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位三郑宸 鲜为人知的“位老”郑位三

  指挥部队中原突围的我军领导人之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可能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他就是郑位三。郑位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新四军二师、五师及中原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他家乡湖北黄安人民当中,至今还流传着“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的歌谣。当年郑位三刚过30岁,就被鄂豫皖地区的干部和人民尊称为“位老”。建国以后,由于长期养病,郑位三没有具体工作,因而鲜为人知。

鲜为人知的“位老”郑位三

鄂豫皖苏区主要创始人之一

郑位三,原名郑植槐,1902年10月21日生于湖北黄安。1918年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在考试中名列第三,故改名“位三”。郑位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和县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步行到武汉找到了党组织。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郑位三组织领导了黄安秋收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30年6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郑位三被调到特区苏维埃政府工作。从这时起直到1932年10月,郑位三先后担任了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他为鄂豫皖苏区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是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32年6月,蒋介石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根据地斗争形势极为严重。在此危难之时,郑位三接任了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职务,从此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担。

1933年,是鄂豫皖苏区斗争最残酷时期。在敌人的疯狂“清剿”下,许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郑位三一家也遭受到很大不幸。曾担任过乡苏维埃主席的父亲郑维翰,因长期在深山老林中活动,长了一身毒疮,病死在山中。母亲为饥饿所迫,吃野菜中毒而死。

前妻曹梦云在“跑反”中活活冻死在山洞里,撇下七八岁的女儿郑奇英,只得由二弟郑植惠(游击队员)背着打游击。郑位三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领导部队在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地区的深山老林中坚持斗争。

在那艰苦的日子里,他染了一身疥疮,经常感染化脓,痛痒难熬,仍每天和游击队员们一起钻山林,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郑位三和游击队员们一样,穿着破烂单衣;粮食奇缺,野菜、树叶找不到,只好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郑位三经常给大家讲大革命时期农民暴动和创建苏区初期的斗争故事,鼓舞大家,即使剩下几个人也要战斗下去。在郑位三的影响下,部队和群众的斗争情绪始终是高昂的。

三十三岁被称为“位老”

1934年9月,党中央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在罗山县卡房,程子华向郑位三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红二十五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去创建新的根据地。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作出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整编了部队,由郑位三任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

1934年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商洛地区,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苏区。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为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决定西征甘肃、北上陕北。当时,担任鄂陕特委书记的郑位三被留在陕南地区,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战争。

红军主力北上后,敌人仍集中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妄图消灭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武装。在此危难时刻,郑位三召开联席会议,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成鄂豫陕特委,将留下的红军和游击武装编成红七十四师,由他任特委书记,陈先瑞任师长。

郑位三领导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了近两年的游击战争,队伍由原来的600余人,发展到2100余人,西安事变爆发时,这支活跃在鄂豫陕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后来改编为留守兵团警卫四团,肩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

贺龙曾说过:“红七十四师能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郑位三生活俭朴,作风扎实,平易近人。他时常穿着一身破旧衣服,群众说他像个农民,也有人说他像伙夫头儿。但在红二十五军中,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位老”,其实他那时只有33岁,却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不当“钦差大臣”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位三受党中央的委派,又回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再次担任鄂东北特委书记和鄂豫皖区党委书记以及中原局委员等职。他同方毅、张劲夫、肖望东等同志一起,领导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动和武装群众,使大别山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有了很大发展。1940年2月,郑位三兼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皖南事变后,郑位三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记,同张云逸领导了淮南等地的抗日斗争。

1943年11月,党中央派郑位三以华中局党代表的身份,来加强对新四军五师和鄂豫边区的领导。五师及鄂豫边区的领导人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热烈欢迎郑位三的到来。 郑位三在到达五师后没有以“钦差大臣”自居,他始终没有公布过中央对自己任边区党委书记和五师政委的任命,只是以华中局党代表的身份出面工作。

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并不影响他对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的全面领导,李先念等原边区党委和第五师领导成员都把他作为上级的党代表看待,非常尊重他,保证了他在边区和五师的最高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原领导班子的工作开展,避免了因领导班子的调整而引起干部的种种猜疑,保持了边区领导集体的安定团结和稳定的局面。

这件事充分反映了郑位三高尚的政治品德。

郑位三在五师和豫皖边区任职的命令压在他那里没有公布,直至他1975年去世,李先念为他准备悼词,从中组部提供的档案中才知道郑位三是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委。任质斌也是直到90年代,看了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文献》中的这份电报后才知道这件事。

中原突围以身作则

郑位三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又在新四军二师、五师、中原军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他资格老、功劳大,但从不居功自傲,摆官架子。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打成一片,深得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在1946年6月的中原突围战役中,郑位三以身作则,联系群众,紧随部队,带病突围,为广大指战员作出了表率。在突围前夕,中央考虑他的身体有病,不便随军突围,发电报要他先去延安。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回电谢绝,坚持随部队一起行动。

他还说:“中央要我离开部队回延安,这是中央对我的关怀。但我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若在此时离开部队,会影响干部和战士的情绪。”在突围过程中,无论环境怎么困难,郑位三总是坚持同大家一起战斗。

当部队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进入陕南后,由于秦岭山高坡陡,连马都不能骑,郑位三和陈少敏因身患疾病随军行动实在艰难,李先念便安排顾大椿等人负责照顾两位首长,并指令陕南游击队直接护送他们到陕北去。虽然是这样安排,但郑位三毕竟是四十多岁的人,而且正在病中,在崇山峻岭之中跋涉,实在是举步维艰。

然而,为了不加重同志们的负担,他强忍着病痛的折磨,用绳子绑着鞋子,拄根棍子,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有时,他还强打精神,说几句笑话让同志们乐一乐,使大家精神饱满地赶路。为了大家的安全,他担心小孩哭声惊动敌人,硬是横下心让妻子蒲云将两岁多的儿子郑非迟留在老百姓家里,使随行的干部、战士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功高不自居

因为常年艰苦的革命活动,体弱的郑位三患上了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胆结石和胆囊炎。虽然他的忍痛能力很强,但经十几年的南征北战,中原突围战役胜利结束后,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使他无法坚持第一线领导工作。1948年秋,根据组织的决定,郑位三开始疗养。新中国成立后,因体弱多病,党中央同意郑位三不担任具体工作职务,留在湖北休养治病。

郑位三功高不自居,不为名利所动心。建国后,对于报刊、书籍、纪念馆、博物馆,提不提到他的名字,或将他的名字摆在什么位置,他从不计较。别人请他讲军史、革命史,讲到他自己时,总是赞扬别人,不提自己。郑位三不仅从严要求自己,而且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

他的女儿郑复康说:“父亲从不强求我们做什么,也不说教,他始终相信身教重于言教,以自己处世待人的方法影响着我们,他对我们的教育方式是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就是‘一切靠自己’。

父亲无所畏惧,不计名利。他不会说假话,不会办虚事,不会搞关系。他的胸怀、他的预见性、他的学习精神、他与病魔斗争的顽强毅力让人折服。他所体现出来的伟大人格力量,不仅教育了我们这一代,还教育了下一代,甚至影响无数的后人。”

“文化大革命”中,郑位三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他威武不屈,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坚贞气节,大义凛然,坚持原则,革命信念坚定不移,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和坚贞的革命气节。1975年7月27日,郑位三因患胰腺癌,病逝于北京医院。摘编自:《武汉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