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科鲽鱼计划论张新科《鲽鱼计划》的叙事艺术

201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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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摘要:张新科的<鲽鱼计划>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小说.作品将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和限知叙事相结合,逼真地讲述了一段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外国工程师被绑架,

摘要:张新科的《鲽鱼计划》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小说。作品将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和限知叙事相结合,逼真地讲述了一段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外国工程师被绑架,众多力量角逐,最终共产党游击队以生命为代价将其成功营救的故事。隐喻的使用,使作品内蕴深沉;倒叙、顺叙、插叙等手法的应用,拓展了小说的时空;作品叙事语言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关键词:张新科《鲽鱼计划》叙事艺术

张新科的长篇小说《鲽鱼计划》首次发表于大型文学期刊《十月》的2015年第1期,随后在2016年1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单行本。这部小说在应用侦探小说技巧的同时,有自己独特的叙事艺术。本文将从叙事视角的自由转换、隐喻的巧妙应用、叙事时空的扩展和叙事语言的地方特色四个方面来分析《鲽鱼计划》的叙述艺术。

一、叙事视角的自由转换

英国文学批评家帕西·拉伯克说:“在小说技巧中,我把视角问题……看作最复杂的方法问题。”{1}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几乎叙事作品的所有要素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叙事视角相关。”{2}《鲽鱼计划》讲述的是日本间谍针对巩县兵工厂的阴谋破坏和抗日游击队在其他各路人马搅局的复杂环境中与其进行殊死较量的故事。

作为一部抗战历史题材的小说,《鲽鱼计划》通篇采用第三人称叙事,但并没有一直采用全知叙事或者限知叙事,而是根据表达主题、塑造人物的需要,在两种视角间自由转换。

全知视角是《鲽鱼计划》主要的叙事视角,这种视角的主要特征是“叙述者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3},可以一会儿将焦点集中在这个人物身上,一会儿又关注另一个人物,使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事件的整个过程以及众多人物的性格特征。

在《鲽鱼计划》的序言中,张新科用全知视角以倒叙方式讲述巩县兵工厂的德国顾问吕克特被绑架这件事,这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读者的好奇心,使读者进入作家创造的叙述世界中来。作家以此为中心,辐射出诸多线索,制造了许多悬念和伏笔,积蓄了很多疑问,使读者屏声静气地不断猜想到底是谁绑架了吕克特——是游击队、日本人,还是土匪?从而获得更加深切、强烈的感受,由此加强了作者所要凸显的主题意义——游击队员张一筱等人为民族牺牲的崇高大义。

除了序言,在其他章节中作家还用全知叙事让读者了解到搜救吕克特的进展和日本人制定“鲽鱼计划”后所采取的潜伏行动——他们找到中日混血的杨老板,并对其进行秘密的洗脑和培训,以及后期杨老板诱骗朱富贵夫妇加入间谍组织等。

限知视角是指“作者的视野只限定于特有的叙述视角,不能超越这个视角的视野”{4}。虽然小说中人物众多,事件错综复杂,但游击队员张一筱才是唯一的主角,其对吕克特的营救行动才是众多事件的中心。为凸显张一筱为解救吕克特所进行的丝丝入扣的、多番推理的过程之曲折性和合理性,作家安排张一筱作为小说的一个叙述者,“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中,叙述者一般采用故事中人物的眼光来叙述”{5}。

作家在此放弃超出凡人能力的全知全能叙事角度而采用人物的眼光来叙述。

例如张一筱在排查巩县的商铺时到瑞祥钟表眼镜店与地下党员在屋内商谈,他就无法知晓当晚喝的糊涂茶是茶馆的掌柜亲自送来的,因为去门口取茶的是另外一个人,而他得到这个消息的时间太晚,从而无法避免让钟表眼镜店的人暴露,使他们短缺了人手和信息来源;张一筱在糊涂茶馆通过方言考验茶馆伙计的做法,虽然验证了伙计是当地人,但是张一筱却无法得知他们是日本间谍,他们为了潜伏受过很长时间的训练;如此等等;这些用张一筱的视角来叙述的情节,不仅反映了游击队员与日本间谍之间的智慧较量,还加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戏剧性。

作者将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和限知叙事结合起来,既可以发挥全知视角能够展现人物活动广阔背景的优势,如小说中提到的1898年的《胶澳租借条约》,将日本人长久以来对中国的狼子野心做了交代,又交代了德国援助中国制造兵器的原因。

而限知叙事的优点是可以用故事人物的眼光将其真实的感受逼真地叙述出来,引导读者将自己的感情融入作品,例如,张一筱对为了寻找线索假扮商贩去巩县每家商铺排查的所见所闻等,张一筱的喜与忧等情感牵动着读者的心,而张一筱在石窟寺舍身救吕克特的一幕,让读者对抗日战争时期敌我斗争的艰难残酷有了更深的了解,并对张一筱等英雄为民族大义而做出的巨大牺牲在心灵上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二、隐喻的巧妙应用

美国批评家布鲁克斯曾说:“我们可以把现代诗歌技巧总结为隐喻的重新发现和一切同归隐喻。”{6}隐喻不仅是诗歌的精华,也是小说艺术的重要体现。

鲽鱼是《鲽鱼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隐喻,其使用可谓匠心独运。一方面,以鲽鱼命名小说,另一方面,在楔子中交代了鲽鱼的习性,“鲽鱼,温带海域奇特鱼类,体态扁平,眼睛长在同侧,脊椎动物中唯一身体左右不对称鱼种,与其他鱼类水中漂浮生活不同,日夜栖息海底,身体通常藏匿沙粒之中,只留眼睛在外,体色随周围环境而变,以偷袭方式捕捉鱼虾,灵敏狡黠,极难被发现和捕捉。

”{7}看到这些,读者很可能以为鲽鱼是小说的题材,但在随后的章节中,小说却好像故意避开了鲽鱼,专心讲述巩县兵工厂专家吕克特的离奇失踪以及各路人马对他的营救。

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小说突然指出吕克特是被日本间谍绑架的,其行动即名为“鲽鱼计划”。至此,读者才豁然开朗,原来“谍”与“鲽”同音,日本间谍的行为正与鲽鱼相似:首先,鲽鱼生性狡黠,日本间谍也是如此。

他们昼伏夜出,潜伏据点极为特别:一处选在铁匠铺旁边生意兴隆的糊涂茶馆,另一处在红火热闹的戏剧院,在闹市之中安全潜伏。

而对于吕克特,他们更可谓“思维缜密”“滴水不漏”,先是将其藏在糊涂茶馆水缸下的地洞里,然后又将其转移至石窟寺的秘洞中,使游击队员们一次次扑空。再者,鲽鱼体色随周围环境而变,日本间谍也有多重身份,善于伪装。

糊涂茶馆里日本间谍以茶馆伙计面目出现,在戏院潜伏的日本间谍以戏院老板的身份接近吕克特并实施绑架计划……经过提出喻体、避开喻体、揭示喻义这样一个过程,小说一方面创造了一波三折的情节效果,牢牢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含蓄巧妙地揭示了日本间谍的残忍、狠毒、阴险、狡诈,表现了游击队员的机智、勇敢、无私奉献的高贵品格,激发起读者强烈的爱憎之情。

除鲽鱼之外,数字“七”也是《鲽鱼计划》中的重要喻体。“西方人尤其欧洲一带的人从远古时期就很看重数字七,认为它是一个十分神秘的数字。”{8}在《圣经》中上帝在七日中创造了万物,生命竞发,七日喻示生命的一个循环。

小说中游击队员张一筱得到命令必须在七日内找到吕克特,时间的紧迫使旗鼓相当的斗争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殊死搏斗,从而增加了文章的紧张气息。在这个过程中张一筱、吴政委等游击队员为了营救人质,维护抗日大局而英勇牺牲,狡猾的日本间谍也最终被捕杀,生命的一次轮回结束。

人质吕克特被救后回到德国终老,他在自己墓碑上刻下了“再生于1937年”{9}。这句话除了表现吕克特对中国人民的感恩,也表明了作家对于生与死二元对立的哲学命题的思考,和《圣经》七日所暗示的那样,生命生生不息,结束意味着新的开始,“思索存在的人,而且思索人的生,不能不思索死。

”{10}没有死,哪来的生。在小说结尾处与张一筱相恋的戏院名角“红樱桃”,在张一筱牺牲后,年年都去石窟寺祭唱,体现了“红樱桃”不会忘记爱人,更表达了作家对于这些心怀大义的游击队员们的追思和怀念。

三、叙事时空的拓展

小说既是时间的艺术,也是空间的艺术,任何小说的结构都离不开时间和空间的安排。中国历来作家对于叙事作品的开端都很重视,一部小说的开端形式会影响到作品后面章节的走向和读者的阅读兴趣。《鲽鱼计划》是由楔子、序言、中间十五章和后记构成。此部小说楔子的隐喻作用在上文已经论及。下文将从序言开始讨论该作品中叙事时间和空间的特色。

《鲽鱼计划》的序言中采用了《左传》的“凌空跳脱之法”,也即“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然细察之,皆有条理,自非能手,不能出此。”{11}林纾所说的这段话可以来概括张新科此篇小说的开篇叙事时间的巧妙和好处。

序言一开始交代“1937年11月8日晚,春风戏院正在上演新戏《打金枝》”{12}。作家所选取的这个故事开端可以说是“奇峰突兀”,因为作家从故事的中间开始叙述。德国顾问吕克特喜欢去春风戏院看戏,迷恋金枝的扮演者“红樱桃”。

而后作家用简短的插叙讲述了吕克特第一次来过戏院之后练习穿戏服和看戏时,用德国人追求平等的观念为舞台上的戏剧《铡美案》中的陈世美打抱不平,要求改判而肆意地闹腾戏院,戏院杨老板不得不曲意奉承等这些情节。

而这些犹如“火星乱起”般的插叙线索,为后来穿了戏装的吕克特看完《打金枝》,在东义兴饭庄单独陪“红樱桃”吃饭时被绑架做了铺垫。在序言中作家将倒叙、插叙和顺叙交替使用,在开端就使故事的气氛在欢快中急转直下,既为后续发展埋下悬念和伏笔,也吸引读者继续往下追寻。

“倒叙之为倒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顺序错综的问题,而是通过时间顺序的错综,表达某种内在的曲折感情,表达某种对世界的感觉形式。”{13}

因为被绑架的是兵工厂的军事技术顾问,南京政府特别重视,国民党特务首先怀疑的对象即是共产党游击队,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紧张的局面,游击队需要查出真正的绑架凶手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以绑架案为轴心,辐射了各条线索,而故事的时间和空间在各条线索中得到了扩展。

作家开篇布局就是如此巧妙。例如,在被绑架的吕克特的活动这条线索中,因为吕克特的回忆,从而将叙述时间拉到了1930年到1934年吕克特来中国之前在德国的生活,同时作家也把叙事的空间扩展到德国,让读者了解吕克特来中国河南巩县的原因,以及了解巩县兵工厂和吕克特对抗日的重要性;吕克特被绑架后国民政府的调查工作这条线索以顺序为主,但是作家却以游击队调查绑匪为主要线索,此线索也着墨最多,自然也是以顺序为主,其间偶有倒叙、插叙和补叙。

如在第六章以吕克特做梦的方式又倒叙了吕克特1934年到中国后在兵工厂的生活,由此作家将吕克特被绑架前的生活完整填补,也将吕克特精湛的枪械技艺生动地刻画出来,作家通过这些情节交代了日本间谍要绑架吕克特的原因。

后文简短的插叙,即日本浪人在巩县一带的活动又为小说结尾张一筱在石窟寺营救吕克特埋下了伏笔;作家还以补叙的方式交代了张一筱的爱情和退学参加游击队的原因,由此作者严丝合缝地既交代了张一筱的背景,也将开封、延安、洛阳等地连接到一起。

尽管张一筱追查绑匪这个主要情节因为插叙和顺叙而暂时中断,但是这些都是为主要故事服务,彰显出各方势力在绑架案中的力量的角逐和查找绑匪的困难性。作家就是在顺序、插叙、倒叙和补叙的交替使用中将叙事的时间和空间自然地拓展开来。

“也就是说,依靠不同时空场面的‘叠印来制造一种特殊的美学效果,更好地体现作家创作的主观意图。这种手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的‘蒙太奇。”{14}作者延展了小说的时空,将现在发生的故事和过去的故事分散在不同的时空,在一个宏大的时空中不断推进情节发展,既丰富了读者的审美感受,又塑造了内涵丰富和具有独特个性的历史人物。

四、叙事语言的地方特色

小说是一种虚构的艺术,它需要语言来呈现作家的创作意图。叙事语言不仅是叙事者拿来完成他叙事行为的工具,他的思想也要通过叙事语言来承载,并且叙事语言也在读者与叙事者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让他们之间产生了关联。《鲽鱼计划》这部小说就很好地体现了张新科叙事言语的特色。在这部小说中,既有地域风味的言语,又有真实感性的叙事语言。

《鲽鱼计划》故事发生地主要集中在河南的巩县,作家使用了地道的乡土语言。如小说中巩县百姓称呼德国顾问吕克特为“洋蛮子”,既生动地突出了吕克特的外国人身份,同时也将他的性格特点凸现出来。作家还根据小说中人物的不同身份与性格,给他们设定了特定的措词。

如国民党高级官员俞大维分析这起绑架案时说:“鄙人认为,此次绑架系日本人所为。”{15}作家用最简练的语言为读者塑造了一个精干的官员形象。而豫西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徐麻子与国民党官员商谈时说:“老兄,神仙俺可绑不来。能绑到神仙的人,自己一定是神仙他爹或者他爷。”{16}透过语言,我们可以看出徐麻子与国民党官员针锋相对时的无惧。

《鲽鱼计划》中作家要描述与几所城市都有关的故事,就必须使用每个地域的语言,把语言基调建立在人物活动的背景中,这样才给予读者最真实的审美感受,而同时读者也能体会到方言的魅力。例如,张一筱在糊涂茶馆喝茶时用“码义翘”,即巩县方言中的一种喜鸟,来试探茶馆伙计是否为当地人,而伙计用巩县方言回答“马挤老”,即蝉,让张一筱确认他是本地人。

比如,要叙述吕克特初来中国的生活时,他的语言是生硬的汉语外加一些德语;类似的地方语言有很多处,作家都进行了精巧的安排。

地道乡土语言的使用,拉近了读者与这个故事发生地的距离,而叙事语言的使用,又使得叙事者所创造的情景尤为震撼。如《鲽鱼计划》中吴政委在土匪窝里的杀猪场面,作家用冷静的叙事语言,详细地描述了整个过程,让读者为吴政委的高超手艺所折服;而吕克特被绑架后关押在地牢中的回忆和张一筱的回忆,也是采用了叙事语言,这些语言的使用让读者不仅亲历了两个叙事人的过往生活和经历,而且也了解了他们的为人。

小说结尾张一筱在洞中为了抗日大局牺牲自己保全吕克特的这一场景,引起了读者精神上的共振,被张一筱的奉献精神所打动。

以上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张新科的小说《鲽鱼计划》的叙事技巧。这些叙事技巧使这部历时很多年创作的小说独具特色。作者怀着真挚的情感,语言质朴简洁,作品包含了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既让读者铭记艰难的抗战岁月和为民族大义而牺牲的英雄豪侠,也使读者获得赏心悦目的审美享受和丰富的军事知识。

{1} 转引自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2} 王菊丽:《叙事视角的功能》,见乔国强主编:《叙事学研究第二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成立大会论文集》,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325页。

{3} 龙钢华:《小说新论:以微篇小说为重点》,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2页。

{4} 琚静斋:《文学写作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

{5}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第215页。

{6} [美]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见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7}{9}{11}{14}{16} 张新科:《鲽鱼计划》,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第2页,第234页,第4页,第11页。

{8} 兰冬秀:《〈圣经〉中与数字有关的英文谚语与习语赏析》,《咸宁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第82页。

{10} 林双泉:《生与死的对抗——〈野草〉死亡意境研究》,2002年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1页。

{12}{15}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时间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版,第48页,第6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