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的老婆 当代法国哲学喂养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人文科学 转引汪民安的博客

巴黎还有知识界吗?这是德菲尔(Daniel Defert)和埃瓦尔德(Francois Ewald)先生共同的疑问。当我让他们对今天的法国知识界同二十年前的法国知识界进行一番比较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是这样作答。

德菲尔的态度稍稍温和,他的意思是,时代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的学术训练和论争都不同于福柯那一代人,现在的知识分子更加职业化,更加学院化,但也更加封闭了。即便是知识分子辩论,也更多地是被媒体所操纵,而不是来自知识分子的内在冲动。

德菲尔和埃瓦尔德是最接近福柯的人。前者是福柯多年的同性伴侣,后者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助手。对福柯的了解大概很少有人能超过他们。他们参加了福柯组织的诸多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

尤其是德菲尔,正是他的倡议,福柯同他一道成立了著名的监狱信息小组。  福柯去世后,他们整理了福柯的作品,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就是他们整理的(中文出版过《必须保卫社会》,《不正常的人》和《主体解释学》三本)。

但是,如今,他们的政治取向完全不同。用德菲尔的说法是,"我是福柯左派,埃瓦尔德是福柯右派。"德菲尔如今辞职了,居住在当年同福柯一起生活过的房子里。当德菲尔先生开门让我进去的时候,一个强烈的好奇心就攫住了我:这是福柯生前居住的房子吗?德菲尔大概看出了我的意思,还未等我开口,就主动告诉我,这就是福柯生前的居所――尽管有一些心理上的准备,我还是泛起了一些激动(我早就过了容易激动的年龄了)。

福柯,就是在这里生活吗?那些不朽的著作就是在这里写出来的吗?不错,德菲尔指着屋子里的家具告诉我,这张桌子是福柯在瑞典写疯癫史的桌子,另一张桌子是福柯写《规训与惩罚》的桌子,如今改成卧室的地方是福柯以前写作和工作的地方,这个客厅是当年知识分子政治聚会的客厅。

他在慢慢地向我介绍着,我在书本上所了解到的三十年前的巴黎风起云涌的智识画面,现在,居然有些不可思议地成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  德菲尔先生非常亲切,这是一种自然的亲切,令人感到舒服。

而且,他细心、周到,更重要的是,友善。他尽量地满足我(一个来自遥远国家的人)的要求,允许我们拍照,拿出福柯的少见的照片给我们看(有两张"巅峰时刻"的照片让我过目不忘,一张是面对警察机器,另一张是正在"享用快感"),浏览福柯的书架(我在书架上看到了多卷本的巴塔耶文集和康德文集,一张贝克特的照片,一张福柯的被多次印刷的照片,还有一张女性的照片,可能是福柯的母亲?)。

德菲尔先生年轻时候是激进毛派,1975年来过北大,他现在在整理福柯的著作,而且对福柯著作的翻译情况也非常熟悉,他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柯的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在他的桌上,福柯两大卷《言与文》被翻旧了(这本书好几年前就被翻译成中文,但迟迟未出版),这是福柯所有文章的结集,是按照发表年代而非写作年代来编排的。

德菲尔认为这本书非常重要,是福柯的思想自传,可以成为福柯思想的重要参考。

尽管有点迟疑,但我还是有些冒失地问他和福柯之间的私人情感,"我从不跟传记作者谈福柯的个人生活,但你来自那么远的一个国家,我可以跟你讲讲我和福柯的关系。"他是1961年通过里昂高师的一位教授认识福柯的。

那个时候,他刚到巴黎一周,而福柯也从国外回到巴黎一周,此时,福柯尚未成名。在他们一起渡过的第一个晚上,罗兰•巴特和另一个人也在场。为什么会迷恋福柯?他给出了三个原因:首先,他们的哲学兴趣有共同之处,他们都对现象学的统治地位不满,而那时,福柯恰恰超越了现象学,福柯的研究兴趣和方式都是处在当时强大的现象学传统之外的;在政治立场上,他们也情投意合,福柯是左派,德菲尔是毛派,他们都反对阿尔及尼亚战争。

德菲尔当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