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与周汝昌比较 我所知道周汝昌冯其庸的主要“纠葛”
周汝昌和冯其庸是“文革”以后在红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两位红学大师,继周汝昌于2012年5月30日去世后,冯其庸也于2017年1月22日去世了。生前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纠葛不清。据笔者所知,主要的有以下三事:
出访美苏“名位”之争
1980年6月16日至20日,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举行。我国原来拟定由俞平伯、周汝昌、冯其庸参加,后因俞先生年事已高,不能成行,改由俞先生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毓罴替补,这样排名改为周汝昌、冯其庸、陈毓罴。
这两种排名都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行前,6月12日《人民日报》刊文标题为《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将在美举行,红学家周汝昌、冯其庸、陈毓罴昨天离京赴会》。然而,就在会议结束回到广州时,当地广播中报道这次会议时,把排名报为:“冯其庸、周汝昌、陈毓罴”。周当即问冯:这是怎么回事?冯答:是广播搞错了。这样一场“误会”冰释了。
1984年12月,由周汝昌、冯其庸、李侃三人应前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邀请,访问了前苏联,任务就是到列宁格勒考察列藏本《石头记》,这次的排名产生了混乱。
《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3辑上刊有李一氓的《题列宁格勒钞本<石头记>》诗(手迹影印件见图),诗前小序中云:“《石头记》清嘉道间钞本,道光中流入俄京。迄今已有百五十年,不为世所知。去冬,周汝昌、冯其庸、李侃三同志亲往目验,认为颇有价值,顷其全书影本,由我驻苏大使馆托张致祥同志携回,喜而赋此。是当急谋付之影印。以饷世之治红学者。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
但是《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3辑上,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名义(实际上是作为所长冯其庸的文章)发表的《影印列宁格勒藏钞本〈石头记〉序》中则云:“1984年12月。冯其庸、周汝昌、李侃三位同志应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副所长宋采夫的邀请,访问了苏联,任务就是到列宁格勒考察这个钞本。
”这时,周、冯的名次巅倒为冯、周。周看了冯送给他“会签”的此稿样时,自然十分不快。因此,周也撰有一《序》,刊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后又撰有《红学七题》,提交1986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红学大会,其中有一题是专门谈及去苏联考察列藏本《石头记》的。
此文后来在香港《南北极》上刊出,周、冯的分歧乃至公开化。这实际上是一次谁是“当代红学第一人”之争。
丰润辽阳“祖籍”之争
上世纪80年代,关于“曹雪芹祖籍”的争论愈演愈烈。以周汝昌为代表的“丰润说“和以冯其庸为代表的”辽阳说”几乎是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炉。
早在1953年,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的“丰润咸宁里”一节中,依据查阅丰润县志,曹寅诗集、清代重要诗文家题咏记序以及史家载记等大量文书档案资料,在原来守常等人提出的“丰润说”的基础上,修正补充,提出“丰润曹氏都是咸宁里人”。
所以“雪芹老家”也该是丰润“咸宁里”。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等所提供的“曹锡远(即曹世远,为曹雪芹的太高祖)正白旗包衣人,来归年份无考”和曹家“世居沈阳地方”等线索,探索出曹氏极大的可能是“辽、沈边氓被俘为奴”的。
“至高祖曹振彦随清兵入关,落户北京。从曹玺作江南(宁)织造监督起,曹家就在南京落了户。雍正五年(1727)家遭巨变,次年返居北京。”这样,就初步勾勒出一幅曹氏行迹图。
周汝昌的曹雪芹祖籍“丰润说”曾得到毛泽东和俞平伯等人的采信。
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之“丰润咸宁里”中还记录了《楝亭诗钞》中曹寅自署“千山曹寅子清”,《楝亭书目》也有“千山曹氏家藏”字样。而《山西通志》《浙江通志》中则有“曹振彦(雪芹的高祖),奉天辽阳人”的记载。
冯其庸结合60年代发现的《五庆堂曹氏宗谱》和1975年吴新雷发现的《上元县志》中有“著籍襄平”等记载,并考证“千山”、“襄平”都是辽阳的代称,从而写成了他的红学代表作《曹雪芹家世新考》,为曹雪芹祖籍“辽阳说”奠定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无论是“丰润说“还是“辽阳说”,都有其“合理性”,但又都有“致命的弱点”。“丰润说”与康熙《江宁府志》、康熙《上元县志》中之“曹玺、字完璧,宋枢密武惠王裔也”,“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曹彬后”能挂上钩,但如何与志中之“著籍襄平”相连接,目前尚缺乏真凭实据。
而“辽阳说”就曹雪芹祖先至少上五世祖曹世选已籍辽东,这是无可争议的,问题是曹雪芹的祖先是何时由何地入辽阳,同样缺乏真凭实据。
笔者进一步认为,这个答案就在曹鼎望所撰的《曹氏重修南北合谱序》中的“至辽阳一籍,阙焉未修,尚属憾事”之中,而这个“阙焉未修”的“辽阳一籍”即是曹雪芹的上世祖曹世选至曹寅一族。因此,“丰润说”和“辽阳说”只是一前一后,并不矛盾。笔者的这一观点在《南京社会科学》披露后,得到周的认同但没有得到冯的响应。
曹沾“墓石”真伪之争
1992年7月31日,《北京日报郊区版》报道了北京市通县张家湾出土了一块“曹公讳沾墓”碑图。曹沾即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因此这块墓碑的出现尤如青埂峰下的“石头”再世再劫,“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轩然大波。
对这块“墓碑”最先关注的也是周汝昌和冯其庸,因为“墓碑”上有“壬午”二字,它涉及到曹雪芹的卒年。
周汝昌对墓碑提出了八个“不合”:石质不合,镌刻不合,工序不合,字体不合,落款不合、文法不合,地点不合,方位不合。他的结论是:“张家湾曹家坟出土‘曹公讳沾墓’碑,漏窦重重,是否真实,大可疑议。”
冯其庸则认为,“‘京郊通县的曹公讳沾墓’碑是一个重大发现,很有研究价值,这块墓碑的可信的程度比较大。”理由是:一、曹家在“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二、曹颙、曹寅都是安葬在通州“祖茔”内;三、曹雪芹的好友敦敏作有《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诗,其中说到的“河干”,当然是指潞河(今名通惠河)之畔。
“曹公讳沾墓”碑之争,其本质乃是曹雪芹卒年之争。因为“碑”上刻有“壬午”二字,冯其庸是力主曹雪芹卒于“壬午”即乾隆二十七年除夕的;而周汝昌力主雪芹卒于“癸未”即乾隆二十八年除夕。对此,笔者不由想起了雪芹在《红楼梦》即《石头记》开卷论及“石头”时的情景:“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诗后便是此石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或可适趣解闷。
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反失落无考”。今者,“堕落”张家湾的石头,虽有许多情节诸如立碑人,立碑年月,“失落无考”,然它“或可适趣解闷”,“记去作奇传”。另外,由于此“石头”真假莫辨,这就应了雪芹自己所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
因此,笔者曾将其“编述历历”,并名其为“张家湾村石头记”,载入拙著《红楼续话》中。再说,冯其庸因为坚持“曹公讳沾墓”碑是真,得到了张家湾当局的奖赏,在那里建了“瓜饭楼”永久居住。
由于周、冯两人的种种纠葛不断,导致后来他们虽然曾同住一幢楼,一个楼上,一个楼下,但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悲夫。
笔者冷眼旁观后认为:他们两人之争,”学术之争"是手段,而”名位之争”是目的。因此,它和蔡元培与胡适的”红学”之争以及胡适与周汝昌的”红学”之争不能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