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全唐诗误收 《全唐诗重出误收考》

    历代纂修的总集,稿成后总有许多遗憾之处,如宋初诏修的《文苑英华》,不久就责令要重加编录。《宋会要辑稿》五五册《勘书》条载:“景德四年(1007)八月,诏三馆秘阁校理分校文苑英华,.

.....以前所编次未精,遂令文臣择古贤文章,重加编录,芟繁初阙,换易之。”这距以前初稿完成之雍熙三年(987)仅仅十年,就须“芟繁补阙”,即芟除重复,补收漏缺。但这项工作持续了近二百年,直到南宋嘉泰四年(1204),由周必大,彭叔夏再做校订始成。

周必大在《文苑英华序》中指出:“(英华)虽秘阁有本,然舛误不可读。......原修书时,历年颇多,非出一手。丛脞重复,首尾冲决。

一诗或指为二,二诗或合为一,姓氏差互,先后颠倒,不可胜计”。见《文忠集》卷五五《平园续稿》卷一二。据此可知,丛脞重复是该书原编的主要失误,也是历代纂修总集之通病。至清代,对汇编总集的准则,有更为明确的认识。

四库馆臣曾说:“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并特别强调这两项:“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

网罗放佚即辑佚,意在求全;删汰繁芜即芟除重复,意在去伪存真。当纂修一代总集时,这两项工作谈起来容易,做起来是极其艰难的,正如章学诚所言:“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所以,“巨编鸿制,不能无所疏漏,亦其势也”。见《校雠通义》卷一。

    清康熙御定《全唐诗》在这两点上都有明显的失误。关于辑佚,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估计,据已发表的唐诗补遗专著和现存各类典籍中保存的唐诗情况,可辑录的佚诗,当在八千首以上,作者可增八百余人。

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56期《全唐诗的缺憾和全唐五代诗的编纂》。关于重出、误收,现经查核,发现重出诗3157首、句153则,误收非唐人诗863首、句25则;尚不包括卷一○至二九郊庙乐章及乐府歌诗又重出于作家本集中的互见诗2838首、若再加上,则《全唐诗》重出误收总计达6858首、句178则,涉及906家,尚不包括误收诗中的北周弘执恭,隋薛道衡,唐释玄逵,宋何蒙、王禹偁、刘宾、程俱、王安石、朱熹、姜夔、罗大经、周端臣,元萨都刺、虞集、丁鹤年,明戴表元、史瑾、刘崧、张以宁、汪广洋等作家。

这个总计数字,在目前看依然是保守的,在戴叔伦、殷尧藩、唐彦谦等卷中,现还有怀疑为非唐人之作,约一百余首,只是尚无确凿的证据而已。仅从辑佚、重出、误收的情况看,唐诗总集之新编势在必然。

    《全唐诗》中之重出误收,多为千年来钞写传刻辗转积累所致,有些篇章前人已经甄辩,尤其是明末胡震亨《唐音统签》中,做了大量的互注。但扬州诗局编臣,迫于王命,匆遽草率,未及遑暇,是至今编纂总集可以引为教训者。

1989年,国内新编唐诗总集之议起,予不敏,曾参预了凡例、工作细则、样稿的草拟,深感新编所涉及到的问题颇为复杂。1990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傅璇琮先生约予,意欲将《全唐诗》中重出误收之作系统全面梳理,作为当代唐诗学研究课题之一。

予不揣拙陋,慨然应命。从1991年春节后初二日起,即埋头书案,排比事实,钩沉稽异,晨夕笔楮间,以每解一疑为乐,几忘世事。至1992年秋间草成,无一日虚度也。然唐代典册,甚为浩繁,秘阁之籍,多有未窥;而以一己之力,欲匡唐集千年传刻歧互之讹,实不自量也。疏漏之处,幸海内外硕学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