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和萧红的孩子 萧红掐死扔掉自己的孩子?

2017-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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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萧红一生有过两个孩子,第一个是汪恩甲的,孩子生下来后,不久就送人了;第二个是萧军的,生下没多久,孩子就死了.第一个孩子,至今没有下落.第二个

萧红一生有过两个孩子,第一个是汪恩甲的,孩子生下来后,不久就送人了;第二个是萧军的,生下没多久,孩子就死了。第一个孩子,至今没有下落。第二个孩子的死因又有多种说法。由于她处理两个孩子的方式,有观点认为她是个没有母性的狠心人,为了和萧军在一起,不惜把孩子扔掉;为了和端木蕻良在一起,不惜将孩子掐死。这是事实吗?

第一个孩子迫不得已舍弃

萧红生下第一个孩子时,她和萧军都还不是作家,两人都没有生存能力,他们不是一般的"贫困",而是整日流浪,连食粥都无可能,一个连自己都无法生存的人,如何去照顾孩子呢?在当时的情况下,孩子就算留在身边,也可能因为没钱喂养导致孩子夭折。在章海宁看来,当时将第一个孩子送走,为他找一户好人家,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在第一个孩子生下不久,萧红写作了一篇自传性作品《弃儿》,在这篇文章中,她描写了她在医院的矛盾、痛苦、悔恨、不舍和无奈。从种种细节推断,萧红舍弃第一个孩子,确为当时迫不得已。

萧红临死前,她曾对骆宾基和端木蕻良说,让他们从香港回去后,找到第一个孩子。弥留之际,她说"但愿她在世界上很健康地活着。大约这时候,她有八九岁了,长得很高了……"而作家舒群的回忆录中也提到,有次萧红站在儿童服装店前停了好一会儿,走开之后对舒群说,如果我的孩子还在,现在也有这么高了,边说边和舒群比划高度。

第二个孩子生死不明?

第二个孩子的死,也是萧红研究中的一个谜,孩子怎么死的,至今没有确切的说法。这是个男婴,又白又胖,但是生下来三天,孩子就死了。医院没有医疗档案可查,据说萧红本人对这个孩子的死的反应很冷淡,并且阻止白朗去找大夫理论。还有一种说法是,孩子死的前一天,萧红以牙痛为由,向白朗要过一种德国产的强力止痛片"加当片",认为孩子是被她亲手毒死的。

萧红生产是在重庆白沙镇,虽然该地有很多文化人,但卫生条件很差。章海宁说,由于条件太差,当时晚上很少有第二个产妇在那,有没有值班医生也不得而知。萧红分娩时自己本身在发烧,孩子是否受到了感染,是否夜里发烧,有没有医生抢救,都不知道。很有可能这个孩子就是病死的。

季红真则说,这个孩子的生死其实是不明的。"所谓死,是萧红告知白朗的,当时只有白朗在她身边。但是,所有的资料都没有显示死婴,连医生都没有看见,萧红是怎么处理这个死婴的?她的身体一向虚弱,产后第三天更是疲弱不堪,为了避免产后感染,她还在输消炎的药物,她哪有力气处理孩子呢?"因此,季红真认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孩子也被送人了。

"一个男孩儿是很容易被送出去的,而且萧红一开始就不想要这个孩子,和萧军情变之后,她不愿意为萧军留下孩子,成为萧军来纠缠的借口。"

而林贤治的看法则是,即便是最极端的猜测,认为就是萧红亲手毒死了自己的孩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没有权利责备一个简直失去了生存权利的人。

3、萧红作品的版权如何处置?

萧红的作品版权最后是如何处理的?为什么没有把其中任何一部的作品版权交给端木蕻良?她赠送给骆宾基的是版税还是版权?

端木蕻良没有继承版权?

根据葛浩文《萧红评传》中的记载,据东北作家孙陵回忆,骆宾基在萧红未死之前记下了有关她作品版权的遗嘱:其中《商市街》给了她的弟弟,《生死场》的版权给萧军,《呼兰河传》的版权给了骆宾基,端木蕻良则一无所得。端木蕻良和骆宾基还曾当着孙陵的面为此事发生冲突,后来两人到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分公司理论,骆宾基胜诉。不过,骆宾基事后否定了孙陵的回忆,说他和端木的冲突与版权无关。

不管骆宾基和端木蕻良的冲突因何而生,为什么萧红没有把其中任何一部的作品版权交给端木呢?这是否印证了他最后对萧红实在太差?

对此,端木蕻良的家人,包括他夫人钟耀群、侄子曹革成,以及一些学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这种看法是,在萧红进入圣士提反临时医务站动手术之前,萧红就对端木蕻良交代了后事。首先是要端木蕻良保护她的作品,将来不要让人随意删改她的作品,版权都由端木负责。她亲笔立了一个字据,但是被端木蕻良当面撕掉了。端木认为自己是她的丈夫,妻子的版权理应由丈夫继承,突然立个字据,岂不是表明她将不久于人世?端木不想让她落下死亡的阴影。

骆宾基受赠版权或版税?

萧红考虑到骆宾基毕竟是个外人,肯留下来照顾自己实属不易,于是想酬谢她。为此萧红和端木蕻良商量多次,提出不如把自己某本书的版税赠送他更有意义,比如再版的《生死场》。而端木蕻良则认为,《生死场》已再版多次,篇幅又不大,加起来的版税也不会有多少,不如把《呼兰河传》将来出书的版税送他,毕竟这是本新书,再版的机会多,篇幅也长。萧红同意了,于是把骆宾基找来,当面告诉了他。

章海宁介绍说,关于版权相赠的说法,确实是不准确的。首先,萧红要给骆宾基以物质补偿,所以萧红赠送的应该是版税,而不是版权。骆宾基后来到桂林上海杂志公司索要版税,桂林上海杂志公司虽然认可骆宾基的说法,但没有支付给他版税(具体原因不详)。骆宾基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显然是将版权与版税混淆了。

而学者季红真说,她通过曹革成所著《我的婶婶萧红》了解到,萧红生前出版了10本书,除了馈赠给她弟弟、萧军、骆宾基的三本之外,其余的都属于端木蕻良,1949年之后,端木蕻良全部捐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萧红研究的几次热潮

讲述:章海宁

从1980年代初至今,萧红的阅读与研究热其实并没有间断,只不过中间有过低潮,或是隔一段时间后又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呈现。不同时期的萧红热,背景都不一样。现在这波萧红热可能跟萧红诞辰100周年有关。

1980年代初:像张爱玲一样消失→红遍两岸三地

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初,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部分萧红的作品,包括《生死场》、《呼兰河传》和她的选集。但在这个时期,张爱玲的作品基本是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

1980年代初,出现了第一波萧红热。1981年,黑龙江省举办纪念萧红诞辰70周年活动,大学也开设了一些研究课程,当时给萧红贴上了"左翼作家"的标签。

1980年代对萧红的研究,主要是搞些纪念活动,研究成果并不高,主要集中于萧红的生平研究,尤其是萧红的情史受到了广泛关注,当时出版了大批萧红的传记。1949年后国内出版的第一本萧红传记是肖凤的《萧红传》,后来丁言昭又出了好几个版本的萧红新传。

其中葛浩文的《萧红传》是最受关注的,它的学术性非常强,这本书写于1974年,那时大陆还无人研究萧红。肖凤和丁言昭的传记中,对萧红文学作品的评析比较少,主要集中在她的生平,而葛浩文的《萧红传》则更多集中在评析萧红的文学成就。台湾的作家谢霜天出版了以萧红为主角的长篇小说《梦回呼兰河》。香港当时也有两个版本的萧红传记出版。

大陆不断召开关于萧红的国际研讨会,在呼兰成立了"呼兰河萧红研究会",萧红故居纪念馆开馆,哈尔滨出版社推出了两个版本的《萧红全集》,黑龙江电视台拍摄了《萧红》的5集电视连续剧,电台还制作了广播剧《萧红》,连环画《生死场》、《呼兰河传》获得了全国连环画的银奖、金奖。可以说,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期间,整个大陆、香港、台湾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萧红热。

2000年前后:小低潮→获得广泛认可

到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5年以后,萧红研究出现了一个小低潮,直到2000年才迎来新的热潮,标志是萧红诞辰90周年。

2001年,黑龙江召开萧红国际研讨会,标志性的作品是季红真出版《萧红传》。季红真此前是北大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有非常深的文学理论研究功底,她的《萧红传》出版推动了新一轮的萧红热。

当时还有一些跟萧红有重要关系的人出了书,比如曹革成的《我的婶婶萧红》,端木蕻良的妻子钟耀群写的《端木与萧红》,这些跟她关系非常亲近的人写的作品,让萧红生平研究的诸多问题得到厘清,特别是萧红在香港期间发生的事。

此外,田沁鑫的话剧《生死场》在北京上演后引起了很大轰动,沈阳评剧院的《我那呼兰河》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获得了很大成功。特别重要的一点是,2000年前后,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一百部中国百年长篇经典小说,萧红的《呼兰河传》被评为前10强,名列第九。

2009年至今:20余种传记→余热还在升温

2009年我为凤凰出版社主编了一套《萧红全集》,后来,黑龙江为了萧红诞辰百年的活动,又邀请我参加编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的《萧红全集》(2011年出版),在这两个版本的《萧红全集》出版之后,又发现了一些萧红佚文,很多读者希望有装帧精致的萧红读本,2014年,我为燕山出版社主编了新版《萧红全集》。

《萧红全集》的出版,也推动了萧红研究,这期间大陆出版了20余种萧红传记,当然里边有很多商业的因素,但也不乏重要的作品,比如叶君的《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这部传记获得了首届萧红文学奖。

2009年以后,还拍摄了多部萧红的纪录片,不完全统计至少有5部。目前这种大规模拍萧红纪录片的现象,我认为还是2011年萧红诞辰百年的余热,这种余热还在升温。包括霍启建导演的电影《萧红》,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也都是在萧红诞辰百年的背景下运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