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知乎 梁建章:“中国人口太多”是个流传已久的偏见
携程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CEO 梁建章
作者
梁建章、黄文政
很多人以为新中国前三十年生育率太高才导致人口增长过快。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中国在1950年才4亿人,到1980年就增长到10亿人,三十年时间翻了一倍。但实际上,中国人口在1950年有5.52亿,而非误传的4亿。
到1980年,中国人口达到9.87亿,三十年时间内的增幅为78.82%。这个增幅虽然不小,但也只是略高于全球人口同期75.8%的增幅。况且,过去两百年来。除了这段时间外,中国人口的增幅都远远低于世界人口的增长。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1980年出生的人口甚至少于1950年,这意味着推动前三十年人口增长主要是中国的死亡率快速下降。这种死亡率快速下降驱动人口增长并非只是出现在1950~1980年的中国。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后就经历过类似的人口增长,随后快速崛起并在全球取得主导地位。
而世界其他国家在第一次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类似的人口增长。从全球的历史视角来看,中国1950~1980年人口增长幅度,不仅低于西方国家、日本、俄罗斯死亡率快速下降时期的人口增长幅度,更低于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1950~1980年的人口增长幅度。
很多人误认为中国人生育能力特别强,理由是中国人口世界第一。其实,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人口主要是因为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农业早熟。过去顽强的生育文化是所有存留下来的主流民族共同特征,非中国所独有。实际上200年来,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总体上一直在下降,从1820年的36.
6%,降至1980年的22.1%,再降至2015年的18.7%。如今,华人已是全球最不爱生孩子的民族。中华文化圈的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的生育率全球垫底。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几年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过去几年中,本文作者之一黄文政曾在他的公司面试过超过200个求职者。在面试的最后部分,黄文政通常会都让求职者根据直觉估算一下本世纪末中国会有多少人口。这些求职者都有中国一流大学的学历,很多拥有国内或海外名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但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求职者中认识到中国人口会下降的竟然不到四分之一。而超过四分之一的人估计百年后中国会超过20亿。好几个人甚至认为,如果每对夫妻只生一胎,人口会继续增长。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并把结果记录下来,根本无法相信这些受过最好教育的中国学生对基本的人口问题的认知会有如此大偏差。
长期计划生育宣传一味强调人口是负担,导致人们倾向于把各种问题归咎于人口过多。这种观点不仅流行于普通民众中,也普遍存在于专家学者和官员当中。
有一次,在北京的大街上过红绿灯时,本文作者黄文政听见身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对牵着他手的大人说,“你看,中国就是人太多了!”。当时人行道并不拥挤,甚至不如纽约曼哈顿或波士顿市中心那样人头攒动。他本以为只有孩子或者缺乏思考能力的人才有这种思维,直到一个人口学家亲口对他说,“你还不嫌中国人多?你看看北大门口都挤成什么样子了?”专业研究人口的学者竟然会用这样的例子来佐证中国人口太多,令人诧异。
实际上,哈佛大学校本部门槛的狭小哈佛广场就常常熙熙攘攘,但这能说明美国人太多吗? 中国现在新建的大学校园动辄数千亩,门可罗雀,难道又能说明中国人口太少?
比起观念离谱更为突出的是对人口控制的深信不疑。在2014年于北京大学举行的一次法学研讨会上,该校的一名宪法学家斩钉截铁地强调,“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人口太多,这个是常识!”而一名现任部级官员在几年前的一次私下的餐会中,针对放开生育的话题一口否定:“中国人口就是太多,必须降下来,没有讨论的必要!”
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与人口的关系远非那么简单。长期来看,人口衰减不仅不能缓解上述各种问题,反而更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比如,人口对就业的影响是中性的偏正面的。人少了,求职者虽然少了,但支撑工作机会的需求也少了,加上需求和供给匹配更加困难,就业问题甚至更加严重;这也是为何生育率低迷的东北年轻人更会加剧外流的原因。
又如,人多地区的学校、医院的专业水平和效率一般也更高,因此人们往往会更愿意去人多的地方去上学或看病。再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中小学数量一直在减少,不是因为孩子太多而无法容纳;而医疗服务因为医疗制度方面的原因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本书第2、3章将详细分析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关系。
把各种问题归咎于人口太多的思路,也模糊了讨论的焦点,掩盖了可治理的症结,对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害无益。比如,近年北京、上海等城市都在实施严控人口规模的政策,以期缓解各种所谓的大城市病。确实,人口聚集短期内确实可能带来交通拥堵和环境恶化,但这其实是为了获得聚集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和生活便利所付出的代价。
缓解这些问题的真正出路是更准确的预测、更前瞻的规划、更有效的投入、更精细的管理。把带来人口本身当成问题,并采取严厉手段进行控制,不仅会降低经济效率而减少解决问题的机会和财力,更抑制了中国经济中最珍贵和最有活力的创新潜力。
崇尚生育是所有留存下来的主要民族的共同之处。任何民族不管其技术多么高超,文化多么发达,只要长期轻视生育,最终一定会走向没落。基督教视孩子为上帝的礼物,在其历史中更是曾严格禁止堕胎;伊斯兰教认为父母不应为是否生孩子而担忧,因为孩子只要出生自有安拉的照应。生殖崇拜的图腾和仪式更是广泛存在于各种文化之中。几乎所有民族在不同时代,都会视多生多育为责任的体现和荣耀的所在。
然而,中国的生育限制政策反其道行之,把多生多育视为一种需要被严厉惩罚的行为。尽管《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只是提倡生一个孩子,没有禁止公民生育多个孩子,而社会抚养费也被解释为对所谓的额外公共资源的补偿,但计划生育部门的报告和新闻报道常把计划外生育称为“违法生育”。比如2013年11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还公开表示[10]要“严肃查处违法生育行为”。
2013年5月,著名导演张艺谋被爆育有两子一女、违反了所谓的计划生育规定之后,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发表博文《张艺谋,shame on you》称张艺谋可耻。更有甚者,公益维权律师郭乘希和贾方义于2013年12月5日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递交了公开信,建议将严重破坏计划生育国策、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滥增人口的行为入罪。
与此同时,他们也向法院提起关于张艺谋超生的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张艺谋承担社会资源侵占补偿费5亿元和惩罚性社会公益赔偿金5亿元人民币。
对多生多育的敌视更体现在各种政策规定和实际措施上。在很多情况下,对计划外生育的惩罚甚至比对罪犯更严厉。在农村,计划外生育父母被关押,强制结扎等现象屡见不鲜,而“扒房牵牛”等惩罚在早年更是司空见惯,多生者被逼身亡的情况也偶有报道。
法律对一般犯罪行为的惩罚也只是限制行动自由,不至于摧毁罪犯家庭的居所并殃及其家人。在城市,对政府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生育限制尤其严厉。“一人超生、全体受罚”这种类似于连坐的措施迄今依然在普遍执行。
养儿育女本是个人维持家族和群体生存和繁衍最基本的责任,但生育限制理念则是在鼓励个人和家庭少承担甚至放弃这种责任。现代社会养育孩子非常艰辛,各种限制措施是在严惩那些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尽了更大责任的家庭。比如,2011年修订的《上海市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第9条就对婚后未生育又未收养子女的具有本市户籍的退休或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给予一次性计划生育奖励费。
相比之下,即使没有生育,但承担了收养责任的家庭却没有资格领取奖励。
对多生多育的嘲讽甚至敌视也普遍存在于大众心理之中。比如,2015年四川一对夫妻生养11个孩子的新闻引起哗然。实际上,在世界其他国家或者中国过去,生育11个孩子在一般人周围都能遇见。在106:100的正常男女出生性别比下,假设所有家庭都生到有男孩为止,那平均每对夫妻的孩子数量仅为1.
94((100 106)/106),但生育超过11个孩子的家庭则有万分之3.5,意味着每个县平均也有几十个。在英国和美国就分别有生育17个和20个子女的家庭。
因此,生育11个孩子能够成为全国性新闻说明这种情况已经极其罕见。该条新闻之下的评论充斥着对这对夫妻的羞辱和谩骂,不乏说他们自私自利、甚至说他们猪狗不如,给自己和社会造孽。
强制性生育限制把人的价值当成负数,在伦理上假设一部分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以阻止另一部分人来到人间为代价,甚至让一些人觉得别人活着都是一种罪过。这种态度扭曲了人生价值观,导致对生命的漠视甚至敌视。如果说原始的部落之争追求的是壮大自己的族群,抑制其他族群,那生育限制追求的是消减自己的族群,将争斗的对象从外部的族群,转向了内部的同胞。
1990年由黄宏与宋丹丹主演的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以超生家庭为取笑对象,丑化那些为实现生育意愿而被迫颠簸流离、含辛茹苦的底层民众。这种突破了良知底线的表演不仅没有受到谴责,相反却被人们津津乐道,对多生多育的敌视压倒了同胞间该有的关爱和同情。
也许为了弥补当年认识不足造成的遗憾,宋丹丹后来主演了反映多孩家庭亲情的电视剧《家有儿女》。剧中一家的三个孩子让观众感受到了久违的正常生育状态下的普通家庭的幸福和烦恼。然而,在一胎化的政策背景下,该剧只好编成是两个离异家庭的重新组合,再让一个孩子在国外出生,体现了中国无奈的现实。
2014年12月31日晚,上海外滩发生踩踏事故,造成大量伤亡。次日,一位微博认证为“演员彭维”的网民评论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称“死得好!死了35人太少了,应该多死一点才对吧。这才是为中国计划生育做贡献。中国人口本来人太多了,多死几个也无妨,还要抢救伤员干嘛啊!”有网友骂他是“人渣”,彭维回复:“你们骂我干嘛!本来就是中国人口太多,要死多死点,这才把中国人口减压。你们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