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萧珊教案 《怀念萧珊》教案教学设计2

2017-09-26
字体:
浏览:
文章简介:1.了解本文写作的时代背景,理解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2. 理解文章的组织结构.3. 具体分析本文的写作特点.教学方法与手段:讲述法  讨论法  课件展示法教学内容与过程:[作家作品]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中国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妻子萧珊."巴金"这一笔名源自他一位在留学法国

1.了解本文写作的时代背景,理解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2. 理解文章的组织结构。

3. 具体分析本文的写作特点。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述法  讨论法  课件展示法

教学内容与过程:

【作家作品】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中国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妻子萧珊。

“巴金”这一笔名源自他一位在留学法国时认识的一位巴姓的同学巴恩波(一说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巴枯宁),以及这位同学自杀身亡时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著作。他把这二人的名字各取一字,成为了他的笔名。小行星8315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所创作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代表作有《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热烈、真诚,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1978年“文革”结束后,以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和教训,并以个人为解剖对象,写作了五卷《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挖掘知识分子心理缺陷,提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写得沉重、真诚、深刻,被文化界誉为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

【作品背景】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中,许多知识分子遭受到严重迫害,巴金同样也没逃脱这场灾难。他作为“牛鬼蛇神”、“反动权威”一次又一次地挨批斗,受侮辱,关“牛棚”,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晚上常常做恶梦。

萧珊也因是巴金的妻子被“勒令”靠边劳动,并在大大小小批斗巴金的会上陪斗。尽管日子难熬,她却始终陪伴着巴金,给巴金以安慰和鼓励。渐渐地,在内心默默忍受着极度痛苦的萧珊,越来越憔悴,最终她病倒了。

虽然进行了救治,她还是很快地去世。“文革”结束后,巴金已是70多岁高龄的老人。此时,他已身心交瘁,爱妻的死,成为他心灵深处沉重的创伤。他心中另一处沉重的创伤,是民族的精神悲剧。对此,他苦苦思索着:为什么会发生“文革”?怎样才能避免“文革”悲剧的重演?于是,他以与民族共忏悔的彻底求真精神,以耄耋之年、病残之躯写下了五部散文集《随想录》,把自己的人生积淀、深刻思索,以及坦诚、智慧和品格都熔铸于笔端。

本文就是其中的一篇。

【讲解分析】

一、         内容结构。

本文共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 由萧珊逝世六周年纪念日引出对萧珊的怀念,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也交代了写作本文的原因──萧珊去世后几天,就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但由于那时还处在“文革”之中,写不出来。现在“文革”已过,自己“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两篇文章”,想说的话可以说出来了。先回忆向萧珊遗体告别的情景,引出她遭受迫害致死的原因,然后具体展开对她“文革”中所受折磨的回忆。

  第二部分,继续回忆萧珊在“文革”中度过的艰难岁月。“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生命之火逐渐熄灭”,着重回忆萧珊生病后的生活。

  第三部分,着重回忆萧珊病重直至去世一段时间的生活。

  第四部分,照应开头,并围绕对萧珊的总评价展开回忆。从两人的相识一直写到她的最后。

二、         文学特征

1 .把萧珊的悲剧同特定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起来,以个人的悲剧反映民族的悲剧,揭示出深刻的主题。

文章一开头就说,萧珊被火化后两三天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这点明了萧珊去世的特殊岁月──“文革”期间。

那时,作者还没有表达自己感情的自由,甚至说连自己的思想感情都不敢有了。巴金说:“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 我才明白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

”文中提到,作者当时“经常去龙华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还提到“干校”、“四清”运动、“工作组”、“造反派”等等带有时代特点的词语,不断向人们提示着悲剧发生的特殊时代、悲剧的典型意义,从而揭示出深刻的主题。

2 .风格朴实,记真事,抒真情,写心声。巴金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几十年前同一位朋友辩论时就说过:长得好看的人用不着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个丑八怪,不打扮,看起来倒还顺眼些……我认为打动人心的还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我最恨那些盗名欺世、欺骗读者的谎言。

”“我掏出自己的心,让自己看,也让别人看,我好像把心放在清水池里不断地冲洗。我努力不讲假话,我要理解人,也希望得到别人理解。”正因为这样,他的散文才越加显得可贵,越加有魅力。本文也是这样,记叙不事雕琢,语言朴实无华,感情自然流露,议论也是有感而发,同时记叙、抒情、议论又是非常自然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3 .用语言描写、肖像描写等多种手法刻画人物。

语言描写。如第一部分作者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时,“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 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 ”。两个人所说“日子难过”的含义,尽管并不完全相同,但二人内心的痛苦却是一样的,说明了她分担了“我”的痛苦。

而她紧接着加上的话,又说明了她“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也说明了她对“我”的信任,她替我感到不平。又如她住院后不断地问“儿子怎么样”,又经常问“棠棠怎么样”,说明了她对下乡插队落户而又患病的儿子的惦念和想见一眼的渴望。

  肖像描写。作者描写了萧珊去世时“那张惨白的脸、那两片咽下了千方百计的嘴唇”,挨打时“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褪尽”,她看到登有《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一文的报纸时,“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眼前”。

后来又写道,“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眼睛里全是泪水”。临终时,“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通过肖像描写,表现了人物心理的变化,内心的痛苦,所受的折磨。她的肖像又激起了作者感情的波澜,引发了进一步的描写,议论和抒情。

文章通过对萧珊的多方面描写,表明了她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对于作者来说,“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

三、         思想情感

本文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表面上看仅仅是怀念萧珊,但实际上既有对爱妻萧珊的深切怀念,又有对萧珊去世的深沉的悲痛,还有对因萧珊受自己连累而被折磨直至得病死亡的深深自责与歉疚,更有对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罪行的无比愤怒和强烈控诉。

这些感情都很强烈,又相互紧密相关。那么,作品最主要的思想感情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思想感情是通过作者一家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来揭露“文革”所造成的灾难,以警示后人永远不能让“文革”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四、         相关链接

1920年秋巴金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尤其受到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1921年与朋友一起参与半月社和均社等社会团体的工作,1922年开始发表诗歌创作。1923年4月离开成都,到上海、南京等地,并在东南大学附中读完中学。1925年与朋友组织民众社,办《民众》半月刊,并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社会运动。

1927年巴金赴法国巴黎求学,这期间积极参与营救被美国政府陷害的意大利工人领袖萨坷、凡宰特的国际性活动,并受其影响写作了中篇小说《灭亡》,歌颂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青年。1929年回国后,因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失败,将绝望与愤怒的心情寄托于文学虚构。

所创作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代表作有《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热烈、真诚,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巴金于20世纪30年代起在上海定居,又不断到南方和北方去旅游,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游记。1934年秋去日本,写作小说《神》、《鬼》、《人》,风格渐趋平和稳健。1935年回国参加朋友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杜,任总编辑。编辑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书》等大型丛书,在发现文学新人,推荐优秀作品方面,为20世纪30-40年代的新文学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抗战爆发以后,辗转于广州、桂林、上海、重庆等地,将理想融入知识分子的民间出版事业。抗战后期创作风格转变,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表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1946年返回上海定居。

1949年以后,历任全国文联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多次出国访问,创作了大量散文游记,以及反映朝鲜战争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等,以歌颂新的时代和歌颂英雄为主调,并与作家靳以创办合编大型文学刊物《收获》。

1958年到1962年,《巴金文集》14卷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以致失去爱妻。1973年起悄悄翻译俄国民主革命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978年“文革”结束后,以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和教训,并以个人为解剖对象,写作了五卷《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挖掘知识分子心理缺陷,提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写得沉重、真诚、深刻,被文化界誉为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

巴金自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从1978年12月1日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一百五十篇《怀念胡风》(陆续以每三十篇编为一集,共出五集,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其间历时八年。

写完这部全长四十二万字的散文巨著,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不仅意味着工作的艰辛,它还更是一次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是一次伴随着内心巨大冲突而逐渐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仟悔。

巴金写《随想录》的出发点非常明确,就是要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个人的反省,正如他在后来所写的《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说的:“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

……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他在《随想录》中真实地记录了“文革”给他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带来的身心摧残(如那儿篇非常感人的著名篇章《怀念萧珊》、《怀念老舍同志》等),揭示出“文革”的恶性威力和影响并未随着它的结束而消失(如《“毒草病”》等),他以噩梦中与鬼怪搏斗的场景不断向自己加以警醒,或者反复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文革”博物馆》),来为世人留下这一民族灾难的见证。

事实上整整一部《随想录》也正可以看作是巴金用纸和笔建立的一座个人的“文革”博物馆。

《随想录》的独特与深入之处,是其中对“文革”的反省从一开始就与巴金向内心追问的“仟悔意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文革”的受害者那样,简单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四人帮”,因而认为粉碎“四人帮”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巴金的反省包容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更大的忧虑。这一反省在《随想录》中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最初是在《一颗桃核的喜剧》中,巴金这样责问自己:“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

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接着,他又说起了令他一生都为之困扰的一件事,这就是他小时候在父亲的衙门里看到犯人挨了打还要向知县老爷谢恩的情景,这个儿时印象最早曾出现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中,此时它再次浮现出来,成为贯穿《随想录》全书的总体意象。

在以下篇章里,巴金不断反省自己的“文革”经历与奴隶意识的联系,他发现在“文革”初期他也曾像奴隶似的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主动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梦》中,他痛苦地喊出了这样的自谴:“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

……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由这一痛苦的自白使《随想录》中的反省进一步深化下去,巴金以巨大的勇气来重新认识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于是在《怀念非英兄》中又有了一次这样的自我发现:“只有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接下来的《怀念胡风》是他最后的也是最动感情的一篇随想,文中他详细剖析了自己在反胡风运动中为了明哲保身而不惜任意上纲写表态文章时的痛苦心情,此时的仟悔之情给他造成的内心伤痛已经无以排解,而使他感到恶心、耻辱。

很显然,巴金在这里所仟悔的,已不仅是奴隶意识。所谓奴隶意识还是以相信自己有罪为前提,把自救的希望寄托于救世主,本质上是一种愚昧的表现。但巴金对他在50年代的一些行为的反思,则是挖掘到一个更深的思想层次上了:即在无约束的权威秩序统治下,他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迫牺牲正义和朋友,这就在事实上为无约束的权威秩序作了帮凶,而在这行为的背后,他原是明白是非的,所以他的良心也要为此而受到煎熬,结果就在愈加绝望的生存环境和身心交困的巨大痛苦中,他最终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经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这也正是他何以会在文革中变成精神奴隶的心理基础。

这不禁令人想到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塑造的“觉新性格”:一种在环境的压力下主动放弃个性和自我意识的不断妥协的性格。这原本是巴金站在“五四”崇尚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立场上加以鞭挞的内容,他曾经是一个以“五四”精神为人生探索起点的现代知识分子,但经过了一场浩劫之后,才发现在自己身上也有着可怕的“觉新性格”,这是令他真正痛心疾首的事情。

由此从《随想录》第七篇《“遵命文学”》中对自己在1965年参与批判柯灵的剧本《不夜城》的反省,到最后关于反胡风运动的仟侮,巴金艰难地完成了漫长的由浅及深的自我发现与清算。

它的意义应该不仅在于巴金个人的反思,因为他所揭示的自己的心路历程,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般所经历过的文化心态。

特别是在50年代以后,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悲剧的成因中,无疑是包含着他们逐步地在环境压力之下放弃了对权威秩序的批判和对“五四”精神传统的捍卫,这一放弃行为及随之而来的不断妥协。屈服于强势压力,最终在一代人的精神世界里打上了“觉新性格”的可耻的烙印。

当巴金以割裂伤口的勇气揭示出这一切潜隐在个人和民族灾难之下的深在内容时,他其实也完成了对自己和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而《随想录》真正给人以力量和鼓舞的所在,便是它由作为知识分子的仟悔而重新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良知和责任,重新倡导了对“五四”精神的回归。

比如巴金起初通过谈论创作自由的问题,反反复复地证明独立思想对于作家的重要性(如《“遵命文学”》、《“长官意志”》、《文学的作用》、《要不要制订“文艺法”》等篇),在后来几篇以“探索”为题的随想中,则明确地提出没有“独立思考”、“探索精神”的人跟机器人一样没有真正的生命力,而只有坚持“独立思考”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自己的人生,通过表明对当时“伤痕文学”的支持态度,他还多次直接提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对新一代作家的批判精神给以褒扬。

从《随想录》的写作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巴金的“五四”现实战斗精神的逐步觉醒,他引用了赵丹的遗言:“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

(《“没什么可怕的了”》)这种重新被点燃的勇气使他对各种现实社会问题保持着警醒和批判的态度,对存留在当代社会形态中的封建意识则加以毫不留情的揭露,尽管在心理上经过了义无反顾和心有余悸的交替消长,但最终他战胜了几十年不幸遭遇留在他心头的恐惧,在最后的几篇随想,如《官气》、《“文革”博物馆》、《二十年前》、《老化》、《怀念胡风》中,火山爆发式的社会激情又重新从他的笔端喷射出来,老人真正敞开了心胸,义无反顾,大声疾呼,以尖锐的社会性抨击完成了“五四”人格的再塑造。

可以说,这部“遗嘱”一般沉重深刻的“忏悔录”,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找回了久已失落的社会良知,也以个人流血的灵魂诉说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当代精神传统,这就是自觉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自觉地成为现实社会的清醒的批判者,用现代文化来战胜社会上各种丑恶、落后和黑暗的事物。

选自《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思考练习题】

一、本文回忆了哪些内容?是怎样组织材料的?

二、本文表达了作者对萧珊怎样的感情?各是通过哪些文字表现出来的?

三、本文开头说:“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这是为什么?

四、请通过本文内容概括一下萧珊的个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