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有满清亡于民国 清末"卧龙"郑孝胥:终身与民国为敌的大清遗老
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福州人。近代著名政治家、书法家。清光绪八年(1882)中举人,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后晚节不保,1932年任伪满洲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1935年下台。
郑孝胥之得名也,不以书,复不以诗,世独以善书工诗称之,斯固然也。而于清季政事之起伏,固数数预谋,实一政客也。——陈灨一
认贼作父郑孝胥,甘做牛马殷汝耕。——伪满洲国时流传的讽刺郑孝胥和殷汝耕的对联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清廷起用赋闲在家的端方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赴川平息风潮。端方寻思此次入蜀恐怕前景难测,九死一生。面对这飞来横祸,他想到一人,于是数次致电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恳请派这位名士相助,并声称“非赖公毅力熟手,难赴目的”。
端方爱才,盛宣怀也惜才,他非但不放人,更希望将其长留身边,“北京少公不得,湖南想可不往。”可见盛对此人倚重之深。此君不是旁人,正是清末享“卧龙”之誉的闽人郑孝胥。
多才多能
1910年,满族饱学之士金梁曾撰诗一首,赠予郑孝胥,曰:“久闻诸葛大名垂,笔法乃同兵法奇。偶见卧龙一鳞爪,苏龛墨宝海藏诗。”不难看出金对郑之才艺能力极为推服。
不妨先说说郑的才艺。清末诗坛,“同光体”大行其道,郑孝胥便是其中之执牛耳者。诗评大家陈衍评价郑孝胥之诗:“以精思锐笔,清铄而出,故其廉悍沈挚处,较胜于苏(轼)陆(游)。”就连一向自视甚高的晚清大吏张之洞,也不得不叹服郑诗“自明以来皆不能及也”。看来其诗作造诣之高不是盖的。
郑孝胥不仅工诗,而且善书。时人曾点评:“近世书家,已自成体格者,厥惟郑苏龛。其书初学柳诚悬,后参以黄山谷,瘦硬飞舞,有不可一世之概。”一次,张之洞六十大寿,两江总督刘坤一打算送一副寿联。如此千载难逢之雅事,自当由书法名家代笔,而刘大帅心目中的不二人选恰是郑孝胥。
据说辛亥后,郑隐居海藏楼,以鬻字为生,每字值白银十两,且不打折,更无酬宾优惠。而当时在北大、清华做教授,工资也不过二三百两。郑随意两笔,就赶上教授们半个月工资了。
同时,郑的处事能力也丝毫不逊于其才艺。1903年,广西“匪乱蜂起”,岑春煊奏请以四品京官调郑孝胥任广西边防督办。郑深谙“不战屈人之兵”之妙,经过缜密考察,采取要隘设伏、抚慰民众的策略,“自是枭目拥众跳窜边内外者略尽”。
郑孝胥曾言:“办大事者以善用财为第一要着。”1896年,张謇与人合办纱厂。至于如何签订合同,才能避免合资当中出现麻烦纠纷,张拿不定主意,一筹莫展。后来他还是向郑孝胥咨询,郑不仅替他拟稿,还搭上一条妙计,张謇闻之连连点头“称善”。
诗书双绝,能带兵,懂理财,如此全面之素质,也难怪郑孝胥睥睨群伦、顾盼自雄了。
待价而沽
郑孝胥曾对人讲:“吾欲行其志,匪疆吏不为。”其抱负的确不小。然而造化弄人,郑屡屡同平步青云擦肩而过。1897年,张之洞举荐郑出任洋务提调,以便参与维新事业。谁成想戊戌变法百日而夭,郑孝胥空怀一身本领,无处施展。
十年后,恰逢“丁未政潮”,郑孝胥是瞿鸿禨、岑春煊与奕劻、袁世凯两派都极力争取的对象。郑若倒向奕、袁一方,本有望出任东三省巡抚一职,但他对袁素无好感,加之也不看好瞿、岑一派,故选择沉默旁观,其晋升之路就此戛然而止。
官场失意,郑孝胥并非消沉,而是投身于地方立宪运动。1906年底,上海一拨名流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公推郑孝胥为会长,“状元爷”张謇屈居其后为副会长。在郑的主持下,“预备立宪公会”成为全国最大规模的立宪政治团体,其活动搞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
然而,郑之志向岂在组织大家搞立宪?这只是他以退为进、观望时局的权宜之计。到了辛亥年,机会终于来了。1911年,清廷任命郑为湖南按察使。说实话,这职务对郑而言,本无太大吸引力。不过经端方和盛宣怀的运作,朝廷给郑孝胥打包票,只要他走马上任,湖南巡抚一职也会尽快给他落实。
面对如此诱惑,一意仕进的郑孝胥,自然选择了接受。此时,上海各报对郑孝胥意见很大,不断攻击他为政府收买,从立宪派变成清廷的能吏。
高开低走
上任伊始,郑孝胥颇踌躇满志。6月20日,借入朝谢恩之机,郑迫不及待向载沣进言,“痛论借债造路为变法之本策”。或许是觉得郑的建议很给力,“摄政王屡颔,甚悦”。不久,《泰晤士报》也发表社论,认为“中国直省大员中,其办一事或建一言之可称为优美明达而卓然具有政治家之态度者,盖久已寂寂无闻矣。
今何幸而得某大员,抵掌而谈,发挥所见,聆其议论,洵不愧为优美、为明达、为政治家也。此某大员即新任湘藩郑苏戡。”可谓极尽溢美之词。一时间,郑俨然已是扭转颓势的那一棵救命稻草。
10月11日,郑孝胥在京得知武昌起事的消息。12日中午,盛宣怀邀郑孝胥到度支部大臣载泽府第吃饭。郑孝胥向载泽提了四点建议:一、以兵舰速攻武昌;二、保护京汉铁路;三、前敌权宜归一;四、河南速饬戒严,更请暂缓秋操。
当天夜里,郑孝胥得到湖南巡抚余诚格电报,表示已派遣防营往武昌,防止革命党入湘。郑孝胥心绪稍安。
此时的郑孝胥当然不想回湖南,但又牵挂长沙的家眷安危。10月20日,郑孝胥便收到内阁催其上任的通知。10月25日,徘徊再三的郑孝胥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晚上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
也许郑孝胥此生注定无缘做大官。途经上海时便闻长沙已失,道路不通,只好滞留沪上,躲进海藏楼做寓公。显然,若无辛亥革命,郑孝胥仕途将一马平川、飞黄腾达,直至总督开府也并非没有可能。正当官运亨通、炙手可热之际,却被革命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断送一片星光坦途,多情总被无情恼,你说郑孝胥能不窝火吗?然而毕竟已是无位无权,他只得在日记里发泄一下个人的郁闷:
北为乱臣,南为贼子,天下安得不亡。
干名犯义,丧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种族耳,何足以列于世界之人类乎?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今日之谓也。……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
就这样,郑孝胥以前清遗民的姿态迎来数个春秋更替,送走几度寒暑轮回。他看着袁世凯由大总统到洪宪皇帝,再终至众叛亲离、郁郁而亡;也目睹了张勋率领辫子军在紫禁城里上演的复辟丑剧……
终于在1918年1月份的一天,不堪民国乱象的郑孝胥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句:“余与民国乃敌国也。”这或许便为其后半生定下了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