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记述寿光县原县委书记王伯祥事迹的报告文学

较早记述寿光县原县委书记王伯祥事迹的报告文学

朱瑞福

较早记述山东省寿光县原县委书记王伯祥事迹的报告文学《寿北巨变》,1990年发表在我主编的报告文学集《创业者的风采》上,为该集第一篇,一万四千余字。作者是新华社记者姜文品先生。

报告文学集《创业者的风采》,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入报告文学29篇,27。9万字,从不同角度描述了潍坊大地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介绍了一批创造出优异成绩的人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同志(时任山东省副省长)题了词,题词为:“创业者最重要的贡献是为社会的发展增添了推动力。”

报告文学集《创业者的风采》被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陈列馆等收藏,对此《潍坊日报》、《潍坊广播电视报》都有报道。此外,还被潍坊图书馆、潍坊日报社资料室、山东作家文库数据库、中国地市报人编辑部收藏。

人民至上

——记山东省寿光县原县委书记王伯祥

新华社记者 魏武

18年的时间,足以让许多人、许多事,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

    可有一个人,在离开岗位18年之后,当地的群众还常常想念他。

    他叫王伯祥,1986年5月至1991年10月,任第15任山东省寿光县县委书记。

    任上五年半,他巧思苦干,带领干部群众,把曾经大白菜成灾的寿光变成“中国蔬菜之都”,把穷呵呵的寿光汉变成了万元户。

    今天,不管哪个村庄,只要听说“伯祥书记”来了,认识的,不认识的,村民们都想和他唠上两句,有的只是为了握个手、递支烟。

    用寿光人的话说,日子会流走,但那个坐在炕头、蹲在地头,一头钻进大棚里、一脚踩进北大洼泥泞里,把父老乡亲捧上手心子里、暖在心窝子里的“伯祥书记”,他们会记一辈子。

市场经济的嫩芽在这里抽出

1986年,王伯祥接任寿光县委书记。新老交接,老书记李汉三握着王伯祥的手,只说了一句话:“你要撑起寿光这个家!”

    王伯祥三夜未眠:这个百万人的“家”,我撑得起来吗?

    第三天拂晓,这个寿北盐碱地长大的汉子,终于备好了实打实的“三把火”:南抓菜、粮、果,北抓盐、棉、虾,始终不懈抓企业。标准只有一个:老百姓有饭吃、有钱花。

    王伯祥在大会上表态:“这‘三把火’绝不是炫耀之火,装样之火,讨好领导、糊弄百姓之火。我想使它成为除穷之火、富裕之火、希望之火。我们要用这‘三把火’,烧出寿光美好的明天!”

    回到家里,他继续琢磨:“当前,最先要抓的是蔬菜。”

    闻听此言,妻子侯爱英一下子搁不住劲儿了:“我们娘儿几个吃大白菜事倒小,如果全县落到那步田地,你这当书记的负不起责任哪!”

    那是1983年,全县种大白菜。当一车车大白菜在深秋中排成长龙时,人们傻眼了——一个小小的寿光,怎么消化得了啊!粗粗一算,全县烂掉白菜2500万公斤。下班路上,心中不忍的王伯祥,从一位正在流泪的老大爷那里买了一整车白菜。

    这年,一家人吃了一冬天白菜。

    菜这东西,卖得了是钱,卖不了不如一堆草。王伯祥知道,白菜悲剧的根源,在于没有市场。

    寿光南部地肥水沃,种菜历史源远流长。清康熙年间,寿光蔬菜已有40个品种,其中30个延续至今。即使在“以粮为纲”“割尾巴”的年代,就算偷偷摸摸,寿光人也从没丢掉老本行。

    从那个冬天开始,王伯祥的算盘再没闲过:全县要吃菜不说,寿光北边还有“阔邻居”——胜利油田的30万员工,济南、北京、上海……大城市的人哪天离得了蔬菜,不然,“菜篮子”工程怎么会摆上国家领导人的会议桌?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菜农再也经不住折腾了,要干,就得稳扎稳打!

    一场县领导参加的“论证会”很快举行,意见迅速统一:发展蔬菜,关键在于培育市场,牵住了这个牛鼻子,菜地的银子想怎么捡,就怎么捡。

    那可是改革开放开始不久的1986年。“市场”?那么陌生,那么敏感,甚至有点让人胆战心惊。

    千槌打锣,一锤定音。众人的目光,齐刷刷投到王伯祥身上。

    王伯祥猛地站起身,一捻烟屁股:“乌纱算什么?百姓最重要!真有什么政治责任,我一人承担!”

    年底,一纸《关于培育和完善九巷蔬菜批发市场的意见》发往全县。

    市场经济的幼苗,在寿光这片土地上抽出第一尖嫩芽。

建它个中国最大的“菜园子”

寿光县城西南,曾有一个自然形成的小蔬菜市场。不幸的是,这个“小不点儿”,后因修路被挤掉。在时任县委副书记王伯祥的支持下,1984年8月,一个占地20亩的蔬菜批发市场在九巷村建成,当年成交蔬菜1.5亿公斤,交易额5500多万元。

    1986年7月的一天,九巷蔬菜市场人山人海,车辆满满当当,想进进不去,想出出不来,怨声一片:20亩地的小小市场,怎么盛得了一万人啊。

    望着脸上写满无奈的卖主买主们,一股豪气在王伯祥胸中升腾:九巷啊,我们要把你建成中国北方最大的蔬菜市场,用你撬动寿光。

    在王伯祥带领下,全县近万名干部职工齐上阵,硬化地面,铺设管道,搭建交易大棚,招收记账员、服务员、经纪人……扩建后的九巷蔬菜市场占地150亩,终日车水马龙。1987年,实现蔬菜销售2.5亿公斤,交易额1.5亿元。1991年,这个市场再扩至600亩。

    市场发达了,与外界的沟通又成了问题。那时候,一个村顶多有一部“摇把子”电话,往外县、外市、外省打长途,一个电话要等半天、一天、甚至几天。马店乡几个青年在北京、上海见过一种不用摇的电话,按数字转上几圈就能拨通。

    有这样的电话,寿光将如虎添翼!几个人找到了王伯祥。

    那个年代,程控电话定量供应,属于有钱买不到的“烧饼”。这年全省共有5套交换机指标,寿光打上去的报告排第六。

    怎么办?寿光不能等啊!

    王伯祥一次次跑省城,一次次提申请,指标最终拿到,第一部程控电话就安在九巷……

    习惯超前思维的王伯祥,很快开始了新的思考:怎样让寿光既没有卖不出去的菜,也没有买不到的菜,让全国帮寿光发展蔬菜生产呢?

    国营商业、蔬菜销售协调委员会、运销联合体、县境外的客户……王伯祥叫上办公室副主任、“小秀才”武恒祥,一起到孙集镇验证自己的思路。路上,“小秀才”补充一条:搞蔬菜保鲜加工。

    “那,咱就在这五条渠道上做文章。”

    “就叫‘五渠通天下’!”两人相视大笑。

    两天后,“五渠通天下,四海集一市”的对联挂上了九巷市场入口处的牌坊。

    为确保蔬菜流通,王伯祥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发出了“三个百分之七十”的号召:每个部门、每个单位,要拿出百分之七十的人力、百分之七十的时间,每个人拿出百分之七十的精力,参与蔬菜大流通。王伯祥亲自召开乡镇党委书记和县直部门主要责任人会议。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大家利用各种关系,先后与20多个省区市200多个大中城市的850多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了稳定的销售关系。一年内,全县涌现个体户、联合体10万多个。

    王伯祥率先垂范,带领商业、供销人员多次进京,与北京市8个区的蔬菜公司和5个蔬菜批发市场建立了稳定的业务联系。北京和寿光之间开辟绿色通道,确保寿光菜无障碍进京。

    “晚上在寿光的菜园子,早上进北京人的菜篮子,中午上北京人的菜盘子。”熟悉这行的人,都知道这句顺口溜儿。

    一个四通八达的蔬菜购销网络初步形成。东北的土豆,甘肃的洋葱,江浙的莲藕,江南的黄瓜、辣椒,苍山的蒜薹,安丘的生姜……寿光人可以把菜卖到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的人也以到寿光来卖菜。

    寿光,真个成了中国最大的“菜园子”“菜篮子”。

    寿光人幽默地说,本想当个北方老大,一不小心,成了全国第一。

    1990年初,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寿光考察后,对王伯祥说:“希望你们把这项技术向全国推广,解决全国冬季吃菜的难题。”

    有人担心,一旦把技术传出去,寿光的大棚菜就会成为没人要的白菜帮子、玉米叶子。寿光人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腰包,很快就会瘪下去。

    王伯祥心中猛醒:思想狭隘,意识守旧,才真的可怕,是寿光最大的敌人。

    “这几年,咱们得出的一个经验是:菜多市场大,市大通天下。如果不把大棚菜扩大到全国各地,不把市场扩大成买全国、卖全国的集散地,才真的要丢掉钱袋子,就算保住了,也不过是个小袋袋。”王伯祥苦口婆心。

    为统一认识,县委县政府专门下发文件:凡来取经的,全面参观,认真传授;应邀讲课的,讲深讲透,有问必答;技术员要多少派多少,并且派最好的去。

    点燃寿光的火种,以燎原之势撒向全国。

    如今,寿光县每年都有3000多名技术员,活跃在全国26个省区市的田间地头。全国各地到三元朱村参观学习的累计达90万人次,最多的一天高达3000多人。

“保护市场,就是保护寿光人的命根子。”

 当县委书记五年半的时间里,王伯祥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是看蔬菜市场送来的报表,数量、品种、价格、交易量一应俱全。在王伯祥眼里,这是菜农喜忧的“晴雨表”,群众诙谐地说,这是王伯祥的“天天读”。

    “ ”多,表明蔬菜上市量多,交易额大,价格好,群众满意,他高兴;“-”多,表明上市量少,交易额小,价格差,群众撅嘴,他寝食不安。

    一部“天天读”,使王伯祥时刻紧贴着市场的脉搏。

    有一天,“ ”“-”的变化有点反常,成交量和价格出人意料地下滑。王伯祥眉头紧锁,叫来市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孙玉祥询问情况。

    原来,随着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变大变强,暗流开始出现:不轨人员暗中联手、欺行霸市,小偷小盗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一些中介缺斤短两、掺杂使假,有的甚至大打出手、殴伤菜农客商……

    王伯祥怒不可遏:“非下猛药杀杀这些菜虫子不可!”

    专题工作会议迅速召开,王伯祥字字恳切:“寿光人脱贫致富的希望就在这个市场上,保护市场,就是保护寿光人的命根子。”

    经过半个月的治理整顿,市场秩序迅速好转,蔬菜交易一如既往。

    举一反三,王伯祥经常告诫干部:“我们自己的种种疾患,同‘菜虫子’一样,都是市场的大敌。哪怕服务态度的好坏,也是同人民群众有无感情、感情深浅的试金石。我们一定要心和菜农一起跳,血和菜农一起流。”

    此后,王伯祥一有时间就来到市场,找客户谈心,和菜农拉家常,深入了解情况。群众习惯了有事直接找“伯祥书记”,王伯祥也习惯了对群众说:“我就是县委书记王伯祥。”

    言下之意:我是县委书记,应该承担责任,能够解决问题。

    随着全县“十纵十横”道路建设完成,不但通往九巷的车辆络绎不绝,连蔬菜产区的路边、村头,三四十人不等的小型蔬菜批发市场,也如雨后的小蘑菇般,一个个冒了出来。客户要什么菜,大喇叭上一吆喝,菜农就到棚里摘……

    市场,以其独特的规律,在现实中变幻出美丽的色彩。

    渐渐地,大市场感受到了小市场的影响,一些乡村开始试图取缔小市场,以此为营生的“二道贩子”们一下子急了眼。几个“二道贩子”直接找上“伯祥书记”。

    王伯祥二话没说,拉上来人钻进小汽车:“走,先看看去!”

    上午实地调查,下午县委开会研究。第二天一早,县委决定公布:小市场不但要保留,还要继续发展,要像爱护、支持大市场一样,爱护、支持小市场。

    菜农、客户无不叫好,几个“二道贩子”更是到处“炫耀”:“俺本来抱着豁出去的心理去找伯祥书记的,没想到不光遂了心愿,还坐了书记的小轿车,伯祥书记不小看咱老百姓!”

冬暖式蔬菜大棚:一根黄瓜带来的改变

夏天是草,冬天是宝。虽已种菜千年,但一到冬天,寿光人吃菜仍只能靠贮藏。

    铁律真的无法打破吗?

    改变,缘自一根黄瓜。

    1988年腊月廿八下午,准备下乡的王伯祥刚要动身,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闯了进来。

    “我给您带来一样东西。”王乐义从背后拿出一根顶花带刺的鲜黄瓜。

    “哪来的这玩意儿?”王伯祥一惊。

    “东北的!”王乐义一个做蔬菜生意的堂弟打听到,大连瓦房店市瓦房村一位叫韩永山的师傅,冬天不生炉子就能种出黄瓜来。

    种黄瓜不用生炉子!王伯祥眼里一下子放出了亮光:“这不是黄瓜,是黄金呀!东北能种,咱们也能种!”

    寿光传统蔬菜大棚主要靠生炉子保温。一个大棚按5吨算,全县8万个大棚一冬天至少烧40万吨煤。成本太高不说,还污染环境,不划算。

    “把韩永山请到寿光怎样?”王伯祥和王乐义商量。

    “我试试吧。人家不来,咱也不能绳捆索绑啊!”

    “不是试,是必须!让他尽管开条件,一切由县里兜着。他一来,价值就大了去了。”

    “那,他就是一座山,我也搬来!”

    1989年5月,王乐义果然把韩永山请到了三元朱村。王伯祥立马赶来:“从今往后,三元朱就是你的家,寿光就是你的家!”

    韩永山,这个从来没被如此看重过的东北汉子,当场红了眼圈。

    听说搞不生炉子的过冬大棚,大伙儿说啥也不相信。任凭韩永山再怎么保证,就是没人接茬。一个大棚六七千元,在当时的农民眼里,可是天文数字呐。

    关键时刻,王伯祥和镇委书记李培吉前来打气。

    “不就是几万块钱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王伯祥向王乐义面授机宜,“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和干部。”

    “挣了钱是村民的,赔了钱是镇里的。镇里还不起,还有王书记,还有县委,你甩开膀子干好了。”李培吉当场拍胸脯。

    两天以后,王乐义的电话来了:17名党员报名,一人一个大棚。

    1989年8月10日,17座新式大棚出现在齐鲁大地上。眨眼间,大棚里钻出了绿芽芽……

    腊月二十五,三元朱村的田野里响起了鞭炮声——黄瓜开摘了。

    水嫩嫩的鲜黄瓜运来时,寿光县城沸腾起来。5元,8元,10元,12元……价格一路飙升。

    这下子,菜农们不需再做任何思想工作,没建的争着建,建了的上新棚……

    可就在这时,难捱想家之苦的韩永山产生了归去的念头。

    为了解决韩永山的待遇问题,县委专门召开常委会。会议结果出乎意料:奖励韩永山现金8万元,120平方米住房一套,配备专用北京吉普车一辆,全家四口户口迁到寿光并“农转非”。

    寿光一下子炸了锅。

    要知道,那时,一个干部年收入不过几千元,县委书记、县长都住平房,好多干部职工一家老小挤住一间小房子。况且,奖给韩永山的,还是全县第一批商品房中最好的一套。

    县里局长、乡镇党委书记下乡进城,都是骑自行车,县委书记、县长的车都十分破旧。韩永山的北京吉普不但崭新,连车号都是一号。韩永山老婆孩子一家四口不但“农转非”,女儿还安排了工作。这可是极高的待遇啊,远的不说,王伯祥的妻子自己还是农业户口呢。

    王伯祥特意嘱咐工作人员:“只要韩师傅来找我,不管我多么忙,就是我正在开会,正在讲话,也要先接待他。”

    在寿光四年,韩永山坐着那辆北京吉普,穿梭在全县22个乡镇、640个村庄之间,平均每天跑四百多里路。大棚出现技术问题,他随叫随到:“伯祥书记这么高看咱,咱得对得起人家!”

    1993年夏秋之交,疲累的韩永山倒下后再没爬起来:他已肝癌晚期。得知消息,已调任潍坊市副市长的王伯祥很快赶到医院,两双大手握在一起。

    一个说:“谢谢您来看我,我终生不忘的好书记,好兄长……”

    一个说:“您是为寿光的大棚累病的。您一定撑得住,病好了到我家过年。”

    1993年11月28日,细雪飘落中,42岁的韩永山化作寿光一座永远不倒的大山。

    伴随三元朱村的成功,全县推广冬暖式大棚提上日程。

    1990年腊月二十五,各乡镇数字汇集上来,王伯祥眉开眼笑:全县将建大棚5828个。他郑重向全县宣告,寿光县“小康”的路子就从大棚起步,“穷寿光”的历史能不能改写,在此一举!

    以最快的速度,韩永山的大棚种植技术在全县农村普及。

    1991年,冬暖式大棚、弓棚菜、露地菜,覆盖了寿光南部半壁江山。曾经温饱不保的20万户寿光农民,户均收入达两万多元,全县城乡储蓄余额超过60亿元。

    寿光人说,没有他,没有当初他打下的好基础,寿光不会有今天。

    他却说,为官一任,只为“人民至上”,别无他求。

公仆情怀

———记山东省寿光县原县委书记王伯祥

新华社记者 魏武

22年前,他亲率20万开发大军,把寿光北部120万亩盐碱滩改天换地。

22年后的今天,寿光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名第41位,在山东全省综合排名第7。

在他当了五年半县委书记后调走时,一辆小小的130货车拉走了他的全部家当。

有人赞誉,他以过人的胆略、坚定的信念、超常的坚忍和奋斗,带领寿光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他叫王伯祥,1986年5月至1991年10月间,任山东寿光第15任县委书记。

宣战

以县城为界,一条咸淡水线把寿光切成南北两截。22年前,占全县总面积56%的寿北,是千年不变的120万亩盐碱滩。

一组民谣,遥忆当年之痛。

“来了潮,水汪汪,退了潮,白茫茫,望着海水渴死人,守着土地去逃荒。”

“走的是弯道,听的鸭拉(一种鸟)叫,吃的黄蓿菜,喝的牛马尿。”

“种树树不长,种粮粮不收,种菜菜老苗,种草草打蔫。”

不远的沾化县里有不少“寿光人”,当地人眼里,他们只有一个身份———“要饭的!”连寿北人给儿子找媳妇,都要先问姑娘:“会不会要饭?”

也许是老天爷不愿太过残忍,让这里生长着一种野菜———黄蓿菜。麦前长到秋后,由贴地皮长成灌木丛。如同一株坚强的黄蓿菜,1943年,王伯祥在寿北一个叫西北柴的小村子里降生。

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大饥荒。

那一天,为了全家活命,16岁的王伯祥只身走进寿北腹地。太阳落山时,王伯祥开始推着一独轮车黄蓿菜往家赶。天亮赶到家门口,放下车子,他就坐在地上睡着了。

那一年,外祖父活活饿死,饥瘦的小妹离开人世……

这该是怎样一片让他爱得入骨、恨得咬牙的土地呀!

1986年秋,已是县委书记的王伯祥又一次来到寿北。盐碱地上,他蹲下身,捋一把黄蓿菜叶子放到嘴里,捧起一把盐碱土,狠狠攥紧;再捧起,再攥紧……

但,这片不毛之地又藏金掖银:地下卤水蓄藏量达39.6亿立方米,含盐量10%到18%,如果能晒盐、提溴……盐碱地以北,是40万亩潮间带,20万亩浅海滩涂,如果养虾、养贝、养蟹、养鱼……如果把盐碱地改造成条台田……

王伯祥心里有梦,他决心向盐碱宣战。

可是,教训就在眼前啊:1958年,国家在北大洼建起羊口盐场,山样的盐垛30年没有卖出去,成了炸药才能咬动的“石岗子”。邻县以数十万劳力干了20年的滩涂造田,至今依然“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种树树不活,种苗苗不长”。

不过,也有成功的先例:营子沟东岸一万亩高标准条台田,旱能浇,涝能排;北大洼有一万亩盐场,年产原盐20万吨,纯收入500万元;“老河口”一万亩养虾池,年产大虾60万斤,收入480万元。

有“三个一万亩”作参照,可不可以用三五年的时间,把60万亩盐碱地搞成高标准条台田,把40万亩潮间带搞成高标准盐田,把20万亩浅海滩涂搞成高标准养虾池?

“如果三项都成功了,不仅北大洼的群众生活会有质的飞跃,全县经济也会有历史性的提升。”凭着一腔执著,王伯祥说动了书记、常委、县长、局长们。他们纷纷或实地考察,或去相关部门和高校请教专家学者。

王伯祥更是一头钻进北大洼,打破砂锅问到底:“三个一万亩”都上了多少人?用了多少天?花了多少钱?愿意不愿意再搞?有什么好的办法?

问题越问越深,算盘越打越细,答案越来越明:要想彻底翻身,就得来个彻底解决,小打小闹,只会做成夹生饭。

很快,一张大幅北大洼开发图挂在了县常委会会议室的墙上。

寿北开发规划组宣告成立,副县长王坤山和政协主席王书德任正副组长,下设虾场规划组、盐田规划组和条台田规划组,成员为300多名专家和技术员。盐田的调节池、蒸发池、结晶池,虾场的虾池、扬水站、防潮坝,条台田的片、沟、路……1987年秋,规划全部完成。

改天换地

1987年10月8日,夜色未尽,已然人欢马叫。为期45天的寿北开发大会战吹响了号角!

820多辆汽车,320多台推土机,6500多辆拖拉机,密密麻麻的马车、地排车、小推车,涨潮般向北大洼进发。东起丹河,西至塌河,南起咸淡水分界线,北到渤海之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北大洼里,20万开发大军安营扎寨。

荒坡沟畔,挖个一尺深的地窝,散铺些玉米秸、麦穰、油布,支上竹竿或木棒,盖上苇席、苫子、野棵子……这种“家”遍布北大洼,遍布寿北。

开发分7个战区,每个战区一个指挥部,每个乡镇一个作战部,每个村一个战斗队。

斗志高昂的开发大军,昼夜奋战,谱写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建桥乡张家仕庄村民张俊善,父子5人酣战在盐田工地,整整45天没有一人离开。

纪台乡纪东村常茂松兄弟四人,会战第三天父亲病逝,四兄弟含泪商定,瞒着领导,由四弟一人回去料理丧事,大哥、二哥、三哥坚守阵地。

120多名民工妻子分娩、亲人生病,请来亲戚照料。

310多对新人推迟婚期。

“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那寿北大战场。”后方唱着改编的歌曲,送米送粮。

寿北开发的前三天,身为最高指挥官的王伯祥,就已把铺盖搬到了指挥部———一个放牛老汉的草棚里。一张老式桌子,一根电话线,一部摇把子电话,指挥部开始运转。与牛为邻,与放牛老汉为伴,与开发大军一个锅里摸勺子,王伯祥一住就是45天。

一天,时任农牧渔业部顾问的林乎加和山东省原副省长朱奇民到寿光考察,在县城寻县委书记未果,来到了工地,刚好碰见满腿泥巴的王伯祥从窝棚里钻出来。

“你们的书记在这里吗?”老部长把他当成了民工。

“我就是。”

林乎加惊异地打量着王伯祥,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好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

有什么样的“班长”,就有什么样的队伍:县委11名常委,9名住在工地上;组织部长张明海有病,王伯祥撵他治疗,他却偷偷把铺盖搬回窝棚;道口乡党委书记王守福怕暴露病情,偷偷打针吃药。

干部激励群众,群众鼓舞干部,北大洼工地上,唱响着激昂的抗天歌……

45天的奋战结出硕果:盐田工程,修筑了沟、路、渠、坝85条,总长350公里;条台田工程,修道路林带299条,干支沟渠300多条,高标准条台田11万亩;虾场工程,新筑防潮大坝3100多米,围圈滩涂5万多亩。

当初泛着白碱的烂泥滩,顿时如织如画。

王伯祥任期内,这样的大规模集团作战从未停止过。有人统计,王伯祥任县委书记的五年半时间,寿光完成工程8000万土方,按一米见方堆积,足足绕地球两周。

1987年12月9日,县影剧院门外锣鼓喧天。

主席台上,王伯祥破例换上一身干净的中山装,向全县人民三鞠躬:“寿光人民用勤劳和汗水,谱写了寿光发展史上又一壮丽篇章,寿光人民战天斗地的伟大精神将与天地共存!”

掌声,经久不息。王伯祥流泪了,所有的人流泪了……

如今,北大洼真的富起来了,寿北真的富起来了。北大洼东岔河村832户人家,村民全部免费医疗,每年给老年人发放1000元养老金,建别墅式居民楼583座。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但生活早已天翻地覆。人们以开设“伯祥餐馆”“伯祥商店”的朴素方式,表达对老书记的怀念。

“用三到五年,让寿光工业产值翻两到三番!”

寿光工业总产值2.19亿元,三个盐场占去一亿多元……1986年7月13日,王伯祥第一次以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市里工业会议,就被深深刺痛。

“打一场工业攻坚战,用三到五年,让寿光的工业产值翻两到三番!”

拿定主意,王伯祥带着县计委、经委、财政、税务、银行的同志,听汇报、看厂房、查数据、找问题,和职工讨论、研究,然后,与邻近的工业强县作比较……把全县20多个企业研究了个透。

不久,王伯祥又亲自带领县五大班子成员、乡镇党委书记、县直部门负责人和部分企业厂长、经理组成的考察团,到江苏宿迁、常熟、太仓和张家港的乡镇企业取经。

11天后,考察团满载而归。不到一年,县里就上了棉纺厂、胶合板厂、制药厂、35万吨盐场等77个项目,投资1.5亿元。从此,寿光取经“上了瘾”:每次取经归来,寿光工业都发生一次蜕变。

抓企业,先执牛耳。王伯祥的办法既简单又实用:由全县100多个经济单位推荐100名能人,优选40人作为后备厂长、经理,分期分批充实到企业班子中。县委组织部出台文件,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公开选拔厂长、经理。

公开选拔上来的厂长、经理们很快把企业扭亏为盈,为全县企业界吹进了一股新风。

1987年1月,王伯祥下乡时发现,台头镇副镇长兼经委主任陈永兴对企业的创建、发展十分熟悉,他马上将这位精明干练的副镇长和亏损的县造纸厂联系起来。

10天后,王伯祥和组织部长张明海送陈永兴到县造纸厂走马上任———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亲送新厂长上任,这在寿光历史上还是头一遭。新厂长满怀自信:“不搞出个样子来,誓不为人!”

这个造纸厂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晨鸣集团:总资产178亿元,年销售收入172亿元,利税20多亿元,是世界纸业20强之一,货真价实的中国造纸业航母。

寿光人说,王伯祥打下的人才基础,使人口、面积中等的寿光县,升起了许多国家级大中型企业和名优企业。

实行企业股份制,是王伯祥早想吃的另一只螃蟹。

1987年3月,听说上口镇南邵一村五金厂已实行股份制,王伯祥赶去与董事长李友春交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十几天后,县里召开发展企业股份制大会,请李友春作经验介绍……

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居然在全县宣扬“资”味浓重的“股份制”,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岂止“大胆”,简直是不要命!

但王伯祥毫不动摇:中国企业最终要走股份制这条路子,“任何不触动产权的改革都是不彻底的改革。只有脱胎换骨,才能改出名堂,改出成效。”

一时间,股份制企业在寿光大地上竞相绽放。1989年,股份制企业拥有全县工业总产值的近30%,利税占全县企业总额的28%;1990年,全县股份制企业达到464个。

“伯祥效应”

当县委书记五年半,王伯祥对用车的要求是:只要误不了公务,什么车都行。

他先后坐过双排客货两用车、北京吉普、上海牌轿车、伏尔加轿车,并且大部分是从别人那里“继承”来的。

干部们感慨:“咱伯祥书记真是九十年代的思想,战争年代的作风!”

正因如此,虽然社会上一度出现用车攀比现象,寿光却“纹丝不动”。

百姓说,这是“伯祥效应”。

凡到过王伯祥家的人,都说他“跟不上时代”。任县委副书记、书记8年,他四间旧平房的家一直没动过。

房子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狭窄低矮,有的地方裂了缝儿,墙皮脱落。院子墙角垛着柴火,垒着煤池子。父母从老家来,没有单独的房间,只好和孙子、孙女睡在一起。冬天,三个孩子手脚冻得红肿,夜里冻得睡不着觉。

王伯祥在全县大会上讲:“财政收入不到两亿元,我绝不住楼房。”等过了两亿,王伯祥却绝口不提楼房的事。

王伯祥父母住普通的农家小院,土炕、锅灶、破三屉桌、旧沙发……与已经富起来的寿光农民相比,显得格格不入。每念及此,王伯祥不由长叹:“我是一个不孝之子!二老八十多岁了,还让他们生活在农村。他们从来没让儿子用权力办过私事,从没给儿子出过难题。”

现在,退休的王伯祥每天都给二老打个电话,过不了十天内肯定回老家一次。“就算天天守在二老身边,也折不了我这当儿子的罪啊……”

由于平时早出晚归,孩子们小的时候甚至不认识他。

1987年10月4日,前往北大洼的前一天,王伯祥10岁的小儿子左臂骨折住进医院。看着生病的儿子,王伯祥不由得一阵心酸:孩子最需要父爱的时候,甚至没有时间好和他们说说话,我这个父亲怎么当的啊!

王伯祥日子过得紧巴,家里难得有水果、瓜子、糖块。就在几天前,儿子在街上看到别的同学吃苹果,要父亲买。王伯祥眼一瞪说:“苹果有什么好吃的?”孩子再没敢吱声。

躺在医院里的儿子,肯定馋苹果了吧?临走前,王伯祥拿出50元钱给妻子:“我不去医院了,一定给孩子买点苹果吃。”

1991年10月,王伯祥升任潍坊市副市长,家,也要搬到潍坊市去。

搬家这天,道口镇政府派来一辆130客货两用车,一车就装完了王伯祥全家的家当:前棚坐着妻子和三个孩子,车厢拉着水桶、锅灶、风箱,几百斤玉米、千余斤小麦,一套旧式桌椅和零碎家具。潍坊市政府派来的一辆货车没东西可拉,干脆装上了院子里没烧完的蜂窝煤和引火用的柴火。

送行的人群中,终于有人控制不住:“伯祥书记,咱寿光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当也比你多呀!”

王伯祥一笑:“这不很好嘛!”

握手送别的刹那,许多送行者突然泪水奔涌,呜呜地哭出了声……

“伯祥书记”离开了寿光,背后留下的,是20多万个年均收入两万元的蔬菜大棚,120万亩棉田、盐田、虾池,4850多家企业,已成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的全县70%的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