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事件 杜维明 国内学术界内耗严重

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讲座教授,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教哈佛大学直至退休。

长期致力于阐释儒家经典,同时以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眼光审视儒家传统,力图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复兴中国文化,在国际思想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被公认为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当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之一杜维明近日接受记者采访,对当下成为热点的人文学科抄袭问题、学界一直担忧的人文精神及价值信仰缺失问题等作深度辨析。

杜维明讲中国文化

在哈佛课堂最大

在哈佛,原先杜维明讲授的大都是西方课程,大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向校方提出要开一门儒家伦理的课程。校方怀疑这样的中国课程能不能讲下去———也就是学生能不能听下去?

杜维明开始在普通教室讲儒家伦理,后来学生太多,改在梯形教室上课。学生又坐不下了,改到礼堂上课。又坐不下了,改到哈佛最大的山得斯(Sanders)剧院讲课。

美国学生从小接受个人主义的教育,强调自己是独立的人。如今他们很有兴趣地来听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不那样思考问题,说人是一个个的同心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层层地往外推展开来,影响他人。中国传统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道路,就是这样设定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不是孤立的人,是一个个互为影响的同心圆。

杜维明运送的中国儒家文化,吸引了这么多最有独立思想的、最不受束缚的哈佛学生!偌大一个哈佛,只有杜维明是在山得斯上课的,杜维明的课堂最大,杜维明讲的中国文化的课堂最大。

杜维明左手半插在裤兜里,右手比划着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儒雅而有风度。他的左肩略比右肩高,左眉略比右眉挑。他着力讲话时,脑袋偏向左侧,加上高挑的左眉和高耸的左肩,他整个人就有一种执拗的牛劲,好像偏着头,牛似的全力冲向一个目标。不过他不属牛,他属龙,生在二月。据说二月生的龙,是抬头龙,头是昂扬的。他昂扬的,是中国文化。

杜维明在这么个大厅里上大课,也总要留出一些互动的时间,让学生提问。

杜维明的助教拿来麦克风,走到一个个举手的学生前,让他们对着麦克风讲话。感觉那助教拿的像是接力棒,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要有很多的接力棒……

——摘自陈祖芬《杜维明:中国文化的课堂有多大》

由头

今年4月,哈佛大学为庆祝杜维明70岁生日,专门举办了“华夏世界的展望”学术研讨会。如今,杜维明已从哈佛大学退休,出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对话

“现在国内学术界内耗太厉害,使得很多精力被耗费”

记者(以下简称记):近年来中国文化界出现不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关注的“打假”事件,比如目前仍在发展中、尚未定论的“汪晖抄袭事件”和“朱学勤抄袭事件”。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你提到的具体事件,因为我了解得很片面,基本没有发言权。而且我觉得可能也不信,因为这牵涉的不仅是学术界内部,还有互联网、媒体等各个不同的领域,在国外这种情况很少,学术问题都是在学界内部讨论的,因为比较专业,基本不会演化为公共事件。

但对于人文学科的抄袭等问题,我相信都存在。我们对人文科学的理解和关注太欠缺,学术氛围非常紧张,采用量化标准,每个人都有非常大的压力。即使是一个博士生,如果没有地方发表论文,学位就无法得到,这样,各种不同的杂志势必成为大家争取的对象,也就造成了腐化的可能。人文科学的发展是要给予足够空间的。

如果要使学术界能够有所改变,能够逐渐把不健康的现象清除,就要把它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置于更宽广的学术环境里。有时候,被批判的学者反而是学术界比较有影响的学者,我记得以前有个例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抄袭事件,这件事我认为多多少少是个悲剧,因为据我了解,王铭铭在他所在的领域是非常突出的。这其中是否有非学术的因素纠缠在内?当然要把这些分得很清楚,非常困难。

事实上,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学术研究方向,不同的学派,不同关注点之间健康的交流和互动,现在不存在了。我们的公共领域没有开发好。1985年我在北大上过关于儒家哲学的课,那时候不同观点的学者可以在同一个空间辩论,大家有很多交集,这种情况在纽约、剑桥、巴黎等其他世界各地都是最普遍的情况。

现在国内学术界内耗太厉害,使得很多精力被耗费。这种情况要改变,就是要能够形成一个在公共领域中互相讨论、辩论的氛围,观点不同不会影响友情。这个任务还很艰巨。我希望能向这个方向努力。

记:国内不少专家认为,建立独立的学风调查机制刻不容缓,也有媒体刊发评论,“愿汪晖事件和朱学勤事件共启学术转机”。您如何看待目前国内高校存在的学风监管体制的薄弱问题?

杜:建立独立学风调查机制,其实还是涉及学术界公共性的问题。有一定的公共性,独立调查机制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否则即使有独立调查机制,它起到的积极作用也会很小。

人文学科与理科的学术评价体系不同,理科有量化的指标,有客观评价机制,容易掌握规律。人文学科在写作、出版及社会认可度上都有难度。要达成它的公共性,有更大的困难,但是,公共性,或者叫相对独立的评判是可以建立的。

比如,哈佛大学政治哲学领域的教授罗斯,十年没有出书,他还被升为教授,而且是非常有名的教授,因为他的同事认为,即使一篇演讲或是一篇评论,罗斯都达到了最高学术水准。公共性,就是大家建立一种通过讨论、辩论达成的共识。现在国内的评价机制需要扩大,要有更多人的参与,一个机制不应该完全是一个学校或一个集团来决定。

“一定要出国,一定要到美国最好的大学,观念可以理解,但太狭隘”

记: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日益提高,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中国建设面临怎样的问题?

杜: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所占比重非常大。就经济本身来看,不仅超过日本,而且这段时间能够跟美国相比,可是我们的人均所得,也就是一般人的生活,其实还排在世界140位以下。我们的资源非常丰厚,但是因为平均分配太差,所以一般老百姓生活依然艰苦,这种不公平应该有所改变。

所谓的大国崛起,必定对国际社群进行重组,但是在重组过程中,只靠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绝对不够,还要靠文化力量。文化不是软实力,因为软实力常常是从公关、宣传、广告层面来谈的。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可以用各种不同方法打造我们的品牌,但是背后不能没有核心价值做支撑。

以前我就说过,文化中国资源积累不厚。另外我们应该开发的领域,除了政治、经济领域外,还应该有文学、艺术及各种传统价值领域。我们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可以做到。

现在需要改变的不仅是行为,还要改变态度。中国的现代化历来是一种“学习”文明,而各种不同的对话能形成一种所谓的“对话”文明。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增加知识、汲取智慧,同样也要注重人的素质发展本身。特别对下一代的教育,我不希望用非常狭隘的职业观念来塑造,让他们一定要出国,一定要到美国最好的大学,这个观念可以理解,但是太狭隘,我们要对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给以足够的关怀。

以前有种调查,关于第一流大学的学生,对知识、智慧、权力和金钱所占比重的排列,在很多西方大学,把智慧和知识置于权力和金钱之上。假如我们没有这种理解,以权力、金钱、智慧、知识这种序列,就很有问题。我们年轻人的素质或者视野需要提高。

“开发传统资源的内在价值,可以使我们身心挺立,与他人对话时有所‘本’”

记:近年来,中国学界一直在担忧“人文精神、价值信仰的缺失”,并呼吁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对此您怎么看?

杜:我们除了积累经济资本以外,还要有社会资本。除了科学技术能力以外,还要有文化的能力。除了物质条件以外,还要有精神价值。我们不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无情无理的批判,我常常说以前我们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的糟粕与西方文化中精华的精华相比,这当然会使我们的自信心完全丧失。

现在应该进行平等互惠的对话,这是一种关于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除理性外,应该也发展一种慈悲和同情;除权利外,还有责任;除了自由,还有平等、公正;除了个人尊严,还有社会的整合、和谐。这些都是丰富的传统资源。开发传统资源的内在价值,就是可以使我们的身心挺立,使我们与他人进行互惠交谈时可以有所“本”,也就是有的人所说的主体性。

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应该是知识分子,特别在各个不同领域的精英,比如政府、学界、媒体、企业、宗教等共同的责任。然而,现在很大程度上都商业化、市场化、物质化了,从一个领域本身发不出重要的精神力量。学术界不能,媒体不能,甚至宗教也不能。我觉得最难过的是宗教的市场化,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几千年的历史如何落 实在现在的世界,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记:正如您所说,在这样一个强势的氛围中,大家也在忧虑,不光是对未来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的发展,还有社会心理层面:这个拥有几千年文明的民族要复兴,她所需要塑造的文化认同是什么?

杜:首先要使传统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化为我们的内在价值,而不是通过外来宣传获得;再次,要有宽广的至少是全球性的视野,这一方面是个人修养问题,另一方面是人与社会如何整合、人与自然如何维持和谐的问题。中国传统里有畏天、敬天、祀天的传统。

如果我们不囿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视野宽广,基本的核心价值是能够内化的。再者,也能够使我们不仅向西方学习,向现代化学习,也要向其他民族学习;我们不仅要向过去学习,还要建立未来的记忆。

建立未来记忆是我们现在的任务,我们希望传给下一代以及下下一代的是什么。我们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民族,同时也是飞速发展的民族,由于各种原因,历史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几千年的历史如何落实在现在的世界,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我们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付出的代价非常深刻,比如生态环境的破坏、贫富不均等。还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使我们的社会成了市场社会,而道德理想比如诚信,已成了稀有价值。在儒家传统中,诚信问题最重要。如果没有诚信,经济再发展,社会再安定,也不够。

一起负面事件就可以毁坏整个中国形象,尤其是一罐毒奶粉,不能原谅。《羊城晚报》陈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