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蓉娅的父亲 杨蓉娅 攻坚克难的“美女少将”

每收下一个疑难病患者,就是立下了一份军令状,不管结果如何,都要竭尽全力,永不放弃

  文/本刊记者 陈晰 很少有人能拥有像她这么丰富的人生,用她自己的话说:“工农教学兵医”全干过。作为知青下乡插过队,在炼油厂当过工人,大学毕业后留校当过教师。现在的她是一名军医,并且还是备受瞩目的“女少将”、全国人大代表。

难怪有人说,她是“用五十年的时间走完了五百年的历程”。 她白手起家,将一个只有两间诊室、三名医生的小小科室发展成为拥有上百名医护人员的全军皮肤损伤修复研究所;她带领攻关小组,在临床一线的实干中搞科研,获得了军队及地方多项医疗成果奖。

作为连续四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她认真履职,积极建言献策,20年来共参与提交议案和建议170多件。 她就是杨蓉娅,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兼皮肤科主任、博士生导师、皮肤激光美容整形中心主任、全军皮肤损伤修复研究所所长。

 杨蓉娅教授与瑞典瑞蓝公司专家亲切交流

“我是一名军人” 1988年,杨蓉娅研究生毕业,成为北京军区总医院皮肤科的一名医生。当时,她是北京军区引进的第一位皮肤专业硕士研究生,面对未来,年轻的她憧憬满怀、踌躇满志。 然而,现实却向她迎头泼了盆冷水。

回想起来,杨蓉娅常用“两间房,三条枪”来形容那时的情景:就3名医生,其中2名还是护改医的,两间小诊室,没有病房,一台日本产的单筒显微镜就算是科室唯一的“高科技”设备了。科室条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看病也只能看看简单的皮炎湿疹及癣症。

搞科研,简直是无从谈起。 面对这样一个让人心寒的工作环境条件,杨蓉娅不止一次地失落过。满腔热情不知从何施展,梦想仿佛离自己是那么的遥远。 “我既然来了,就不能将时间蹉跎于抱怨和后悔”。

她知道,条件不是等来或找院领导要来的,科室要想发展、要受到医院的重视,先要自己干出点成绩来。 “当时的想法是,要学本领。”杨蓉娅先是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临床一年。之后又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纽约大学医学中心学习皮肤病理及皮肤外科两年。

在美留学的生活,并不像外人想象得那么令人艳羡。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需2次换乘地铁,七点钟就得进工作室开始跟着导师阅读病理切片,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离开。

在导师和同学们眼中,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总是“那么勤奋,那么安静”。 杨蓉娅留学时期的导师是世界著名的皮肤病理学会主席阿克曼教授。在来自各国众多的学生中,开始,教授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她。直到有一次,杨蓉娅在协助导师工作时,导师问她在显微镜下看到了什么,她马上用英文报出该病理切片所显示的病种、在计算机内的诊断代码及该病的临床表现及鉴别诊断等。

导师惊讶地盯着她良久,高兴地说:“Doctor Yang,you are so great。

(杨医生,你太了不起了)”。因为病理切片病种复杂、分类繁多,导师自己编制的这一套计算机诊断程序,不要说记住它的诊断名词及代码,能看懂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为了学到这套诊断技术,她白天留心观察记录,晚上用心整理和记忆。 为了支付高昂的生活开支,在繁忙的学习之余他还要出去打工。她周末在教堂做过穿珠子、编织首饰等手工活,穿到两眼发花,手上被勒出血痕、磨出血泡;她在体育场地下服装店卖过T恤等体育运动品,从学校步行40分钟到店里一站又是几个小时,动辄就会遭到老板的大声训斥;她也在中餐馆打过工,负责后厨打包,由于人手少生意忙,动作稍慢餐盒和订单就会在她面前堆成小山。

一次手忙脚乱中,一大盒滚烫的鸡汤浇在了大腿上,情急中手扯衣裤,不料顺手指印起了一大片水泡,痛得钻心。她最终没舍得去医院,就简单地自己用纱布包扎一下,躺在床上一个星期,没少流泪。至今,腿上还留有这伤痛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