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唐十八陵分布图 【唐十八陵之七】建陵
建陵是唐肃宗李亨的陵墓,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咸阳城西北50公里处、礼泉县城东北15公里、海拔783米的武将山南麓,因山为陵。东与九嵕山昭陵遥相对峙,西与梁山之乾陵隔川遥望,北面群山叠嶂,南面是层层梯田和广阔的沃野。
建陵依山为陵。陵园东墙长1524米,北墙长879米,西墙长1373米,南墙长1050米,面积15万平方米。陵墓现存唐关中十八陵中保存最完整、雕凿最细腻石刻。有汾阳王郭子仪、开国公李怀让等陪葬墓。
从建陵的石刻风格来看,普遍较以前唐诸陵体型略小,制造也稍粗疏,与陵墓的比例也不相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由盛而衰的状况。总的来说,建陵是中唐时期帝陵的代表,文物不仅叹为观止,保存也最完好唐代石刻艺术登峰造极之作,建陵石刻当之无愧。
礼泉县境内两座帝王陵寝为世人所知的方式不尽相同。昭陵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的丰功伟绩而闻名后世,流传千古,而作为他子孙后代的唐肃宗李亨则是依靠陵前的石刻艺术享誉四海。
事实上,建陵石刻艺术也的确是现存唐关中十八陵中保存最完整、雕凿最细腻的艺术瑰宝,这都是有据可考的。
站在建陵石刻前,望着被风雨侵蚀、写满岁月印记的华表、翼马、鸵鸟、石狮、翁仲等石刻造像,我此时浮想联翩 。这些石刻虽经风雨侵蚀不负当年光彩,但它们身上应有的神韵却依然能感受得到。特别是翁仲的面部表情、仪态姿容都清晰可见,多瞧几遍仿佛能读懂它们的内心活动。
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决定了建陵石刻的艺术水准和文化价值。我猜想:建陵石刻所用的原材料必定是举全国之力,于四海之内千挑万选而得来的,能工巧匠也一定是经过层层筛选胜出的佼佼者。
材料有了,工匠有了,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些石刻所要承载的东西。如何在这些有限的石刻身上体现尽可能多的内容呢?这是摆在大唐君臣和工匠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成功的石刻作品应该是形神兼备的。
对一个于千万万人中脱颖而出的国手们来说,在形的方面,雕刻的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自然不在话下,而难就难在如何刻画这些石刻的神韵。仅凭工匠个人的理解那是不行的或者说是有局限性的 。当然,这也是大唐王朝所不允许的。
我猜想大唐王朝的君臣肯定是多次召开高层会议,在经过多场激烈研讨后,才艰难达成共识。然后,这些国手们把权贵们的意图和自己对艺术的理解融入到石刻中,完成“神”的塑造。
这些工匠虽于千万万人中挑选而出,虽一生刻石无数,但在完成皇家交办的这项事情上,肯定是慎之又慎的。干好了,既是家族的荣耀,也是个人至高无上的荣光;干不好,这可是要砍头甚至是株连九族的。
他们必然是不敢有丝毫懈怠的,肯定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甚至是超水平的发挥,在这些有限的石刻上承载更多的文化价值、反映时代的全貌、体现最高的艺术水准。
无论怎样,工匠们不敢也不可能自信到只做一个就拿出来交差,他们必定是做了好多个,然后才在其中选择了一个最满意的作品呈上。当然,这还要经过层层严格考核,最后才能呈现在帝王的陵寝前。
工匠是时代的产物,他们的艺术观和技艺水平,既是当时文化思潮的反映,又受时代所局限。所以,我们在欣赏这些石刻时尽可能进行横向的审美,少一点纵向的比较。虽然有些艺术作品纵向看来也是很棒的。
唐肃宗李亨长眠于武将山,带给亲人的是短暂的痛苦和无尽的哀思,但留给后世的却是一座珍贵的艺术宝库。建陵石刻虽历经千年风雨洗礼,却依然岿立在礼泉大地上,为后世唐文化研究提供了实物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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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肃宗李亨(711年-762年5月19日),是唐玄宗第三子,唐朝第七位皇帝(除武则天和殇帝外,756年8月12日—762年5月19日在位)。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九月三日出生在东宫之别殿,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被立为太子。
安史之乱爆发后,与玄宗、杨贵妃仓皇逃往成都,行经马嵬驿,军士哗变杀杨国忠,并逼迫玄宗赐死杨贵妃。马嵬民众拦阻玄宗请留,玄宗不从,李亨留下,同年农历七月十二日即位,尊玄宗为太上皇。
唐肃宗在位仅六年,762年,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杀张后等,拥立太子李豫(即唐代宗),李亨忧惊而死,享年五十二岁。庙号肃宗,谥号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葬建陵。
公元756年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即位,史称肃宗。先后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6月、10月收复京城长安、东都洛阳。唐肃宗曾与回纥兵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致使西安、洛阳遭受很大的破坏。
无论怎么说,肃宗灵武即位,毕竟打出了平叛靖乱的大旗。消息传到叛军占领区,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的抵抗运动,从政治上扭转了玄宗出逃后全国平叛战争的被动局面。肃宗在四海近乎分崩离析的严峻时刻,在灵武举起平叛的大旗,给全国臣民的复兴带来了希望,各地又重新点燃了报国抗敌、誓死与叛军决战的熊熊火焰。这是肃宗灵武自立朝廷的理由,也是他赖以发展的惟一前提。
真实的马嵬驿兵变
太子李亨同亲信密定之后,派李辅国去拉拢陈玄礼,密谋策划以非常手段对付杨国忠,这一行动或许在长安城内就已开始。玄宗避乱出逃,离开京师时的全部队伍约有3000余人,殿后的太子李亨的后队人马就有2000人,其中包括禁军中的精锐部队—飞龙禁军。
他的儿子广平王和建宁王在出逃的队伍中“典亲兵扈从”,这给李亨发动政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说唐前期历次宫廷政变都要煞费苦心地攻占玄武门才能取得成功的话,此番君臣已离宫禁,僻处野外荒郊,利用手中掌握的禁军发动一场政变,已可稳操胜券。
六月十四日,逃亡队伍到达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北23里)。禁军将士因饥疲劳顿,已有不逊怨言。队伍的骚动给暗中操纵与策划兵变的太子李亨提供了绝好时机。
偏又凑巧,杨国忠骑马从驿中出来,被二十几位吐蕃使者拦住,向他陈诉无食,并请示归途。正在这个时候,禁军中有人大声喊叫:“杨国忠与胡虏谋反。”喊声惊动了杨国忠,他见事不妙,拨马想走。有位叫张小敬的骑兵飞射一箭,将他射落马下,布置周密的禁军追到马嵬驿的西门内,把他乱刀砍死,割下首级,挂在驿门之外示众。他的儿子杨暄及韩国夫人也被乱军杀死。
宰相魏方进出面斥责众人,也被一刀砍死。同时闻讯而出的另一位宰相韦见素,被击伤头部,军中有人大叫“勿伤韦相公”,韦见素才侥幸免于祸患。张小敬的飞箭和军中的高喊,提示人们明白,这次兵变事前已做了周密谋划,并确定了明确的攻击目标。不过,杀死杨国忠父子,事变才只是完成了第一步。
玄宗亲自告谕军士,令各归本队,并加以慰劳。嘈杂的禁军队伍集于驿站之外,仍不散去,不时传来刀枪的撞击声。玄宗发现自己的话失去了威力。这时,陈玄礼出面奏道:“杨国忠谋反,众将已把他处决,贵妃尚在左右供奉,请陛下割恩正法。
”玄宗见禁军要挟自己杀死杨贵妃,感到了事态严重,便倚仗回身转入驿内,倾首而立,很久未发一言,神情有些悲怆。他认为:“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的反谋?朕若杀她岂不是累及无辜!”高力士见状,忙上前跪禀:“贵妃确实无罪,但将士们已杀了宰相,贵妃仍在左右,将士岂能自安?请陛下审时度势,将士心安才能确保陛下平安呀!
”玄宗见已无法挽回,无奈之中命高力士传谕,赐贵妃死,同时与她诀别,愿她“善处转生”,贵妃也挥泪揖别,并叮嘱皇上前路保重。就这样,年仅38岁的杨贵妃被缢杀于驿中之佛堂。死后,尚陈尸于天井之中,请禁军将士验明正身。
逼杀杨贵妃,是太子发动马嵬兵变的又一步骤。但令李亨始料不及的是,陈玄礼身为禁军首领,在处死贵妃后,带头向玄宗表示效忠。在诛杨一事上陈玄礼与李亨意见一致,但是他仍然忠于玄宗。这确保了玄宗的人身安全。
因此,太子策划政变虽然意在夺权,但并没有像历史上很多政变一样危及皇帝,应当说,陈玄礼的政治立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嵬之变的结局。这也正是陈玄礼日后追随玄宗入蜀,玄宗不予怪罪,而返长安后却被李亨勒令致仕的真实原因。
李亨一手策划马嵬兵变,诛杀杨氏,矛头已指向了玄宗。玄宗入蜀不可逆转,父子分道扬镳也已势在必行。李亨不可能再随父皇一路西行,只有分兵,另谋发展。所以说:“马嵬涂地,太子不敢西行。”这一点,他们父子心中都很清楚。
玄宗一路艰阻,到达成都时,扈从官吏军士总共1300人,宫女仅24人而已。
与玄宗情况毫无二致,李亨分兵后的境况也极其窘促。旧史中说“太子既北上渡渭,一日百战”,未必真实,但一路之上,草动风吹,仓皇颠沛,惊魂难定,“太子或过时不得食”,当不是夸张。直到顺利抵达朔方军治所灵武,狼狈不堪的太子李亨一行才得以喘息。
建陵陪葬墓之一
郭子仪(697年-781年),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祖籍山西太原,唐代政治家、军事家。郭子仪早年以武举高第入仕从军,积功至九原太守,一直未受重用。
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率军勤王,收复河北、河东,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公元757年,郭子仪与广平王李俶收复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以功加司徒,封代国公。758年,进位中书令。759年,因承担相州兵败之责,被解除兵权,处于闲官。公元762年,太原、绛州兵变,郭子仪被封为汾阳王,出镇绛州,不久又被解除兵权。
公元763年,仆固怀恩勾结吐蕃、回纥入侵,长安失陷。郭子仪被再度启用,任关内副元帅,再次收复长安。公元765年,吐蕃、回纥再度联兵内侵,郭子仪在泾阳单骑说退回纥,并击溃吐蕃,稳住关中。
公元779年,郭子仪被尊为"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781年,郭子仪去世,追赠太师,谥号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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