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辜振甫 一代传奇人物辜鸿铭

1857年,马来西亚半岛的槟榔屿的一个橡胶园内,诞生了一个中外混血的婴儿,婴儿的父亲叫作辜紫云,辜紫云在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担任总管的职务,娶了西洋女人为妻,他为婴儿取名辜汤生,辜汤生后来字鸿铭,一代传奇人物此时还没有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出生在这种环境下的辜鸿铭从小即能接触多国语言,聪明的他很快熟练掌握了马来语、英语、葡萄牙语,由于橡胶园主布朗先生没有子女,便把辜鸿铭认作义子,教习他阅读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布朗先生曾经对辜鸿铭说过这样一番话:“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时值中国正逐步被列强欺压,幼小的辜鸿铭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辜鸿铭十岁的时候随着布朗夫妇来到了大英帝国,在这里接受最好的教育。辜鸿铭先后掌握了德文、法文、拉丁文,被爱丁堡大学录取,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文学、哲学。青年学者辜鸿铭继续进修,在欧洲各地游学,凭着自己的天才和勤奋,掌握了十来门语言,并获得了包括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几项文凭、学位,已然在欧洲崭露头角。

1880年,二十四岁的辜鸿铭辞别欧洲,回到阔别近十四年的槟榔屿,被英国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任公务员。两年后,辜鸿铭在新加坡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清朝官员马建忠。马建忠国学根底深厚,曾以李鸿章幕僚的身份被保送至法国巴黎大学,为学贯中西的人才。马建忠与辜鸿铭用法语交谈,两个人从政治、法律、社会、文学等等方面,推心置腹地谈了三天三夜,马建忠看出辜鸿铭是个极难得的人才,便劝他回归祖国,做一个炎黄子孙。

辜鸿铭想起来十岁赴英国前父亲的亲口叮嘱:“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辜鸿铭遂决意踏上那片辽阔的家园,那个叫作中国的地方。及至这时,辜鸿铭才逐渐学习汉语、汉字,成为了真正学贯中西的学者。

或许是因为成长经历非同寻常,辜鸿铭的性格里也颇带着狂傲不羁的本色,他曾自述道:“我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不但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本夫子也算得是独特的一个了。我是一个标准的‘东南西北人’。”

早在英国时期,辜鸿铭的狂傲本色就已显露了。当时他在英国乘公共汽车,正拿着《泰晤士报》阅读,车上有几个英国年轻人对于黄种人很感兴趣,不停地对辜鸿铭指指点点,辜鸿铭遂把报纸倒过来看,英国人见了都乐开了花,说道:“这个亚洲人,连英文都不懂还看报纸,报纸拿倒了都不知道。

”辜鸿铭等他们笑完,用一口正宗的伦敦口音自言自语道:“英文这玩意儿太简单,不倒过来看还真是没什么意思!”这几个英国年轻人大惊失色,赶紧下车逃走。

提到辜鸿铭,就不得不提他的辫子。在1930年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国圣人辜鸿铭》中这样描述道:“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这根辫子几乎成了辜鸿铭的标志性符号,并且常作为被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来议论:一个生长于外国的中国人在封建王朝被推翻后仍留着其象征意义的辫子,这个话题每每能让人提起兴趣。然而在辜鸿铭的辫子背后,隐藏着更多的意义。

有人说辜鸿铭是个叛逆者,总要与众不同、标新立异,辛亥革命胜利后几乎全国人都剪去了辫子,辜鸿铭作为少数留辫子的变成了众人的焦点。辜鸿铭确实是个喜欢标新立异的人,常有惊人言论和行为,并且其学识渊博,旁人又往往反驳不了。然而透过表面看内在就会发现,辫子对于辜鸿铭倒是一种对于传统的坚持与继承,很多人看到的是辜鸿铭的辫子,而没有看到他弘扬中华文化、扬国学盛名于西方。

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时局动荡,社会人士纷纷提出救国之道,在甲午海战中遭到致命一击后,很多不满中国现状的年轻人片面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希望通过全盘西化来改造中国,这股主张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不能平息。对此,辜鸿铭说道:“他们都是通过望远镜观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欧洲一切都变得比实际伟大、卓越。

而他们观察自身时,却将望远镜倒过来,这当然把一切都看小了。”这一段话可以充分看出辜鸿铭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十多年的国外生活经历使他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西方世界的真实面貌,后又重新学习中国文化,让他更加客观,所以辜鸿铭头上的辫子更像是一种警示灯,其意义是很重要的。

后来,辜鸿铭在北大任教,沈从文有幸听过他的课。沈从文回忆过辜鸿铭的样貌:“辜先生穿了件缃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

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骄傲的北大学生全都哑口无言,这段话对沈从文的影响深远,他晚年演讲时仍提到过辜鸿铭的这段话,沈从文称其“意义深远”。

辜鸿铭对那条“象征性的发辫”确实坚持己见,他曾对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辜鸿铭的“头上有辫,心中无辫”的确耐人反思。

1915年4月,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辜鸿铭上课也是信马由缰,经常跑题。周作人回忆说:“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想要找机会发泄。”

当时还是北大学子的罗家伦对于辜鸿铭的授课风采是最有发言权的。罗家伦回忆道:“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辜鸿铭讲课时要备着烟袋和茶水,讲到一定程度就要“吧嗒吧嗒”抽起烟袋来,第一堂课就给学生们定了约法三章:一、辜鸿铭进来时要全体起立,离开时要恭候他先离开;二、凡辜鸿铭问话都得站起来回答;三、辜鸿铭任何指定要背的书都要背,否则就不能坐下听课。

辜鸿铭穿着马褂,戴着瓜皮小帽,留着辫子却讲英国诗,实在是太怪。纵然如此,辜鸿铭的学问已经被各国学者认可及追捧。1916年,《春秋大义》的德译本出版,立马在德国掀起一股风潮,丹麦1918年撰文称“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奈尔逊对辜鸿铭极为佩服,在辜鸿铭晚年生活困顿时,还隔着半个地球为辜鸿铭筹款。当时辜鸿铭的众多著作在欧洲多国出版,他的文章屡见报刊,有趣的是这些文章大抵都是痛骂西方人的。越是这样,辜鸿铭越见重于西方,辜鸿铭便更加怪,更加狂傲不羁。

1921年,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来华游历。毛姆在英国文学史上地位极重,很多人不熟悉毛姆,却熟悉他的作品《月亮与六便士》。当时,毛姆仰慕辜鸿铭大名,派人送了请柬邀请辜鸿铭相会。但是过了好多天,辜鸿铭都没有回信,好像请柬没收到似的。

毛姆之后来到辜鸿铭的家,刚一落座,辜鸿铭很不友好地说道:“在你们看来,中国人只需招招手,我们就得来。”毛姆久闻辜鸿铭性格与众不同,亲眼相见心道果然如此,便跟辜鸿铭说了很多礼貌的话,辜鸿铭却滔滔不绝,大讲西方文明之痛处。

在毛姆离开的时候,辜鸿铭还写了一首诗。辜鸿铭说:“你来拜访中国的最后一个哲学家,我该送你点什么留作纪念才是。可惜我是一个穷人,我不知道送点什么值得你接受的东西。”辜鸿铭挥笔写了一首诗送给了毛姆,也不管毛姆是否看得懂中文。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教学时,他能看得上眼的人除了蔡元培以外一个没有,无论是哪国人他都看不上。当时,北大有很多一流的洋教授,辜鸿铭是看见英国教授就用英文骂,看见德国教授就用德语骂德国不好,看见法国教授又换成法语说法国太烂,这些洋教授都说不过他,又因辜鸿铭确实名气、学问太大,所以只好十分恭敬地对待辜鸿铭。

鉴于其巨大名声,北大请来的外国一流洋教授见到他都十分恭敬,远远地站着,而他走近了,把这些世界一流的洋教授一个个骂得心服口服。 当时,辜鸿铭很受追捧,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都想一睹辜鸿铭的风采,而辜鸿铭外文又好,所以非常适合搞公开演讲,只不过听他演讲是要钱的。

中国人演讲是从来不卖票的,恐怕辜鸿铭是中国人卖票演讲的第一人,不仅如此,而且票价还特别高。要知道当时声名赫赫的梅兰芳,最好的座位也才卖一元二角,而辜鸿铭的演讲门票则是两元。

辜鸿铭公开演讲、公开辩论的能力无出其右,而且气势汹汹。据记载,有一次辜鸿铭在某个宴席上突然喊道:“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人便问那二人是谁,辜鸿铭当即回答是严复和林纾。当时,严复和林纾正在席上,众人的目光便投了过来,严复倒是没做表示,林纾则当即问辜鸿铭何出此言,辜鸿铭拍着桌子振振有词道:“严复译出《天演论》,使国人只知道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而不知道尚有公理存在,而今兵连祸结,民不聊生。

自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国之青年只知道男欢女爱,沉浸其中,而不知尚有礼义存在,以此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一番话下来,严复、林纾缄默不语,众宾客也是面面相觑,无以应对。

辜鸿铭虽然留着辫子,但是对于掌权者却并无谄媚之意。当年慈禧过生日时,辜鸿铭曾当即作诗一首:“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后来袁世凯当政,遭到辜鸿铭骂得最狠,他曾骂道:“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由于袁世凯出身行伍,便很喜欢说自己没学问却很实干,曾向德国公使吹嘘道:“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辜鸿铭听了不假思索地开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辜鸿铭并非一味地狂傲,也并非一味地骂人,他的心中其实有自己的标准。新文化运动时期,辜鸿铭的同事胡适、学生罗家伦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因为二者提倡白话文,辜鸿铭简直气得不行,而且胡适还在《每周评论》上撰《记辜鸿铭》,认为辜鸿铭是为了故意标新立异才留的辫子。胡适指出辜鸿铭在外国时就剪过辫子,大清灭亡后反倒留起来,戏谑道:“当初是‘立意以为高’,如今是‘久假而不归’了。”

胡适后来的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那是文章发表后不久,在一次碰面中,辜鸿铭一本正经地对胡适说:“密斯忒胡,你在报上毁谤了我,你要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要不然我要向法庭控告你。”胡适当即笑着让辜鸿铭尽管去告,等法庭判决了才决定道不道歉。然而辜鸿铭没有去告,半年后二人再次相遇,胡适道:“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鸿铭则回答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二人都大笑。

胡适的《记辜鸿铭》还记载了一件事情,那是一次二人共同参加宴会。胡适记载道:“一会儿,辜鸿铭指着那两位法国客人大发议论了。他说:‘先生们,不要见怪,我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有点不害羞,怎么把一个文学博士的名誉学位送给×××!×先生,你的《××报》上还登出×××的照片来,坐在一张书桌边,桌上堆着一大堆书,题作《×大总统著书之图!》呃,呃,真羞煞人……”

两位法国客人当即脸红,辜鸿铭仍然大发议论:“我老辜得意的时候,你每天来看我,我开口说一句话,你就说:‘辜先生,您等一等。’然后连忙摸出铅笔和日记本子来,我说一句,你就记一句,一个字也不肯放过。现在我老辜倒霉了,你的影子也不上我门上来了。”法国客人的脸更红了。

辜鸿铭操着十几国的语言却推崇一夫多妻;他学贯中西、留洋多年却留着辫子、穿着马褂;他名扬海内外,晚年却孤独终老;他身居时代迅猛发展的潮流中驻足不前,他狂放的姿态是他保护自己的自尊,怪异、狂放都是辜鸿铭的一种富有仪式感的抗争,他不惜以这种不被人理解的方法来表达自己对待中华文化的态度,他就像一个形单影只的斗士,脑袋后细小的辫子正是他的武器。

他的狂更像是一种寄托,美国著名学者、当代汉学家艾恺这样评价:“在战时和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圣贤者的,是辜鸿铭,而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

”辜鸿铭在欧洲大受追捧,在国内却被冠以“遗老”“老顽固”,甚至“老怪物”等词汇,辜鸿铭这个从海外归来赶上满清末尾的人似乎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1930年前后,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在《一个有思想的俗人》里写道:“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后可能会更加被神话,其实他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许多人并非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辜鸿铭的狂傲不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被认可,然而印度圣雄甘地则曾赞他是“最尊贵的中国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甘地之言是有道理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