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辫子 孙德喜:辫子辜鸿铭(上)
辜鸿铭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他脑袋后的那根辫子。作为清朝的男人,脑后垂着一根辫子并不奇怪,可是到了民国时期,全国男人基本上都已剪了辫子,而他却固执地保留着那根颇具象征意义的辫子。关于他广为流传的名人轶事是,他在北京大学课堂上与学生谈论辫子的事。
辜鸿铭被聘为教授,在课堂上第一次亮相,他脑袋后的辫子就成为学生们议论的话题。他则对学生们说:“我要剪下它是极容易的事,不过,据辜某人看来,诸位精神上的那条辫子想去掉可不容易,谁敢说自己精神上没有残留一条辫子?”(钟兆云:《辜鸿铭全传:改变崇洋媚外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9月版,第467页。
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辜鸿铭的这话没错。进入20世纪以来,尽管满清王朝早已被推翻,皇帝也被赶下宝座,国人头上的辫子已经剪掉,不少人身上穿的是西装革履,吃的是牛排披萨,喝的是牛奶咖啡,甚至还会讲几句外语,然而他们的头脑里依然弥漫着浓厚的皇权和专制意识。
不过,辜鸿铭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他本人不只是保留着头上的辫子,更保留着传统文化的“辫子”,而且他这一生都深深地陷入传统文化的泥淖中,而无法自拔,这不仅使他与他学贯中西的学识很不相称,而且令他与后来所处的民国时代,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严重脱节。
辜鸿铭实际上并不是标准的中国人,首先他是一个“唐番”(混血儿),他的父亲确实是个中国人,但是他的母亲却是葡萄牙女子。他只有一半中国血统;其次,他出生在马来亚的槟榔屿,而且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也就是说那里才是他的家乡;再次,他在青少年时期所受的基本上是西方教育。
但是,辜鸿铭却有着对于中国强烈的认同感,其强烈的程度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国人。按照钟兆云的传记叙述,这主要是父亲对他的深刻影响。辜鸿铭的先祖本姓陈,福建人,原以捕鱼为生,就因酒后失手打死了人,为逃避官方的抓捕而流亡南洋,到了南洋后,便改姓辜,表示为自己的过失杀人而悔过。
辜家虽然旅居马来亚,但是与内地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辜鸿铭的祖父虽说深得英国殖民者的信任,担任了当地的行政首脑,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仍然将自己孩子──辜鸿铭的伯父──送回祖国读书,并在林则徐手下做官。
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虽然没有回国读书和做官,但是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而且还将这种爱国情感传给了儿子。
就在儿子前往欧洲留学的前夕,辜紫云将儿子带到马六甲的升旗山上,手指祖国的方向告诉他:“孩子,我们的祖国在遥远的中国,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千万别忘了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第11页)与此同时,他还叮嘱儿子两件事:“第一,切不可剪掉辫子,第二,切不可信耶稣教。
”(第11页)辜紫云对儿子的教育充满着爱国主义情怀,确实令人感动。然而,这种教育却有问题:一是流于形式,将满清逼迫汉人留下的辫子作为爱国的标志,实在不可取。
二是将儿子的爱国情怀与宗教信仰绑架在一起,干涉儿子的信仰自由。不过,那是在差不多一个半世纪前,似乎也可理解。而辜鸿铭完全接受了父亲的告诫,完全按照父亲所说的去做,并且在他的心底形成了非常浓厚的爱国情结。
如果说父亲的告诫在辜鸿铭的心底埋下了爱国的种籽,那么这颗种籽的不断成长则与辜鸿铭留学时的某些经历密切相关。由于辜鸿铭从小就表现出很高的语言天赋和作诗的才情,他得到了英国人布朗夫妇的赏识。而布朗曾经被父亲给予厚望──将来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学者,然而他没有实现父亲的愿望,后来却做了商人和牧师,他觉得愧对父亲,于是想通过将一名聪明的孩子培养成大学者,从而使父亲的愿望隔代实现。
当见到了表现不凡的辜鸿铭,他一眼看中,于是认辜鸿铭为义子,决定要用他的一座庄园来换取辜鸿铭的未来。
在征得辜鸿铭父母的同意后,布朗将辜鸿铭带到了英格兰,亲自教授辜鸿铭学德文和英文,让辜鸿铭在背诵经典名著中学习语言。在学习西方语言的同时,辜鸿铭还得到了苏格兰最好的老师教授数理化。
14岁的时候,辜鸿铭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成为少年大学生。与此同时,他还被带到墓地去拜谒歌德、黑格尔、贝多芬等,接受这些历史先贤精神上的熏陶。德国留学归来后,辜鸿铭又被送到英国古老的名牌大学爱丁堡大学学习,拜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卡莱尔为师,同时他还阅读到阿诺德、爱默生、歌德、狄德罗、莱布尼茨等人的著作。
爱丁堡大学毕业后,辜鸿铭又到牛津大学进修了一段时间,随后到了意大利、奥地利、德国等地游学,并且取得了德国柏林一所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不仅如此,辜鸿铭还花了数年时间穿梭于莱比锡、爱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多所著名大学求学深造,获得了“十几项文凭、学位”(第15页)。
辜鸿铭在西方的游学不仅在当时的华人中非常罕见,就是在当今的华人中也寥寥无几。这些非常令人羡慕的经历,再加上他过人的才智,并且生活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的社会急剧变化的中国,应该让他成为一代杰出的思想家或者誉满全球的大学者,但是他仅仅成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小有名气的文人,而且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思想引导作用,而是作为一个陷入传统文化泥坑而不能自拔的可怜角色,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其实,就辜鸿铭在欧洲的学习来说,他所建立的知识结构出现了严重的缺陷:一方面他没有学到西方先进的思想理论。他虽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也掌握了希腊文,但是他既没有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康德那里学到逻辑学(他后来发表的许多文章和辩论都没有严格地遵守逻辑),也没有接受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法国的法哲学思想、人权理论和民主思想、德国的严谨科学精神,这就使他因缺乏现代思想意识完全脱离于时代;另一方面他在西方所听到的往往是一些学者名流对古代中国的赞美和推崇,然而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到过中国,也很少对中国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不仅很皮毛,而且大多建立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之上。
辜鸿铭的导师卡莱尔就曾对他说:“孩子,你是一位中国人,来自于我心目中的伟大东方古国,我要告诉你的是,现在的世界,已经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人的行径、社会组织、典章文物,都是根本错误的。
人类的一线光明,就是你们中国的民主思想。可叹的是,民主在中国始终没能实现。
传到欧洲后,虽然掀起了法国大革命,但不过像一根火柴,一阵风吹来,又灭了。因此,今天的欧洲也不过是徒有民主制度,而没有民主精神……”(第13-14页)克莱尔这段话所说的中国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而且,没有民主精神,哪来民主制度?对于克莱尔这样的大家,他的导师,辜鸿铭当然不会提出质疑,只能全盘接受。
同时,“西方社会的文化精英,连同歌德、狄德罗、莱布尼茨等一长溜大人物对中国儒家文明的热衷赞赏,成了汤生(即Tomson,辜鸿铭的英文名──引者)了解和认同母国文明充满魅力的精神食粮。
”(第14页)辜鸿铭记得非常清晰的还有伏尔泰的宏论:“当我们还是野蛮人的时候,中国这个民族已有高度文化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中国人是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
”(其实,中国人是最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的,特别是辜鸿铭本人。第6页)此外,西方思想家看到了当时资本主义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令辜鸿铭对西方没有什么好感。
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在他回国前夕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汤生,你在英国学的是文史哲学及社会学,在德国学的是科学,欧洲之学可谓已通。
现在送你回东方,你再把中国的经典著作学深学透,然后,将中西文明融会贯通,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大道,让人能过人的生活。”(第16页)与此同时,布朗还告诉辜鸿铭:“汤生,你要知道,现在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已经变成野兽国家,他们仗恃轮船、火车、枪炮,杀人放火,反抗侵略他国。
你的祖国中国正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操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若有你的聪明,甘愿做一个学者,拯救人类,而不去做一个百万富翁,只造福自己。
”(第16页)西方这些人对辜鸿铭的谆谆教诲确实影响巨大。实质上,西方这些人还包括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等对中国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偏差,他们所接触到的只是少数几本经典以及他人对中国的介绍,既没有深入研究中国的经典和文化,也没有到中国进行深入的考察,往往将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化,特别是以汉唐的强盛代表整个中国。
与此同时,西方人批判精神使他们敢于批判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种种弊端。这样,他们神化东方和对自己国家的批判与否定便深刻地影响着辜鸿铭的思想,从而使他陷入了绝对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而否定西方的现行文化制度的僵化思维的泥坑。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和爱恋值得肯定,但是爱恋必须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否则,爱恋就可能陷入怪圈,不分是非,不辨事理,进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智,其结果不是真正的热爱,而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妄自尊大,不利于民族的进步和国家的强大。
辜鸿铭就是这种病态的爱国者。他在许多场合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辩护,不了解情况的真为他的爱国之情所感动,为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所折服,为他的舌战群儒的气概所敬佩,然而当我们了解到他的那些辩护内容和辩护的方式,则不能不深感叹惜。
最先发挥辩才的是,辜鸿铭对西方传教士的批判。辜鸿铭的这番辩论是从花之安提出“中国需要传教士”的观点开始的。花之安是西方著名的汉学家,著有《自西徂东》和《中国学》等。他见了辜鸿铭,便谈起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善举。
辜鸿铭向来对于传教士没有好感。他认为,这些传教士名为传播上帝的声音,实际上是在试图改良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因而十分可恶。于是他狠批马礼逊和丁韪良等西方传教士“张口一个‘正义’,开口一个‘仁爱’,闭口还要谈‘慈善’,开始他多次向英国政府建议,在中国大地上自设法庭。
《南京条约》就写进了‘治外法权’的建议。所以,我要说,中国人民对传教士痛恨都来不及,哪还需要这劳什子!否则,康熙大帝也就不会下旨禁止了。
”(第46页)辜鸿铭的话看起来义正辞严,实际上是有一些问题的。首先,西方传教士向英国政府所提出的“治外法权”的仅仅个案,并非绝大多数传教士都这样向其政府提出伤害中国主权的建议的。所以,他的推论明显以偏概全,而且他不可避免地回避了传教士在中国办学办医办育婴堂等善举。
其次,传教士提出在中国自设法庭,确实有损中国的国家尊严,但问题是中国没有西方式的专门法庭,更没有严格的法律和司法,衙门判案代替不了法庭。
再次,康熙大帝禁止传教与西方传教士的恶劣行为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恰恰是康熙的禁令损害了宗教传播的自由权,阻止了宗教传播,引起了西方传教士的不满。然而,辜鸿铭不仅没有顾及自己的辩论存在的问题,反而作了进一步引申。
他指责西方人严禁中国的礼仪,进而与中国方面发生了冲突。西方人的做法当然不对,但是他们的禁止不是全社会的,而是对中国的天主教徒而言。这个要求确实有点过分,然而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只要好好沟通,不难解决。
辜鸿铭由此指出这是“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第46页),显然夸大事实。接着,辜鸿铭又谈到清廷后来开禁传教的事,认为“那是你们以洋枪洋炮为前导,以洋货为后盾,以不平等条约为保护伞”(第47页)。
事实上,基督教向中国传播本来与佛教传入中国一样,都是民间行为,属于正常的文化交流,官方应该顺其自然。基督教与中国民众发生的冲突本来只是文化上的,需要通过深入交往和沟通来解决,但是官方则采取种种手段予以限制,进而使文化冲突转变为政治冲突乃至暴力冲突。至于基督教传播是否以洋货为后盾,需要以事实说话。
在反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同时,辜鸿铭痛斥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歧视。他要求西方人士“要用足时间,下些功夫来研究中国学,以公正态度介绍中国,让欧洲人跳出这种成见。”(第48页)他指责西方学者“有的不会中文,也不了解儒家学说,却是什么都研究;有的懂些汉语,却对中国知识浅尝辄止,不打算再做进一步了解,动辄以汉学家自命,随便冠以中国学家的头衔,有的甚至还自诩为大师、宿儒,以用来自炫,或以为互相吹捧。
他们那厚颜无耻的评论是必须受到谴责的!
”(第48页)接着,辜鸿铭引用德国诗人歌德的话(是否是歌德的话,有待考证)来批判当时来华的西方人都是“腓力斯的后裔”。当时来华的西方人其实也很复杂,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确实十分有限,但也不能全盘否定他们的成就。
而辜鸿铭的这段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打了他的导师克莱尔以及他所赞赏的歌德、伏尔泰等人的耳光,因为他们这些人在谈论中国文化时虽然没有以“宿儒”等自诩,却也就中国文化说了许多,而且他们中到底有几人到过中国,阅读过中国的经典著作原著,但是他们却给予辜鸿铭以谆谆告诫。
如果说那些对中国文化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怀有成见或者偏见,那么克莱尔和歌德等人赞扬性的意见难道就不是“成见或者偏见”?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确实存在着某些偏差,就同辜鸿铭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需要科学地讨论,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和斥责。
对于中国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配方式,辜鸿铭大加赞赏。辜鸿铭留学欧洲,曾经也得到过西方女孩的青睐,但是对西方人由恋爱而结婚表示反对,所以他不喜欢与女孩交往。他认为“男女交际有伤风化”(第49页),就连到酒楼相亲,他也不肯,觉得不成体统。
他高度赞同中国式的婚配:“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国方式更很好的了。西洋仪式可烦着呢,上教堂,请牧师,换金戒指、宣誓。即使次日离婚,也不介意。只有中国式的婚仪,一招一式无不渗透着古老文化的精髓。
我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一种婚礼,能比中国婚仪更热烈、朴实。让人沉醉留念!”(第50页)辜鸿铭所赞赏的中国式婚配其实问题不少,首先是“媒妁之言”并不可靠。媒婆为了撮合一桩婚姻,往往吹嘘对方的条件,美化对方的相貌,其言水分很大,做媒时添油加醋、夸大其词是家常便饭。
再看婚仪,其实也很繁琐,特别是闹新房,整人取乐,手段五花八门,根本没有对人的尊重。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婚配不是以爱情为基础,不问心灵是否相通,不以追求幸福为目的,而是以传宗接代以旨归。
作为海归的辜鸿铭尽管在西方生活多年,但是在婚姻观上并没有开窍,他所认定的是中国式婚姻有所体现出的宗法家族意识以及由此而体现的尊卑秩序。
辜鸿铭最先娶的太太叫淑姑。淑姑令他最满意的既不是她的才华,也不是她的容貌,更不是她的脾性,而是她那双幼时裹成的三寸金莲。在辜鸿铭的眼里,“女子缠足,尖瘦尚易追求,但要做到光润如玉,满意瘢痕,却是难上加难,为此谚云:十生容易得,一净最难求。
生,就是尖生生,瘦丁丁之意;净,指的是肤如润玉,滑如凝脂,一无瘢点微痕。”(第51页)因而,他特别欣赏淑姑的小脚,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他“最勾春兴最销魂”(第51页)的是握住淑姑的小脚,“入握如绵,恨不得咽下腹中细品味,谛视魂销,愧不能化着粉蝶扑裙下”(第51页),而且还“将整张脸贴在淑姑的金莲上,如痴如醉地嗅着……”(第51页)辜鸿铭如此迷醉于三寸金莲,到了病态的地步,他将女人的小脚和她的脸相提并论,在中国历代文人中也是十分罕见的。
辜鸿铭痴迷于小脚不只是在家独自品味细赏,而且还向他的好友梁鼎芬、赵焕昌等人炫耀,将其夫人的三寸金莲视为珍宝。由特别喜欢欣赏女人的小脚,辜鸿铭还总结出一套金莲审美理论:“小脚之美,全在一个遮字。
这种神秘感岂是言语所能形容,其神韵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委、软、正七字诀,而品味起来,又有诸多妙法奇招。”(第52页)在具体的赏莲过程中,他最感兴趣的竟然是脚臭,称那是“嗅佛手”(第54页),并且声称“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
”(第54页)1980年代,著名小说家冯骥才创作的小说《三寸金莲》中的那些莲迷们赏脚经验很可能就来自辜鸿铭。后来他居然以捧赏小脚来激发灵感写文章。
到了民国时代,缠足受到了抵制,而且这种抵制还来自辜鸿铭的后院。他的女儿辜娜佳在天足会的宣传鼓动下拒绝裹小脚,辜鸿铭则以嫁秀才吃白面来哄骗,但是很快被门外天足会的宣传所淹没。辜鸿铭的两个女儿和小脚太太淑姑都“竖起耳朵倾听”(第433页),而且不只辜娜佳不肯缠足,就连大女儿辜珍东和淑姑也都不赞成缠足。
辜鸿铭听了后气急败坏:“放脚,天足是学洋人,反祖宗!”(第434页)辜鸿铭再次祭起“反祖宗”的罪名,没想到立即遭到大女儿辜珍东的反驳:“缠足才是反祖宗!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圣人的时候,哪有缠脚的?还亏你给小孩读《孝经》。《孝经》上不是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你怎地背道而驰呀?”小小年纪的辜珍东居然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得辜鸿铭无言以对,只有恼怒,令其三天闷闷不乐。
而这不乐,只是他不识相而咎由自取。尽管如此,执迷不悟的辜鸿铭仍然不肯认错,继续为他的缠足主张狡辩:“追求时尚嘛,总是少不了要给人带来痛苦的。”(第435页)辜鸿铭的这次狡辩,软弱无力,因为他将人生必要的艰苦磨炼与损害健康的痛苦折磨混为一谈。西方人波娃的直接谴责他“何其凶残,不讲人道”(第435页),令他哑口无言。
孙德喜:《独立作家》专栏作家。1960年生,男,江苏淮安人,武汉大学毕业,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