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叛徒”与党员身份之谜

从1964年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中共中央许多重大文件和文章都出自张春桥之笔或经其重要修改,包括〈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评“三家村”〉、〈五一六通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等等。连家喻户晓的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也由张起草修改。集中反映文革理论的中共九大报告,原先由陈伯达起草,后毛决定交给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中共十大报告也是张主持写成。

张春桥和姚文元在1967年2月最早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理论,11月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完整理论。他们还提出了教育战线“两个估计”和“全面专政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文革典型理论。因此1975年上海“四人帮”党羽提出“张春桥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是有所本的1。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从未见到毛泽东比较严厉地批评张春桥。

另一方面,张春桥与姚文元、王洪文等文革新贵不同,有着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资历,是个延安出来的老干部,而且从基层提升起来,历经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员,延安陕北公学宣传科科长,《晋察冀日报》总编辑2,石家庄市委秘书长,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务。1917年出生的他,文革中五十来岁,年龄又较七十岁以上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等有合适的差距。

以上种种因素,使得毛泽东曾经几次考虑过把张春桥作为接班人。一次,毛与林彪谈到林之后谁接班的问题,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引起了林的极大疑虑。周恩来逝世后,1976年春,毛考虑接班人时,又想过张春桥。

毛泽东为甚么最终没有选择张春桥作为接班人?张的历史问题是一个致命弱点,而且在文革后期的高层激烈斗争中成为一个隐秘焦点,至今仍然是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

1967年4月,上海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狂飙。各路反张群众组织的武器,就是张春桥曾经是“叛徒”的历史,以及他1930年代以“狄克”为笔名写文章攻击鲁迅。

1971年,林彪集团在〈“571工程”纪要〉里明明白白地写道:“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虽然中央当作罪证发文时加了个注脚:“这是林彪一伙对张春桥同志的造谣污蔑和陷害。”3但并没有说明根据,反而等于把张的“叛徒”问题昭示天下。因此,当时中央就有人提出不要这样印发,但毛泽东不知出于甚么考虑,执意要这样做。

1973年4月9日,刚复出的邓小平、卓琳夫妇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看望周恩来。这是时隔七年之后两家人的第一次会面。周恩来首先说的话,就是“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又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4

1974年12月26日,周恩来在长沙与毛泽东单独谈话,周说,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只表示已经知道了5。

1975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对王海容、唐闻生说:我恐怕不久于人世了。有件心事总放不下,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张春桥两人历史上都是叛徒。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让我看的。你们可以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他们可以证实江青、张春桥是叛徒。他还说,这事他在延安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但一直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王、唐把此事告诉了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6。

同年12月,奄奄一息的康生突然提出要到医院去看望同样久病不起的周恩来。救护车开进院子,躺在担架车上的康生吸着氧、输着液,挣扎着与周恩来单独在房间密谈了一个小时7。偶尔进去的医护人员听到,他们在谈论江青、张春桥的叛徒历史。康生要周和他一起写报告给毛泽东,周认为康生作为中央副主席,完全可以单独给毛写报告8。

1976年4月下旬,江青听闻康生生前有此举动,找章含之问情况。4月25日章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康生揭发江、张历史问题的报告。5月13日,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章含之和她的丈夫、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把所有情况向中央五人小组汇报。5月17日,乔、章向包括张春桥在内的五人小组当面汇报了康生的揭发情况。江青在乔、章写的材料上批示:“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又表示自己要“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9但张春桥没有写一个字。

7月下旬,江青说有要紧的事,毛派张玉凤去听。江说:钓鱼台八楼那个人(指康生)已经好几次不省人事了,病得不行了还整我,说我历史有问题,是叛徒。张回来向毛汇报后,毛没说话,只点点头10。

江、张历史问题的地雷直到粉碎“四人帮”才爆炸。行动前夕,华国锋问汪东兴,如何整理“四人帮”专案材料?汪胸有成竹地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了,一查档案就可以解决。10月7日,即隔离“四人帮”后的第二天,华国锋给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写了一张条子,要他去中央组织部调走了“四人帮”的绝密历史档案。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王张江姚专案组编写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指出:“根据大量的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份子”,主要依据是:“在济南正谊中学充当国民党特务”,“一九三三年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一九三五年到上海,在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疯狂反对鲁迅”,“伪造入党历史”11。

但是,材料并未能证实“叛徒”说法──因为张春桥从来没有被捕过。这些虽然只是文革前的个人历史问题,但是,在文革那个依靠专案定性的时代,就成为可以左右接班人决策、改变国家历史的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张的历史问题进行一番考证。

二 关于“一九三三年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

1933年,张春桥十六岁,在济南正谊中学(今济南艺术中学,又名济南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读二年级,结识了一批文友。来往较多的有马吉峰(又名马蜂)、吴稚声、王大同、丁里(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常常在一起谈论文学创作。大明湖畔,秋柳亭里,是他们流连忘返的处所。

春夏之际,济南高级中学一个叫李树慈的学生找到张春桥,要发起一个文学组织“华蒂社”,“华蒂”,即英文"WHAT"。上海《文学》月刊1934年7月号(一周年纪念号)上报导这个组织的情况说:“华蒂社: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蜂、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的人。”“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张春桥在《华蒂》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创刊号的〈银玲〉、第二期(一卷二期)的〈秋〉12。

“华蒂社”到底是个甚么性质的组织?1976年11月13日,李树慈这样交代13: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改为复兴社。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目是秦启荣、黄僖棠。〔一九〕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饵,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

复兴社给我的任务是:利用编这个所谓文艺刊物,为国民党反动派跟共产党争夺青年,抵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通过分发、推销《华蒂》刊物,跟学生联系交往,探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情况,为复兴社提供情报。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份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璋参加“华蒂社”。张还模仿被鲁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种人”的情调,给《华蒂》刊物写了五、六篇稿子。他还拿着《华蒂》刊物到各学校去分发、推销。

复兴社,全名“中华民族复兴社”,又称“蓝衣社”,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系特务组织。那么,张春桥是否知道和参加了复兴社?1955年11月20日,李树慈向中央戏剧学院组织交代通过“华蒂社”发展复兴社成员问题时,曾说:“我记得曾要金灿然发展朱羲玉、余文明等发展张春桥。但他们是否参加了,我现在记不清楚,不能肯定。朱羲玉参加的可能性大些。”14无论张春桥是否参加过复兴社,他后来对“华蒂社”受复兴社操纵的背景是清楚了。1944年,张春桥向党组织交代说15:

还认识一个叫李树慈的,他组织一个文学团体叫“华蒂社”,据说是“WHAT”的意思,后来听说他是蓝衣社,“华蒂”就是“中华法西斯蒂”,前此,我曾给他的刊物写过文章(内容记得是写〔19〕31年大水灾的),以后就不敢来往了。

张春桥并没有把自己是“华蒂社”发起人的详情和盘托出。1956年,当上海市委核查他的历史,问到“华蒂社”问题时,他才比较详细地交代16:

时间是一九三三年,我在初中读书时,已经记不起是甚么人介绍的了,认识了李树慈(束丝是他的笔名)。他办《华蒂》月刊的时候,曾经约一些当时的文学青年写稿,我也是被邀的一个,并且给他们写了一篇稿子,内容是写鲁西水灾的,据我记得这篇文章并没有错误,因为一九三七年我还想把他〔它〕收集在一本小册子里加以出版。当时我的政治觉悟虽然不高,但对国民党是没有甚么好感的。我在自传里已经写了当时我的思想情况。不过,现在看来,我当时对李树慈这样的人也没有恶感,以为他也是一个文学青年。

不久,我就听到传闻说李树慈是蓝衣社份子,感到给他写稿是上当,就不和李树慈往来了。

过去我一直没有把它当作我的一个甚么问题。这说明我对这个问题是不够严肃的。

在1930年代复杂的社会中,十五六岁的青年学生初涉世事,并不能决定他们以后的道路和命运。如前面说到的金灿然,1938年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马列学院研究历史,任范文澜的助手,参加编写了著名的《中国通史简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在文革中遭受迫害,1972年含冤而逝。然而,即使在文革中给他扣上的种种罪名里,也没有“特务”这一项。

同样作为“华蒂社”发起人,同样到延安参加革命,同样任新中国建国之初新闻出版事业负责人之一的张春桥,在文革中却变成了残酷打击当年文友和同志的元凶。可见历史要盖棺论定,并不在早年一时一事。

三 关于“从事文化特务活动”、“疯狂反对鲁迅”

1935年下半年,中共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以周扬、夏衍等人为主的党内领导者,认识到左翼作家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于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了新的“中国文艺家协会”。而鲁迅对此产生抵制情绪,表示“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甚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17。“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份子,是最欢迎的了。”“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恨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甚么话!”18

1936年,争论已经公开化。6月7日,周扬发表〈关于国防文学〉文章,批评关门主义和宗派情绪。8月15日,冯雪峰替鲁迅拟稿,经鲁迅修改和增补,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进一步明确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并猛烈抨击“国防文学”。张春桥一开始就坚决地支持代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党组织的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于1936年3月15日以“狄克”为笔名在《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了一篇批评《八月的乡村》的文章,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鲁迅于4月16日写出〈三月的租界〉,予以反驳19。当时像这种争论举不胜举,张文显然是紧跟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党组织的行为,他后来到了延安仍然坚持认为这是追随“党的方针”。鲁迅当时也没有视为敌我之争,说:“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20

刚粉碎“四人帮”,周扬尚未解放时,《人民日报》的文章这样说到张春桥和鲁迅的关系21:

就是这个张春桥,在三十年代竭力推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跟周扬等“四条汉子”一起,充当“围剿”鲁迅的急先锋,充当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一条叭儿狗。他在反动的《大晚报》上,化名“狄克”,抛出黑文章,攻击鲁迅“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其目的就是要挟鲁迅向他们的“国防文学底路线”屈服,向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屈服。

当时,在一些左翼作家和鲁迅的论争中,比张春桥文章激烈得多,争论问题大得多,被鲁迅斥为“昏蛋”的,大有人在。显然,狄克文章的背景和影响,当时并没有被人当作一回事。因此,张春桥仍然继续在进步文化界中积极地参与活动,“狄克”的笔名也继续多次使用。

至于张文发表在国民党特务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也不能说张受其指使“从事文化特务活动”。当时崔万秋的公开身份是进步作家和报刊编辑,秘密特务身份只有国民党特务中极少数人知道,因此,一些进步作家与他来往,在他主编的副刊上发表文章不足为奇。“国防文学”的口号最早就是周扬1934年10月27日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提出22。张春桥一到上海,就结识了崔万秋,并积极为《大晚报》写稿,换取稿酬。这一时期,《大晚报》是他发表文章最多的报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