应。学术并不是一种完全认同社会的过程,它对社会还起到一种引领和提升的作用,这才是学术的天职。
一味地迎合、认同社会,就很难避免学术的堕落,学术因此也就有可能沦为一种“高雅的媚俗”,即成为拿学术外衣来包装的媚俗,这种堕落的危险是学术本身应该时刻警惕和反省的。
所以,我们必须追求学术的纯粹性。所谓学术的“纯粹性”,就是学术动机当中不要掺杂任何来自世俗世界的东西。当然在当下现实中做到这一点确实非常困难,但是作为一个目标还是应该去追求的。
所以,学术的真正价值和生命在于它的超功利性,学术在这种超功利性中体现它的超越性。学术过于功利,就势必丧失掉自主性和尊严。当今我们仍然需要做苏格拉底意义上的“马虻”,不断地去刺激现实、批判现实。
这才是学术的真正价值所在。其实也只有这样,学术对于社会来说才具有真正的建设性。这种批判不能被庸俗地理解为总是同社会“做对”。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这种刺激和批判对社会发展来说才是真正的帮忙。而那种一味地去迎合社会的学术,反而会造成对社会的麻痹和不负责。有眼光、有远见的政治家也是比较欣赏那些具有批判性的学术的,因为从长远看来,这样的学术才真正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健全。
马:您说的“要非常自觉地去捍卫学术的独立性”、“不断地去刺激现实、批判现实”、“具有批判性的学术”,不仅体现了您对学术的追求,其中也包含着您对一个学者“应该怎样”的看法。那您认为,学者的责任、操守、使命和追求是什么呢?
何教授:我认为学者的责任可以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本身专业的责任,另一个是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
就对本身专业的责任来说,我认为学者做学问无非有三种境界:把学术作为“职业”、把学术作为“事业”、把学术作为“志业”。把学术当作职业的态度,也就是把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而去弄这个行当的,这是最低的境界。
把学术作为事业,这种境界能够回归到学术本身,可以把学问做得炉火纯青。相对于职业的态度,这一态度要超越得多,但还不是最高的境界。把学术作为志业的态度,才是最后的也是最高的境界。在这种境界里面,学术不再是学者的身外之物,而是本己的规定,即已经变成学者生命之中不可剥夺的内在的部分。
我认为,虽然自己达不到很高的境界,但仍然需要对崇高的境界心存敬畏和心怀向往。今天的学者应该去追求更高的境界,在这种追求过程中也就履行着自己的责任,改进着自己的操守,实现着自己的使命。
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这些宏大方面,学者们一般是不大喜欢谈论的。但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来说,这种担当是无法放弃的!我始终不排斥拯救情结和理想主义诉求。很多朋友对我说,这种拯救情结、理想主义对学术研究是有害的,是一种妨碍,但是我不这样看。
因为,如果你假定这一切担当对学术来说都是外在的东西的话,那肯定是有害的。但是,我认为它恰恰是使学术有意义的根据之所在,是学术的合法性的来源。
对学术来说,它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学术本性当中所本然地蕴含着的。所以,我不认为这种担当意识会导致学术的异己化。至于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我尊重它但不太欣赏它,因为在我看来它缺乏一种担当意识。
马:您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深度值得我们学生学习。您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是什么?
何教授: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一种专业,它是现代知识分工格局下的一个领域。从本质上讲,人文社会科学积淀并浓缩着人文精神的反思形式,是人文主义的文化资源。这种积淀和浓缩的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它对于塑造人的人格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教育模式和格局之下更是如此。对于大学教育来说,大学生的人格健全是整个培养工作的一个具有前提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在这方面无疑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对于大学生的人文素养的陶冶和培育,它提供了某种先决条件。离开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大学生人文素质和人文素养的培育就会丧失掉学科制度性的保障。因此,这类学科对于综合性大学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对于那些单科性的大学来说也同样十分重要。
即使是那些纯理科、纯工科的院校如果没有人文学科和专业的支持,它的教育也总是畸形的、残缺不全的。一个有远见的大学,决不应轻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地位和价值,不能忽视这些学科的积累和发展。
二是它作为文化原型的载体,还积淀并浓缩着一种文化传统的民族精神。黑格尔曾说,一个民族若没有自己的哲学,就像一座神殿徒有其富丽堂皇的外表而唯独缺少自己的那个最最重要的神像一般。一个享有尊严的民族必须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的内核就是文化原型,而文化原型一定得通过特定载体才能被复制和再现,也才能被传递和表达。
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就具有这种载体的功能。拿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讲,它就是所谓“道统”得以延续的担当者。
就此而言,这类学科无异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同样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高度和厚度。大学对于整个民族所担当的文化责任,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教育中的突出地位。
马:您认为高校应该怎样培养人文社会科学的青年人才?
何教授:我个人以为,首先需要对“培养”的含义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不要对“培养”作一种过于狭隘、过于直观的理解。在我看来,培养工作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技巧性和技术性的,其重点不在于研究某种培养方法,把很多精力用于改进某种具体技巧,这似乎有点隔靴搔痒,其实搔不到痒处,因为过于急功近利了。
其实,真正的关键在于能否为培养青年人才提供一种必要的氛围与适宜的土壤。俗话说得好,“与其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就是这个道理。
而现在,我认为我们恰恰忽略了这一点,我们的欠缺也正在这里。如何才能使学生端正专业思想,这本身就应成为“培养”的一部分,甚至是主要的前提性的部分。做人有大体有小体,培养人才同样有大体有小体。不可不分轻重缓急,更不可本末倒置。强末必先固本。
另一方面,我想强调人文学者本身的楷模作用。像40年代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级的教授,为什么他们能够引起学生对于学术和学问的敬畏之情?主要是因为那些文化昆仑式的老师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专业方面,他们的学术水平与专业知识绝对是一流的;二是他们的人格魅力,一种由不得学生不尊重他的气象和感召力。
为什么今天的学者缺少被尊重?要紧的是你是否配享尊重。对于学术和学问的敬畏,当然取决于知识的技巧之高超,但更取决于知识之外的尊严。
遗憾的是,从总体上看,当今的学者不仅专业造诣本身存在距离,而且在人格魅力方面也衰弱了。我们今天的教育更多地是一种职业行为,而不是生活本身。在科层制已经无孔不入的眼下,教育即生活的观念已经难以找到栖身之所了。所以,不改变整个现代性境况,不优化整个教育模式,如何培养的问题就不可能有一种根本的解决。
马:您对目前课程改革的意见是什么?
何教授:这方面我缺乏考虑。私见以为,课程改革重在内容,不要在形式方面花费过多的功夫。从内容方面说,似乎需要抓“两头”,即“源”和“流”。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更强调积累和积淀,所以更应该突出重视源头的一面。但是,今天的人们普遍地缺乏一种“古典情结”,过于被时尚所诱惑和干扰,对经典的东西缺少足够的尊重和向往之情。没有向往之情,没有敬畏之情,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百思不得其解,可能的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吧:一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太悠久,包袱太重了,人们急于摆脱,急于创新,不太愿意再去反刍“旧”的东西;二是从晚清以来发生的历次文化断裂,如“五四”、“文革”导致的文化断层,使得今天的人们在重新亲近古典的时候出现了一种隔膜;三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影响,使人们形成追求时尚的偏好,从而导致对传统的东西的贬低和蔑视。
这三个方面造成了人们对经典缺乏一种敬畏的态度,它的背后隐藏着的实质是一种对永恒之物的轻率。
人文学科的本性注定了它格外地强调对源头的“寻根”,强化寻根意识,强化古典情结,回归元典。这一点应该体现在课程改革和课程体系设置的理念之中,应该作为课程改革的一个方向和原则。
在“流”这一方面,课程改革不能游离当代的发展潮流,要不断地与当今人文学科的最新进展进行沟通和对话。也就是尽可能及时而充分地让同学们了解到当代人文学科的最前沿性的东西。总起来说,抓好这“两头”的工作,对于人文学科课程改革的健康开展至关重要。
马:真是“三句不离本行”,您对课程改革的分析也体现着辩证思维。再次感谢何老师接受我的访谈。
何教授:谢谢你。我很愿意同你们青年学生、你们年轻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