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活跃分子——蒯大富

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

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

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

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有《蒯大富人生权术36则》传世。

1966年11月,蒯大富及其手下绘制了《群丑图》,用漫画的风格,丑化国家、军队和地方政府的一百多名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贺龙、万里、薄一波、王光美、李维汉、王任重、彭真、肖望东、钱信忠、刘兰涛、何长工、吕正操、刘志坚、李井泉、林枫、安子文、梁必业、陈鹤桥、肖向荣、陆平、刘仁、蒋南翔、郑天翔、田汉、齐燕铭、周杨、陆翰生、邓拓、夏衍、吴晗、廖沫沙、谢继环等。

群丑图印出后,流传甚广。 实际上《百丑图》并非蒯大富等人绘制。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 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

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讨论会,会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打成“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主持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1967年10月17日, 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导致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清华的武斗引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数百人受伤。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批评了蒯大富。五大领袖返回学校,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〇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