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东方叶子龙 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 毛泽东与他的秘书们

1954年初,主席到杭州起草宪法,带了一个小班子,乔木是重要成员之一。临走时乔木对我说:“把主席常看的和这次工作用的书带着。”我知道主席一部分常看的书,但工作用书我却不知道。我对李银桥和马武义说了,机灵的马武义说:“那就请乔木同志给拉个书单子,准没错。”

我对乔木一说,他当即答应,立马就写,同时还嘱咐我让主席看一下有没有遗漏。

第二天,我看主席不忙时请他审一下书目。主席从上到下看了一遍,满意地说:“小李你考虑得挺周到,我看就这些。”

我马上解释:“主席,这是乔木同志拉的单子。”“我说小李的水平怎么提高得这么快,原来背后有人帮助!”主席开玩笑道。

到了杭州,主席和伯达、乔木、家英在读书、读外国宪法、研究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开始起草宪法。执笔人主要是伯达、乔木、家英。三人分别起草,经主席审阅后,以为乔木和家英的稿子较好,便在这两份稿子基础上再修改。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了。乔木累病了。在主席关怀下,他去苏联治疗。1950年4月,我们从苏联回来不久,乔木和主席谈访苏的情况后说:“有件事我向主席汇报,在你访苏期间,经我提议、少奇同志同意,把江青同志安排在中宣部文艺处任处长。”

“你怎么能提这个建议呢?文艺处是个新工作,她身体又不太好,很难做好这项工作。所以我不能同意。”主席马上明确表态。

“这个事已经定了,我们考虑江青同志很早就从事过文艺工作,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以后又从事或经常接触电影和文艺工作,相信她能胜任这一职务的。”

“你们定了,我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主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五六月份江青正式上班,孙勇、李德华和我都送过江青上班。她的职务是处长,不是有人说的副处长。但江青上班时间不长,就不去了,一是身体不好;二是不久就去搞武训历史调查、参加土改,再往后就到苏联治病去了。

现在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当时双方的观点,我觉得都没大错。江青对文艺工作是熟悉的,参加工作的资历也比较深,况且又是主席夫人,在中宣部任处长,职务并不算高。乔木对江青是熟悉的,而且他从1950年到1954年一直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安排江青这一职务,而且又经临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意,都没有问题。

而主席反对,一是文艺工作是一项新工作,江青虽然过去接触过文艺,但指导全国的文艺工作,其业务知识肯定是不够的;二是她身体不好,怕坚持不了工作。实践证明主席说的是对的。

“文革”前,江青的职务和工资与同期入党、参加革命的同志比并不高。1954年她的工资是十四级,没有叶子龙高,后来两人拉平了。“文革”当中的大变化,是后来的事。

叶子龙

毛主席的“大管家”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他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不同之处是,他是主席机要秘书,同时又是中央军委机要室主任。

叶子龙是湖南浏阳人,1930年13岁时参加红军。1935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机要股长,1936年红军东征,机要股升格机要科,他任科长。从此由他直接送电文给主席,与主席认识。以后几十年里他一直在主席身边从事机要工作。转战陕北时还出任昆仑纵队的参谋长。

我刚到主席身边,一天主席对我说:“找叶科长来。”我对主席的湖南口音还缺乏辨别能力,“叶科长”听成“烟口袋”。我心想,主席现在不抽旱烟,要烟口袋干什么?而且我也没听说过他的烟口袋放什么地方。我不敢也不好意思反问主席,只好回值班室问李银桥等老同志。“银桥同志,主席要我找烟口袋是怎么回事?”我小声问。

李银桥笑了:“主席在延安时就不抽旱烟了,怎么又想起要烟口袋呢?”马武义说:“一定是你听错了,我去问问主席。”很快马武义回来了,他得意地说:“我说你听错了吧,主席说‘叫叶子龙来’,你听成了‘要烟口袋来’,差了十万八千里!”

他俩哈哈大笑,我也不好意思笑了。“好,我去找叶科长。”

刚要去找叶子龙,他来了。马武义马上把刚才的事对他说了一遍。叶子龙也笑了,用手指着我的脑袋:“你这个小东西,以后要注意,不然还会出笑话,更主要的是会误正事的!”说完朝主席房间走去。

一天下午,叶子龙带来两个女孩子。他见主席正在房间办公,便大声喊道:“主席,你看谁来了?”“啊,我的娇娃回来了!”主席大步来到小姑娘面前,抱住她一边拍后背一边高兴地说:“娇娃,爸爸好想你呀!”“爸爸,我也好想你呀!”小姑娘依偎在主席怀里小声说。

这时我才知道这是主席的女儿娇娇。叶子龙这几天没在家,原来是到外地接娇娇去了。

大家都为父女团圆而高兴。这时叶子龙小声对主席说:“贺怡同志也来了,是否见一见。”“当然要见,请她来。”主席痛快地说。叶子龙又去请贺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