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美美与共 费孝通: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2017-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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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从历史和现实中可以看到,要想处理好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首要的条件应该是各自能够保持一种平和.谦逊的心态,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君子之风"."各

从历史和现实中可以看到,要想处理好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首要的条件应该是各自能够保持一种平和、谦逊的心态,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君子之风"。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是我的心愿。要想实现这几句话,还要走很长的路,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就是各种文明教化的人,不仅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断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比如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欺凌,这些国家的民众,由于受一种被扭曲的心理的影响,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一种是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

目前,这种仇视西方的状况似乎已经酝酿成一股社会潮流。从另一方面说,作为强势文明的发达国家,容易妄自尊大,热衷于搞"传教",一古脑地推销自己的"文明",其实这样做会蒙住自己的耳目,成了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井底之蛙。

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我想我们今天尤其需要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和总结。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

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这就是我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唐朝的时候,国家昌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引起了邻国日本的关注,派人来学习,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他们把唐朝好的东西带回去,丰富了自己的文化。这段历史表明,当时的日本人是很有"鉴赏力"的,善于"美人之美",因此获得了很多文化资源,达到了"双赢"的结果。

当今地球上的人类,应该比古代人具有更广阔的胸怀、更远大的目光,对于不同文化有更高的鉴赏力,拥有一个与不同文明和睦相处的良好心态。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留下了许多包含了深刻哲理的宝贵经验。比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的是人们"不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要求人们"应该做什么";又如"修己而不责人"、"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这样的格言,都包含了克己、忍耐、收敛的意思。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形成的漫长岁月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人特有的一套哲学思想。

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从现在起就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场深刻大变革,它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相抵触。

在这场变革中,一定会因为不被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特别是当触动到某些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当我们看到人类前进的步伐已经迈上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和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的紧要关头,这些抵制和攻击又算得了什么。

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承担起文化自觉的责任

"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 ",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 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

"文化自觉"这个概念,表达了我的一个愿望,我一直想认识的中国文化的特点。要认识和把握自己的文化特点,就要考察我们文化中的"天人观"的独特性及对世界上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处可能有什么贡献。西方的"天人对立论"在当今世界上与利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结合,对全球的大众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

从以往的历史看,这种观点曾在西方文化取得世界文化领先地位的事业中立过功,在许多非西方民族的现代化建设中也曾起推动作用。

但是到了目前,我担心它走上了另外 一个方向,如导致生态问题和文化关系的紧张等。我认为西方文化在强调人利用自然这一点上是有别于东方文化的,这个差别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天人合一"传统的重要性。

在21世纪里,那种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西方中心的"天人对立论",有必要也有可能得到纠正,而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的研究者要承担起自己的新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