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七君子 邢小群说“七君子和救国会”一些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发起新政协的党派之一的救国会,就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访问的第三天——1948年12月18日,自行宣布解散,以此作为献给斯大林的寿礼。否则,今天的民主党派就不是八个,而是九个。建国以后,其他“君子”都出任政府要职,“冠盖满京华”,唯有王造时“斯人独憔悴”,不但冷落在一边,还在1957年,和章乃器一起被打成了右派。
七十年后回头看,九人联名信何错之有?救国会的宗旨就是抗日救国,他们就是因为救国走到一起来的。这次不过是在事关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然而,作为身处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武装政治集团之间的民间团体,最难处理的就是立场与是非的关系。政治集团看的是你的立场。你站在我一边,就是朋友,不站在我一边,就是敌人。而这些知书达礼的社会贤达、知识分子,遇事不免要问个是非,讲个道理。
对的就想支持,错的就想反对。立场和是非发生了矛盾,怎么办?沈钧儒圆通地调整了立场,避过了风浪,活到高龄,得以善终。章乃器性格刚硬,坚持是非信念,生前饱经坎坷,但身后为世人景仰。谁得谁失?今天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此前读王增如书《丁玲与中国》,有一细节让我感触颇深。1984年4月,在丁玲的提议下,召开了一个小说创作座谈会,座谈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20篇作品。被邀请的二十多位中青年作家,张洁、李陀、陈建功、梁晓声、陈祖芬都没有到会,获奖作家座谈会实际上成了老作家的聚会。中青年作家纷纷缺席,使丁玲烦恼。
丁玲只好又摆家宴,请邓刚、史铁生和唐栋三位来家吃饭,表达对他们才华的欣赏,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创作。并请了几位老作家做陪。那天下午谈了三个小时,老作家说得多,尤其丁玲说话多。三个青年人始终比较拘谨,问一句,答一句,很少主动发问,也决不多言。
丁玲期待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热烈交流,没有实现,两代人之间隔着一层无形的“幕”,双方都有些失望。晚饭毕,青年作家告辞说:“丁老,这里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们走了,我们还要去冯牧同志那里看看。
”这就使丁玲内心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丁玲曾是文坛盟主,五十年代主持中央文学讲习所时,全国青年作家巴不得投到她的麾下。如今青年作家都愿意靠拢另一个山头,她是何等伤感!这个细节,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生动缩影。
立场与是非的两难,今天仍然是国人常面对的困扰。环境也许比七君子当年还严酷,也不像八十年代那样富于戏剧性,每个人处理好却也不太容易。
如今特立独行、拒绝合唱之士,还能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