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与中医养生 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 看中医的发展
中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里的重要一环,其思想,也已经深入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日常生活。即使于今现代医学如日中天,但中医的某些观点,还是无处不在地影响到我们的认知。这,也是历代中医先辈,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吧。现代医学尽管说中医不科学,却绝对无法说中医一无是处。
人类出现之后,一开始是没有“医”的,这一点无论中西,都已经成为共识。“医”的出现,是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吃过无数苦头之后自然形成的。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医”和“巫”之间的分分合合。只关注我们“中医”基本定型之后的一段发展。
现存中医经典,一般来说,大家都以《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理论的源头。可惜这部书,也是散失后直到唐代才重新整理。《黄帝内经》里,中医的目光重点放在“治未病”上。但彼时的“治未病”,也未必就等同于现代医学的“防疫”。相较之下,中医治未病的范围更宽。尽管其在“防疫”上的实践确实不好操作,但“养生”的理论已经非常完善。
说到《黄帝内经》的养生,这就不得不联系说到“易”,两者都脱胎于道家学说,也可以说三者基本是相同源头的。道家倡导的“精气神”之说,基本被全盘移植到中医养生观里,乃至流传到现在,依然长盛不衰。我们现在说到的“调和气血”、“精神内守”,都来源于此。
《黄帝内经》具体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已取法确定。从成书年代上看,最大可能是春秋到西汉这段时间,从书中的行文风格看,尤其西汉初期的可能性最大:四字句多,多字长句很少,却擅长旁征博引,“辩机”观点鲜明,这和汉初的“大赋”体裁非常相像。
在《黄帝内经》成书很长一段时间里,治病活人的效果如何,没有具体的史料记载。但与它基本同事间出现的强盛汉朝,他们之间是否有所关联呢?一个强大的汉帝国,如果人们的身体素质低下,是怎么能做到纵横开拓、雄视天下的呢?是否此时,人们的身体素质确实已经有很大的提高,这些是否和《黄帝内经》有关?
但是,即使能肯定西汉的崛起与人民的身体素质有关,《黄帝内经》的“治未病”精神,毕竟在日新月异的疾病变化前力所不逮。仅从“治”上来说,内经体系并没有多少具体的治疗方法,而只是一些提纲性质的理念。于是,在东汉时期的几场大的“瘟疫”面前,似乎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
曹植《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虽居庙堂亦不能免难。曹丕《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三国志·王粲传》,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
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故建安七子除孔融被杀,阮瑀早亡,竟然同时凋零。又按《三国志·司马朗传》: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
从这些史料里,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军民,汉末的“流行病”非常猖獗。即使如养尊处优的“建安七子”也不能幸免,普通百姓的惨状可想而知。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圣人——张仲景。据他在《伤寒杂病论》序言里说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说到的“伤寒”,应该就是一种“流行病”。
我认为,张仲景之所以写《伤寒论》,应该是意识到了内经的不足处——指导实践和应对疫情。所以,在《伤寒论》里,对疾病的论述和治疗,都采用了非常简白的文字描述,这和《黄帝内经》是截然不同的。《伤寒论》对病机并没有太多的分析,也没有像内经那般“务虚”。一切都是以“治好病”为目的,养生,是没有疾病时要做的事情。
所以,在我粗浅地看来,从《黄帝内经》的治未病,到《伤寒论》的“对症下药”,是中医理论里一次巨大的进化。但《伤寒论》对疫情的控制效果如何,现在也难以评估。仅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张仲景的《伤寒论》,应该可以算是“流行病学”的鼻祖。
《伤寒论》问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出现巨大的“瘟疫”记载,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但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中医一味的师古是行不通的,而应该与时俱进,适应气候、环境、社会、文明等多方面的发展,才能真正完善中医,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