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为什么被禁 梁文道×刘瑜×许知远:为什么很多人开始对外面的世界不感兴趣了 | 对话

2018-01-17
字体:
浏览:
文章简介:"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者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9月13日,“理想国”在北京环球贸易中心五层会议室举行以“未来不需要看见”为题的《理想国译丛》发布会,译丛主编梁文道、刘瑜、许知远畅谈“我者与他者”。

许知远,出版人、专栏作家,代表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许知远:有一次大家喝酒聊天,无意中谈到这个,在20世纪基本上是印刷术的时代,我们看到推动20世纪关键的变革是来自于一次次出版社、一次次丛书,翻译年代到后来的商务出版时代,到1980年代的三联书店,这是一个知识更新的年代,需要一个新的方式来迎接这个世界。可能这就是推出《理想国译丛》一个最基本的初衷。我想我们几个人过去20年都看到城镇化给世界带来新的变化,所以理解新的知识谱系,变成一个非常迫切的挑战。

另外一点,可能我们都非常深切的感受到,中国好像在重新回到一个封闭的年代,封闭是来自于知识观念的封闭。如何理解他人的观念、他人的经验,在整个中国社会变得如此的匮乏和缺乏好奇心,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帮助读者理解更复杂的世界。

梁文道:其实这几本书里面是我们四个人各自挑选一些想翻译的书,我们特别找到译者,我们给出翻译的价钱恐怕是目前市面上比较好的,因为我们想提高翻译质量。

跟着呢,我们四个人还会分别为自己推介要入选的书写一个导读,将来可能会请别的专业的专家学者撰写这个导读,所以我想许知远是不是也能介绍一下你这回推荐的书?刘瑜介绍的书很厚重,让她先谈一下。

这种兴趣的萎缩是非常让人担忧的,它实际上是和我们所谓的大国的崛起,和所谓中国模式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带来的一种自满是在一起的。我们突然觉得,我们不需要外面的坐标系了,我们不需要欧美的坐标系,不需要中东、欧洲、拉美的坐标系,我们自己就是坐标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四个人如果有一个共同点,其实都是对这种新出现的封闭的思维方式的担忧,所以我们想推出这么一个译丛,推进这种现象的一点点改变。

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就是,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说,因为在中国对欧美的介绍相对来说比较多,尤其是有关的新闻资讯都比较多,所以我们推荐时就想,可以稍微偏离主流一点,像第一批译丛里面有三本是关于南非的,还有是关于东欧的,还有像福山的书实际上可以说是比较政治学,或者比较历史社会学的这么一个东西。

我觉得中国不仅需要欧美的坐标,也需要其他国家,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其他刚经历政治转型、经济转型的这么一些国家的坐标,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这个译丛使大家更了解外面的世界,以及通过对他们的了解促进我们对自己在历史和世界中位置的了解。

梁文道:大家看这个书,挺划算的,这么厚才几十块钱。我老说这句话,今天买一本书居然比去麦当劳吃个套餐还便宜。

我完全同意刚才二位所讲的话,特别是刘瑜说的情况,我有强烈的感受,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对别的地区、别人的经验、别人的历史开始不好奇、不感兴趣了,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这套书每一本的封面都有一个“M”,其实是英文“mirror”(镜子)的简称。我们就是希望透过别的世界的经验,别的地区的经验,当成一个影像、一个镜子来看我们。这原来是很古老、很不合时宜的观念,但是在今天特殊的时机下有这样的需要。

许知远:过去20年我们跟全国人同步,是消费语言和娱乐语言的同步化,但是现在思想语言上我们不仅没有同步化,而且还滞后。有时候我深感厌倦,但是我们谈到中国问题时,所有语汇的思维方式都是被淘汰的思维方式。因为我们无法突破禁忌存在的地方,我们在周围绕来绕去,谈的问题总是像隔靴搔痒一样。

这一套书,我们在选择时有一些直接的目的性,它们面对的每个社会的转型问题都是很普遍的。如果谈到里面的功利性,一个社会面对一个巨大的政治秩序、道德秩序和知识秩序的转变过程中,你怎么面对秩序的失去,怎么重建这个秩序,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尽管知识不一定会直接给我们作用,但是可以拓展我们精神的维度。

另外一点,生命的主要意义在于寻找这种生命中的超越性,在于能够超越自身的感受和利益的需求。他人的经验其实是一个让我们达至忘我的特别好的经验,忘我是特别愉悦的状态,当我们谈中国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关心南非的转型和阿拉伯世界的变化,那个时候会达到双重的效果。

梁文道,香港作家、电视主持人,代表作《常识》

刘瑜:梁文道希望谈一下我们推荐的书,这里面福山的两本书是我做序的,简单的说,福山这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是我们观察过去20年西方思想界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从什么意义上讲呢?这两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对比,其中第一本是《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如果说这本书有一个核心问题的话,那就是全世界会不会都走向自由民主制度。

而20年后他出的第二本书,就是《政治秩序的起源》,这本书的问题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全世界还没有走向自由民主,第一本被认为是对自由民主扩张保有乐观的代表作。第二本是表达一种悲观或者审慎的一本书。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和中国的崛起相关的,有的人认为他的第二本书就是在应对中国崛起这个问题。你看他第二本书整个问题的设计和章节的安排,就会发现他非常有意思,作为一个西方的学者,他是美国人,同时又是日裔,作为西方的学者,一般人都是把西方的经验作为一个原初状态,来问其他世界为什么没有成为西方。

但是福山是倒过来说的,也可以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看成原初状态,其实你仔细一想确实是,民主是有200年历史的新生的年轻的现象,专制是有500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专制是常规的状态,所以他反过来问,西方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他整本书回答的都是为什么西方、印度、中东没有成为中国,中国为什么成为中国。我建议大家读读这本书,真的是非常精彩和有意思。

梁文道:刘瑜讲得非常好,涵盖了我们的中心思想。我们做这套书很难超出自己的时代和社会条件,而做一个特别飞跃的、超出历史尺度的推进,所以我们现在做这套书也好,做讲堂也好,都是一个细水长流,涓涓滴滴,不希望马上看到成果,也不可能马上看到成果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说未来是不需要看见的,但是我们知道,有未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