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天演论译例言原文解读
中国清代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了著名的三字翻译标准信达雅,下面就是严复先生曾经写道的他对翻译的个人见解。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其中信达现在一直沿用,只有雅,严复指的是要用古文写成汉语译文,当今肯定不能接受,但是严复所处的时代,他翻译过来的东西主要是给朝廷的高官和当权者看的,所以要写成华丽的古文。
(录自严复:《<天演论>译例言》)
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
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一、翻译工作有三项不容易做到的事,忠实于原著即准确,译笔流畅明白,文字典雅。要做到忠实于原著本来就很不容易,而如果只注意准确却忽略了译笔的通达晓畅,那么,即便是译了出来也等于没有译。可见译笔的流畅是应予重视的。
自从海外交通开放以来,具有一定翻译能力的人才,几乎到处都有。不过,我们随便取一本译作来看,要求它把忠于原著和译笔流畅这两者结合得很好,却并不多。按其原因,一是由于对原著只作粗略的浏览,二是对原著缺乏全面的分析研究,三是不能真正理解原著。
现在这本《天演论》所阐述的,原都是五十年来西方科学界崭新的研究成果,又是作者晚年出版的著作,我的译文着重在揭示它的理论精髓。因此,词句之间,就时而不免会根据自已的体会而有所增损,或甚至加以修正补充,只要主要精神不与原文相违背,则译文尽可不为原著文字结构所执束。
换句话说,只要原著的主题思想能得到充分表达,也不一定按原文直译,以便译者有进行再创造的余地。但这实在不是做翻译工作的正确方法。正象名僧鸠摩罗什法师所说“学得不到家,反而会产生流弊”。以后,搞翻译的人将会更多,千万不要搬用我这种做法。
二、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经,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辞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二、英文句子中的一些名词术语,一般都边举例边解释,插在中间,就象中文的引证、旁注一样,然后远远地与前文相接,把前后意思贯串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因此,英文的句子结构自有其特点,它少则二、三个字,多则数十、成百字为一句,假如机械地照译原文,就必然会令人费解。
假如为图省事而大量砍削原文中的难译部分,又会损害原意。这全靠译者先将原文的全部精神实质紧紧地掌握住,做到融会贯通,烂熟于胸,而后下笔,自然就能使译文准确、流利,
首尾呼应,较充分地表达出原著的思想。至于那些原著的文字,理论过于深奥,难以被一般读者所领会的,那就只好多下些引证、衬托的功夫,以祈阐明它的含义。译者所有这一切具体做法,无非为了一个达字,归根到底,为了达,也正是为了忠实于原著,使译文能准确地表述原著的精神。
三、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在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三、《易经》指出:做文章要讲究辞藻的优美和主题的正确。孔子也说过:“做文章,不过是把意思表达得确切罢了。”又说:“语言、文字枯燥无味,就不能扩大影响”。可见,文字的准确、流畅、优美,乃是做文章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搞翻译工作的标准。
本来,除了文字的准确、流畅之外,还要求其典雅,这不仅仅是为了去影响尽可能多的读者就行了。其实,那些包含着古奥的推理和含蓄深沉的语言的著作,用中国汉代以前的语法句法去译述,倒还易于表达些,若用现时代人民大众所通用的文字语言译出来,反而不容易表达得充分。
这样做的结果,就往往难免为了凑合词句的章法而不得不损害原意。于是,使得译文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翻译时,求达,还是求雅?这两个标准必须慎重选择,在不可得兼的时候,稍稍偏重于雅,也是有的,这都是出于不得已,并非单纯地追求文字技巧呵!
我这个译本,曾经很引起一些人的议论讥讽。说文字过于艰深难懂,又失之粗糙。实际上,不过是由于我主观上力图做到突出原著的精神罢了。
另外,原著的各种观点,多半来自哲学、数理以及自然科学各部门从事实践的人的研究成果,倘译者本人对于这类科学从未接触过或知之不多,那么,尽管译者与作者是同一国的人,懂本国的语言文字,恐怕仍然在理解上会有很多困难。本国译者尚且不尽理解,又何况由外国人根据异国文字辗转翻译过来的译本呢?
四、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巵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父汝纶见之,又谓“巵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自树立者所为!
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糸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
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橱,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四、新的学说一个接着一个地不断出现,新的名词也随着多了起来。这些新的名
词,从中文中很难找到,即使勉强凑合,也嫌不够贴切。搞翻译工作的人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依靠自己的水平和理解能力,按照新名词的含义去确定中文的译名。但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就如这本书上卷的十几篇导言,是因为正文的理论很深,才以导言的形式先作一番浅显的解说。
我起初把“导言”译成“卮言”,钱塘人夏穗卿(名曾佑)嫌译得不好,说“这是佛经中曾经用过的名词,可译成‘悬谈’。”后来桐城人吴挚父先生(名汝纶)见了,又说:“‘卮言’既然已是陈词滥调了,而‘悬谈’也是沿用佛家的,都不是具有独创能力的人所应遵循的,还不如采用过去诸子百家写书的老办法,给每一篇加上个题目好些。
”夏穗卿又说:“这样做,就成了一篇篇相对独立的文章,对于原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用意就显不出来了。
”至于“悬谈”、“悬疏”这些名词,“悬”就是玄妙的意思,是集中概括全书中心思想的话,与这不符合的做法,一定不能采用。考虑了上面两种不同的意见之后,于是就依照原来的篇目,干脆将“卮言”译为“导言”,并把吴挚父所拟定的各篇的题目,分别注在下面,使读者读起来方便。
从这里可以看到确定一个译名的困难,即使想避免因生吞活剥而引起别人的讥笑,还是避免不了。其它如“物竟”、“天择”、“储能”、“效实”等等这些译名,都是由我首创的。
有时为了确定一个新的中文译名,往往要花上十天或一整月时间反复琢磨、推敲。对于确定新译名的难处,我是深有体会的,希望高明的读者对此能够谅解。
严复的这几篇文章是用古文写就,一些读者读起来可能有困难。这是翻译过来的白话文,方便大家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