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达后代 第406回:追凶手 浙江省军区被封说“兵变” 许光达会后被关

第406回:追凶手,浙江省军区被封 说“兵变”,许光达会后被关

真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月14日,昆明群众在周恩来的艰难劝说下刚刚撤离昆明军区,1月15日下午17时,浙江省85个群众组织采取联合行动,封闭了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大楼。同日,另一部分造反派又以要省军区文工团26名演员回省歌舞团参加文化大革命为由,进入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大院。

学生们在传单中引用《解放军报》社论:“在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事实证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军队内部不仅存在,而且是尖锐的、复杂的。”“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搞彻底,这一点是共同的,毫无疑义的,决不能借口军队情况特殊,而有丝毫的动摇!

”他们在传单中指责浙江省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窝藏黑材料、隐藏走资派、包庇杀人凶手、纵容杭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践踏《十六条》、挑动解放军斗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最后说:“难道这样的司令部不该火烧吗?这样的司令部不该炮轰吗?这样的当权派不该揪出吗?这样的当权派不该打倒吗?就是要把他们一个个揪出!一个个打倒!”

原来,1966年12月23日深夜,“浙江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组织1000余人为追查省委存放在浙江省军区内的“黑材料”,在“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的策划支持下,冲进了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大院。

第二天,12月24日,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为了寻找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陈伟达也来到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大院。

25日,浙江省军区司令员龙潜带领数十人到司令部大院接见浙江大学的红卫兵。龙潜不承认陈伟达在省军区,同时指出:上级有指示,不得冲击军事机关,浙江大学红卫兵的做法是错误的。为此,浙江大学派出张根生等6名学生赴北京向中央军委反映情况,状告浙江省军区窝藏黑材料,窝藏当权派。

27日,南京军区政委杜平电报向林彪报告浙江省军区与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情况,当天下午17时30分,林彪指示:

要把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该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和革命学生的团结。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愈躲愈压愈糟糕。

(二)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的要坦率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不正确的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上要做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绝不能粗暴,发脾气。

当天,毛泽东在《林彪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上批示:

林彪同志,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1966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

1966.12.29;中发[66]622号

毛主席的批示:

林彪同志:

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机关去。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12月30日,《浙江日报》社被“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联合省内外22个造反组织查封。这天,浙江大学张根生等6人也到达北京。

1967年1月2日,南京军区政委杜平给浙江省军区打来电话:“浙江大学张根生等6人,去年12月30日到达北京,向中央军委告浙江省军区政委龙潜的状,说龙潜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窝藏省委黑材料和省委负责同志等,军委答复三条:一、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揭浙江省军区的问题我们欢迎;二、浙江省军区有错误就要认真检查;三、责成南京军区派人到浙江省军区共同商量解决问题。”

1月7日,杭州街头贴出龙潜、张秀龙窝藏杀人凶手张进沪、杨春生的大字报。

张进沪,时为杭四中学生,是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的儿子。在1966年8月30日,他和一些学生在“破四旧”时,将杭州四中一教师的妻子和岳母打死。至1967年初,在造反派的一次集会上,死者家属哭诉了此事,愤怒的群众来到浙江省军区,要求张秀龙交出其作为杀人凶手的儿子。张秀龙不同意,事态扩大,最终群众冲进了浙江省军区。

1月13日,杭州市学生和群众数百人再次到军区政治部大院,强烈要求张秀龙交出杀人犯法的儿子张进沪。13日下午,张秀龙被群众抓走,龙潜忙命令部队去抢回来。

1月14日,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一下达,浙江省军区马上通知司令部大门口拦住,不准学生出去。

14日,杭州市8名红卫兵在军区117医院绝食,要求见阮贤榜副司令员。晚上,“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数十个群众组织,到省军区司令部大院,要求交出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和副参谋长杨信的儿子张进沪、杨春生。到了15日下午,终于发生了群众封闭省军区司令部大楼的事件。

北京,海军机关造反派“海军红色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总”,在海军机关贴出了关于贺龙搞“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他们还油印了许多“战报”。1月15日,装甲兵司令部机关的造反派到海军司令部调查,核实贺龙和装甲兵司令许光达、海军政委苏振华等人在“二月兵变”中是否有联系。

这天,万寿路的海军司令部大院,“海军红色造反联合司令部”揪斗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他们把军大衣的白色里子翻过来,穿在苏振华的身上,然后围成一个大圈,将苏振华置于中间,挥舞拳头、喊着口号要他交代问题。

第二天,1月16日,装甲兵机关一个造反派在装甲兵司令部大院内贴出了一张从海军司令部“红联总”那里传抄来的大字报,说贺龙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这张大字报顿时在装甲兵大院引起了轰动,许多人看了大字报后,不相信,特别是“东风”、“革造”和“烈火兵团”等群众组织更是如此。“烈火兵团”的王宝湖、屈景富询问贴大字报的人:“你们的消息是哪里来的?”

贴大字报的人回答说:“是海军‘红联总’说的。”

这天,正在住院的许光达回装甲兵司令部主持一个会议。晚饭过后,他正准备回医院,突然跑来一些机关干部和军校的学员,其中一个小青年喊道:“许光达,走,到办公室回答问题去。”说着,就将许光达拉走了。

许光达跟这一群人刚走,又来了一伙人闯进许光达的家中,为首的竟是他的生活秘书陈志文。一进门,陈志文就直奔许光达书房,打开保险柜,哗啦哗啦地把里面的东西全翻了出来。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又开始翻许光达的写字台、书柜,还是一无所获。后来,他又冲进其他房间,仍然没有搜出什么,就把许光达爱人邹靖华卧室里的一石膏仕女像给砸碎了,说是砸“四旧”。

之后,陈志文直接找到邹靖华说出来意:“把‘二月兵变’的黑名单交出来!”

邹靖华这才明白他们要找什么。原来,这天下午,李作鹏在海军机关对军队院校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及各总部群众代表讲话时说到:“贺龙要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总参谋长,还有王尚荣、廖汉生、黄新亭……”这些人听见风声,便行动起来了。

邹靖华心里那个气呀,她不客气的说:“你是秘书,你都知道,还用问别人?!”

陈志文没办法,让其他人继续寻找,依然没有找到名单,却抄出了一面日本旗,他们如获至宝,说这是许光达叛国投敌的罪证。其实,这是许光达在抗日战争中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

再说许光达,他跟着那些人并没有去办公室,而是被带到装甲兵俱乐部。进去后,发现已经有好多人坐在那里,其中有装甲兵所属院校的学员,还有解放军三总部的群众代表,装甲兵机关大院里的人当然更是来了不少。俱乐部的气氛相当严肃,谁也不敢高声说话。一排戴着红袖章的军校学员坐在主席台上,手里都拿着《毛主席语录》。他们见许光达进来后,其中一人对他大声说道:

“许光达,你知道我们要你回答的问题吗?主要有三个:一、你交代‘二月兵变’的阴谋、篡夺总参谋长职权的罪行;二、你鼓吹‘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是反对突出政治,是资产阶级军事观点;三、听说你有三个老婆,除了北京的一个,老家还有两个,这是犯重婚罪。”

许光达平静地扫视了一下全场,义正词严地说:“好吧,我现在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你们说的‘二月兵变’,我不清楚。谁都知道,如果搞‘兵变’,那是要掉脑袋的,我跟贺龙搞‘兵变’,我把脑袋挂在裤带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而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这个买卖太不划算,亏本的买卖我不干。”

会场上有人笑了,也有人在大声地质问么。关于许光达有3个老婆之说,因为纯属无稽之谈,不了了之。会场吵吵闹闹,主持人也让许光达问得张口结舌。只好散会,但是将许光达关押起来,没让他再去医院。

1月14日,陈伯达给毛泽东送审一篇文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陈伯达在送审文稿上写道:“王力和关锋两同志给《红旗》写了一篇评论,请顺阅!”毛泽东当天即在文稿上批示:“伯达同志:写得很好。”这篇文章于1月16日发表在《红旗》杂志第二期。

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1月16日的中央碰头会在怀仁堂召开,周恩来主持。后来转到人民大会堂118室继续进行,由毛泽东主持。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

说到各地的夺权,毛泽东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1000多人,今年1月上旬100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对上海耿金章推荐张春桥、姚文元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做法,他很欣赏,说:“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

他再次表示了对“接管”的赞同:“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这天,周恩来在接见石油系统职工造反联络总站和北京石油学院的代表时,表态支持夺权。他对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的代表说:“你们夺权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夺权的指导思想不纯洁。”

“考虑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新的联合委员会就叫‘大庆公社’也未尝不可。我不强加于你们。总之,要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掌握石油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个联合声明,把全石油系统领导权夺过来。”

他说:“联合委员会要有联合总站,部里的造反派,大庆公社和大专院校方面,可以提以下几点:第一、几方面发表联合宣言,接管文化革命的领导权。第二、大庆这面红旗不能倒。过去生产受了影响,是能搞好。第三、文化革命要夺领导权,生产还是监督好。”

周恩来对双方代表说:“回去后要消除对立情绪。‘大庆公社’总的方向符合中央精神,缺点是没有商量,太急躁了。”同时他对“职工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说:“你们要照顾大局,不要再发联合声明了。和人家对立不好,生产还是监督,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可以拿过来。”

这时,石油工业部领导康世恩、唐克、张定一、孙晓风、吴星锋、任成玉等人进入接待室。周恩来对他们说:“双方讨论了一下,我们认为‘大庆公社’的大方向是对的。石油工业部领导文化大革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严重错误,甚至还有些罪行。‘大庆公社’提出接管文化革命的领导权,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应该夺。”

他对康世恩等人说:“生产你们管,生产任务出了问题,还得找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