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陆定一

陆定一的墓坐落在他的故乡无锡太湖之滨马山的华侨公墓。在墓前的石碑上镌刻着下面六条文字:“八七”会议;二万五千里长征;新闻定义;教育方针、教育改革;“双百”方针;“谁反对社队企业,谁就是反对八亿农民”。别具一格的墓志铭,透露出墓主干练爽直的性格,也彰显着他一生的光辉历程和对于中国革命做出的重大贡献。

陆定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战线的卓越领导人。1906年6月9日,出生于无锡西漳陈家桥一书香人家。1918年夏,考入上海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附属中学。1922年又以优异成绩升入南洋大学电机工程科学习,直至1926年夏毕业。

就读南洋大学期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展开,陆定一受其影响,在刻苦读书的同时,又将注意力投向社会。他多次听取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演讲,头脑里充满对如何改变黑暗现状的思考,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有了较深的认识。

1925年,在经历了“五卅”运动的洗礼后,他毅然放弃“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初衷,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是年秋,陆定一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毕业后,父亲不让他从事革命活动,要他去美国留学,还要他结婚成家,陆定一均加以拒绝。他担任了共青团上海法南区委书记。从此,陆定一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投身革命之初,陆定一做了长达八年的共青团工作。1926年秋,他到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先后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委员,并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主编《中国青年》。他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又以共青团代表身份参加了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

这是一次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对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陆定一认为陈独秀等的右倾机会主义自然难逃其责,但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我们党还没有完善的革命理论,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本质的认识还不深刻,也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没有掌握一支党领导的实力强大的军队。

这一时期,陆定一动笔写了许多政论文章,鞭挞错误思想,宣传革命。

那时,他的理论水平和写作才能在团内甚至党内就颇有名气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内一位“理论家”写文章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但中国工人阶级只有300万人,所以不能领导革命,只有小资产阶级才能领导革命。

陆定一看到这篇文章,非常气愤,写了一篇题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文章,着重批判这位“理论家”的谬论,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农民,取得民权革命的胜利,然后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文章长达三万字,在《列宁青年》分四期连载。谁能想到这篇大文章,竟出于一个二十二岁青年的手笔呢?

二十年后,陆定一的一篇国际形势论文,也引起了巨大反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苏关系逐渐恶化,冷战气氛日益严重,人们担心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国际紧张局势也影响了中国的国内局势。中国内战爆发后,苏联非常紧张,希望与美国妥协,想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妥协,像法共、意共那样,交出军队,参加政府,避免内战。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自有独立见解,指示陆定一写一篇文章。1946年12月中旬,初稿出来了,刘少奇、周恩来也都看过,文章高屋建瓴,大气磅礴。

这篇题为《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的文章,发表于1947年1月4日和5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国内外影响很大,有的政党甚至根据它来修改自己的政策。

陆定一的理论水平和文字功夫,来自于日常的学习和积累。外界对陆定一有读书破万卷之说,涉猎之广,记忆之好,令人惊叹。有一次,他对邓小平说,《古文观止》我能背诵。邓小平选了一篇让他背,他竟一字不漏地背下来。邓小平惊奇地说,《古文观止》到你这里“观止”了。

1934年10月,陆定一随中央第二纵队干部队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后,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星》报。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东征和西征,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这一时期,陆定一不仅创造性地使用了“红军万里长征”2这一特定用语,而且还撰写了许多文告、歌词和文章,包括脍炙人口的《老山界》。所有这些,准确、扼要地宣传了党和红军的宗旨、任务、政策和纪律,为建设和发展我军的政治宣传工作积累了经验。

全面抗战爆发后,陆定一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l1]副主任,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不时亲手动笔,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42年8月,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在毛泽东领导和支持下,他在《解放日报》改版中,坚持党的新闻方针,端正报纸的政治方向,为党的新闻事业培养了一批干部。他撰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强调新闻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提出了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3[l2],在新闻界产生了重要影响。1945年,陆定一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全国解放后,陆定一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长期领导党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由于某些政治原因,他的工作常遭掣肘,职权不对称,即使比较顺畅的时期,处境也很微妙。

然而,陆定一抱着坚定的政治信念,努力有所作为,做出了几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如“教育方针、教育改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1956年2月,陆定一写下了中宣部长任上最辉煌的一页。

中央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时,他向毛泽东面陈“双百方针”的建议被采纳,这是陆定一在对党的历史和解放后宣传思想战线教条主义现状深刻反省后,为推进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深谋远虑。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的繁荣科学和艺术的方针。

同年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向科学文化界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对党的这个长期的、基本的方针做了系统的深刻阐述。

这个报告,被人评论“是一篇在国际共运史上光耀千秋的文献”。两年后,陆定一在担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期间,坚决贯彻毛泽东关于教育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积极倡导教育改革,总结教育改革的经验,在邓小平支持下,负责修订《高教六十条》等文件,陆定一成为新中国教育改革的开拓者之一。

陆定一耿介率直,禀性纯真,敢于直言,敢于行动,敢于坚持真理。他在保护故宫一事上的作为,已经成为传世佳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为搞建设,要拆除部分古建筑。一些专家和学者不赞同,有人为此还痛哭过。陆定一等人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这些遗老遗少们啊,当亡国奴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

”以后也就没有人敢轻易去反映这件事了。据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透露,上个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它“进行改造”,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把故宫一分为二,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中宣部长陆定一专门召开了处级以上干部会议研究这一问题。陆定一表示:故宫就是故宫,就是要地广人稀,就是要反映封建落后,“这个地方不能搞现代化,我看,一万年也不要在里面搞电灯”。

陆定一还表示,今天在座的处长以上的都是保护故宫建筑的保皇党。故宫博物院要以宫廷陈列为主(意在不能搞成娱乐场所)。

陆定一拚命一坚持,才使北京故宫得以保全。本世纪初,房地产商愿出高价拆掉陆定一在无锡市西河头的故居,市里邀请全国著名的古建筑家来锡评估。专家说,故居属市内已不多见的百年老屋,应该保留。单凭陆定一为保住故宫出了大力,他的故居就不该拆!

陆定一的性格注定他一生跌宕起伏,屡历磨难。他很敬佩瞿秋白,尽管对瞿秋白片面强调军事暴动有保留,仍尊称他为老师,因为瞿秋白曾告诉他党内有斗争。但陆定一一到关键时刻便置瞿的忠告不顾,依然故我。1928年底,陆定一赴莫斯科,参与了同王明等人错误的斗争;回国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计划正在全国推行,陆定一又和李立三当面争辩。

结果在1931年初,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后,陆定一被错误地撤销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调往苏区后,又被撤销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之职。

“文革”对陆定一而言是灭顶之灾,毛泽东指责中宣部为“阎王殿”,可谓狂飙天落。陆定一被造反派冲击后,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后被囚禁在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里,度过了前后长达十三年的炼狱生活。

专案组对他动刑、拷打、上手铐,逼其招供。铁铐勒紧手腕,磨破皮肤,露出鲜红的肉,连吃饭、睡觉、大小便都不给松,只有在半月一次洗澡时才被摘下来,洗完澡又铐上。其时,陆定一已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他要抗争,向党中央表示:绝不自杀。

陆定一在非人的折磨中,最终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叛徒”。他曾经三次绝食,多次上书,不断翻供,然则只有加重他的“罪行”。但陆定一对未来仍然抱着希望,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为了防止精神失常,一是常想一些可笑之事哈哈大笑,想不出可以笑的,便学京戏中的大花脸发出哈哈的笑声;二是唱京戏,既发出声音,又转动了舌头,因此他蹲了十几年单身监狱,并未失去讲话的功能。

1975年12月11日,已是他失去自由的第九个年头,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释放出狱,放回原籍,每月发200元生活费养起来。在监狱外前来接他回家的子女望眼欲穿,就是等不到父亲出来,他们不知道,父亲不承认决议加诸的三项十三条罪状,拒绝在处理决定上签字。

为了要回清白,他拒绝出狱,宁愿继续坐牢。铁骨铮铮,其志可赞!陆定一成为“文革”最先打倒、最后平反的老干部之一。至此,陆定一以生命印证了他喜爱的于谦的诗,他将此诗奉为座右铭,这首他手书的诗如今镌刻在墓地里仍然陪伴着他: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陆定一于1979年出狱。1982年,陆定一回到家乡无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行各业呈现一片新的生机,但处于发展阶段的乡镇企业遇到一些阻力与非议。无锡是中国乡镇企业的发祥地,他为着全国八亿农民回老家考察来了。

在无锡,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听取各种意见,经深思熟虑后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致信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提出:乡镇企业存在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不能因噎废食;谁反对社队企业,谁就是反对八亿农民;农村要致富,必须允许搞第二、第三产业,使农民“离土不离乡”4,减轻城市压力;社会主义中国不能走以牺牲农村经济来推动工业发展的路子。

陆定一的观点涉及本质,目光远大,掷地有声,对推动乡镇企业的稳定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陆定一是一个既有原则性又具有很强人格魅力的政治领导人。他光明磊落,作风民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廉洁奉公,生活朴素,可以名为“人民公仆”。他又是感情丰富的性情中人。他的前妻唐义贞是一位经历令人浩叹的女革命者。

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被开除团籍和学籍;30年代初陆定一被整后,一位“大人物”在众多随从的陪同下骑在马上对她逼婚,她不予理睬。长征后因怀孕留在苏区,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坚持工作,被捕后敌人剖开她的肚子使她疼痛至死。

陆定一对她非常崇敬,出于对前妻的怀念,决心找回他们的孩子。寻找工作从1937年开始,不幸线索中断还遭了骗;抗战末期,陆定一写信给邓颖超,请她委托李德全主持的战时妇孺保护机构代为寻找;解放后又多方托人去江西寻找,均未找回,历尽曲折。

苍天有眼,陆定一终于在1980年和1987年找到了离散半个世纪的儿子和女儿。邓颖超专门写信祝贺,说这是件“悲苦喜事”。对陆定一而言,找回失散的儿女,可能是他晚年的又一件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