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 《解放日报》原总编辑忆 “上海的中南海”里的张春桥与姚文元
左起: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和江青
“上海的中南海”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名义上是在华山路上的海格大楼(现为上海宾馆),然而,指挥部的最高层首长却并不在海格大楼办公,而是在康平路65号。从第一书记到各位分管工、农、商、学、兵、文的书记,还有候补书记,吃、住、办公、家属,都在里面。
所以,上海市康平路65号被上海市民称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又称为“上海的中南海”。这里是上海党政领导机关的最高首脑办公兼居住之地。上海最重要的决策与指令都出自这里,上海与中央联系的发端也在这里。
张春桥如何加强其讲话的预言性和权威性
“文革”开始后,因为我在《解放日报》社工作,所以得以经常出入康平路65号。在上海市党章修改小组工作的那段时间,每天去那里上班、下班,中饭、晚饭都在小会议室边上的食堂吃。最多的是去小会议室开会。
去小会议室开会,主要是列席市革委会常委会议以及革委会副主任召集的分管的有关口(如工、农、商、科、教)、有关部、委、办的会议;出席宣传口的会议;出席市主要新闻单位(两报一刊——《解放日报》、《文汇报》、《支部生活》。后《支部生活》奉张春桥之命停刊。因为毛泽东每天要看上海两报,张春桥与姚文元要重点抓好两报宣传)会议。
会议的主持者,最高规格是张春桥、姚文元一起出场,有时只有张春桥一人出席,姚文元单独出席的极少。会议多数情况是由分管某口工作的副主任主持。张春桥、姚文元一般自己不主持会议。
一般是在到了约定的开会时间,其他出席人员都到齐,约五分钟后,一辆大红旗轿车开入65号院内,从车上先后走下张春桥与姚文元。车是由兴国宾馆(当时叫兴国路招待所)开出的,距离不过两、三公里,车程不过七、八分钟。兴国宾馆是“文革”中张、姚来沪时的主要办公与居住场所。
张春桥参加小会议室会议时,一般是入座后,先同全体与会者打一声招呼或寒暄一两句。这样可活跃气氛,然后他就不响了。
听汇报,这是张、姚来上海的主要任务之一。他们要听取上海各方面、各阶层的情况和动向,以便向毛泽东汇报并做指导上海工作的依据。在听汇报过程中,他有时发一句问,有时插话,表示不同意见。如在一次财贸系统负责人会议上,汇报到中百一店卖的牙膏中有薄荷味的,苹果味的,香蕉味的,张春桥插话说:“牙膏又不是吃的,何必用这么多水果味?”有人汇报静安区筹备成立区革委会不顺利时,张插话七个字:“静安不静也不安。”在汇报到上海郊区农村赤脚医生时,张春桥打断汇报说:“中国历来有两种职业最受老百姓尊敬与欢迎,一是教师,二是医生。”有时他打断别人的话,对一些人或事提出严厉批评。
在汇报完毕后,张春桥一般对某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有许多看法,实际上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动向的最新指示、意见,但张春桥多不明言是毛泽东讲的。只有在过了一段报上公开了,他才细说毛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这就加强了张讲话的预言性、权威性。给人感觉,张和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使人对张的话不敢等闲视之。
在两报负责人会议上,张、姚又经常故意透露一些他们同毛泽东接触的情况。我印象最深的是说1966年12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陪毛泽东吃面,大家餐间举面碗祝毛泽东健康长寿,毛则回祝了一句:“祝全国全面的内战!”
一次,张春桥透露,毛泽东给一位侨居国外的湖南老同学送菜。这位老同学由国外来京,住在宾馆里,毛让人给他送去湖南的通心菜,以表叙旧之情。有一次姚文元说,毛泽东平日吃饭用粗瓷碗,经常吃一些杂粮、山芋之类粗食。关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属国家机密,张、姚一般不说,但有一次会上张春桥无意透出一句:“毕竟年纪大了,精力总归有些分散了。”
对姚文元“‘文化大革命’真是……”的猜测
1968年春,《解放日报》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一天夜里我去康平路65号小礼堂开会,是两报一刊负责人会议(那时《支部生活》还未停刊)。张、姚照例乘大红旗轿车与会。进来落座时,张春桥居中,姚文元居张左,徐景贤居张右。因与会人很少,我们三位报人就都坐在第一排,离主席桌只有一米多距离,而我的位子正好在与姚文元面对面。我对着姚文元看了一眼,没有讲话,把一个《解放日报》最小的牛皮信封伸手放在他的桌子上。
信封里封的是他在《解放日报》文艺部工作时,由报社后勤部门给他办的一张公交车月票卡,上面贴有他的一寸照片。他当时还兼任编委,但从1965年就去写批“海瑞罢官”等文章,报社不来了。“文革”中总编室清理他的台子,收回一些文件,把他的月票卡留在抽屉里。后来,总编室的朱幼荪想想不妥,因为弄不好就被说成是收集、扩散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已经有人因传阅江青三十年代的照片而挨整了。朱就把它交给我。我得知这次会议姚出席,就随手带来了。
姚文元把信封拉过去,但没有当场拆开,而是放了他的文件夹旁边。他对我点头直视了几秒钟,面带笑容。忽然张大嘴巴,挤出了半句话:“没有想到,这次‘文化大革命’真是……”姚文元一向不擅讲话,又沉默了几分钟。接着,徐景贤宣布会议开始。
“真是……”后面的话是什么?我在会后回报社的车子里揣摩。一、“真是巧得很”。姚文元于1962年由《解放》杂志社调解放日报社,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我同他在一个办公室,在一个方型的大写字台两边,面对面而坐。后来他因生肝炎,先住医院隔离病房治疗,后又去青岛休养。再后,又抽到市委写作班去写批“海端罢官”、“三家村”的文章去。阔别五载,忽然又在这个春天的晚上相对而坐了。岂不是真巧得很吗?二、“真是锻炼人”。1962年,我还是报社编辑部的一个“后生”,五年后的今天,居然成了《解放日报》的总编辑了。这岂不是“‘文化革命’真是锻炼人”么!姚文元话说了半句而没有说完,是因感慨而受阻了。
1963年姚文元从中山故居搬家出来时,我曾去香山路看他。当时我曾对姚文元说,老同志纷纷调离,很有些感慨系之。姚后来写过一封信给我,信上说:工作好比挑担子,开头挑得少,后来逐渐挑得多,这是一个锻炼过程。暗示,老同志逐渐走了,是挑更重的担子去了;青年人要准备着逐渐挑起老同志留下的重挑。以此为据,我对他的“真是”后面的未出之言,自觉揣度得是八、九不离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