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三任妻子 张中行与杨沫亦欢亦痛的一段恋情
张中行生于1909年。他是从香河县东河屯镇走出来的武清人。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天津中学、保定中学任教,后到北京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张中行先生治学61年,早年专于文史语言,后偏于人生哲学。他豁达大度,对事物的是非曲直有深刻的理性思考。
张中行在青年时代与杨沫演绎过一段亦悲亦喜的恋情,那么,二人是如何由痴情相爱到最终分道扬镳的呢?
张中行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位农村女子订了婚,并于1927年17岁时正式结婚。他这位小脚妻子是个文盲,相貌平平、性格温顺。他在外地上学,仅仅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张中行的发妻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另有新欢(即与杨沫相爱),她也毫不计较。
当上个世纪50年代末,杨沫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轰动一时的时候,有人认为小说借余永泽的形象影射张中行。著名演员谢芳演过电影《青春之歌》中的女主人公林道静后,也曾把张中行、杨沫比做影片中的余永泽和林道静。因为张中行是武清人,谢芳有一次到武清做客时,还自称是武清的“儿媳妇”。后来,杨沫撰文批评张中行负心、落后、可憎,张中行则始终保持沉默。
尤其是“文革”开始后,杨沫的单位北京市文联来外调,请张中行证明杨沫是“三反分子”,希望他说杨沫的坏话。造反派还对他进行了威吓、辱骂,让他照他们的要求说。张中行写了一个材料,大概是说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真的相信她所信仰的东西,并有实现理想的魄力,且为之奋斗,比那些口头主义者好多了……落实政策后,杨沫了解了此情,激动地给张中行写去一封信,说:“想不到你还能为我说好话,对你的宽容公道表示感谢。
”并让她与张中行所生的惟一的女儿,给张中行送去一张老照片以作永久的纪念。
可见,张中行虽然很长时间受到了曲解与冲击,但是,他始终表现得坦诚、正直、大度。他淡泊致远,却刚正不阿、耿直倔强。
杨沫于1995年去世时,张中行并没有前往参加追悼会。据悉,在遗体告别仪式的头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曾打电话给张中行,问其是否前来参加,张中行说不参加。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仪式后,张中行接到女儿来信,主旨是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张中行复信时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新世纪伊始,某记者在采访晚年的张中行时,话题中曾经不可避免地问起“在您23岁时和杨沫相识,然后相爱,后来同居,再后来分手。之后杨沫成了作家,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书中的余永泽据说有您的影子,您认为呢?”
张中行睿智地回答说:“这你只能去问小说作者了,只有她最清楚。”张中行认为《青春之歌》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而不能入史部,小说是可以编造大小情节的。后来,有人曾告诉张中行,杨沫在追述往事之时,言及分手总暗示张中行负心、落后。张中行认为,认定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落后,是人各有道。
张中行在后来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了,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道不同,不相为谋”。
当记者进一步问及他与杨沫感情方面的问题时,张中行直率地坦言:“这是个人私事,不能问。”
记者还问到“:在您的一生中情感经历颇为复杂,据悉,你17岁时受父母之命在家乡便娶了一位妻子,好像还在一起生活过,她一直住在您家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去世,对于她您是否有话可说?”
张中行说:“那是一个大变革时代,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婚姻状况都复杂。孙中山、蒋介石、鲁迅等都先有一妻,后来才找到如意伴侣。一个人从农村出来到一个开化的地方变化会很大,这是我们这代人婚姻方面共同的问题。”
那么,在记者不止一次的探问之下,张中行仍三缄其口的与杨沫的感情经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杨沫1914年出生于北京一户家境不错的人家。她的父亲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商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学校——北京新华大学并任校长,不久便发达起来,成为大地主。之后,却渐渐不管全家老小,而一心沉醉于声色犬马当中,随之家境便日渐衰落。杨沫的母亲因丈夫放荡不羁的行为而经常吵闹,无心管教孩子们。
1928年,杨沫已经出落成一个青春妙龄的14岁少女。这年她考入北京西山温泉女中,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顿窘迫。她上初三这年,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杨沫的母亲打算把长女杨沫嫁给一个有钱的军官。由于那些争取婚姻自由的小说给了杨沫想不到的勇气和力量,为此,一向较为温顺的她竟然顶撞了母亲,表示坚决不从。
母亲气愤之下,以不管饭费和学费来威胁,杨沫毫不屈服。这一时期,她还看了许多宣扬个性解放的中外书籍,进一步滋长了她追求爱情自由的叛逆意识。
杨沫与母亲的抗争愈演愈烈,最后,她把心一横,偷偷跑到北戴河,去找在那里教书的哥哥杨成勋。他为争取自主婚姻,不惜与家庭决裂,远走高飞,杨沫把他当成了英雄。然而,杨成勋也自顾不暇,力量有限,根本无力帮助杨沫。他生活极其贫苦,时间一长兄妹二人产生了矛盾。杨沫痛苦之下,写信给同学们,让尽快帮忙找份工作。
望眼欲穿盼回音的杨沫终于等来了一个消息,同学李绍强来信说工作问题有了希望。这位昔日在一起练武的师妹非常同情杨沫的处境,托自己的表哥帮忙。而这位表哥与当时刚刚考入北京大学的张中行认识,他便又托张中行帮忙,因为张中行的哥哥当时在河北省香河县立高小当校长。
张中行此时也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当朋友请他帮忙时,他对抗婚的女中学生充满同情和好奇,爽快地答应见面谈一下。
为此,杨沫就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与张中行见面交谈情况。第一次的相见给张中行留下了较好、较深的印象。在张中行的眼里,杨沫17岁的样子,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很清爽,是个有理想、不世俗、富于感情的女子。
那时的张中行在北大读国文,知书达礼,满腹经纶。他与有文化的小自己5岁的杨沫聊天,自然比已结婚5年、岁数比自己大、彼此没话说的农村妻子有意思得多。两人谈得十分投机,相互印象都很不错,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不知不觉谈到了午饭时分。张中行热心地请杨沫与介绍人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饭店共进午餐。
随后,张中行立即给他当校长的哥哥写去一封信,询问学校是否缺人;如若缺人,说自己认识一位合适的人选。这样,便将杨沫介绍给了哥哥。很快,收到哥哥的复信,说学校眼下还正需要教师。
这下可让杨沫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告别无业无助的生活,自食其力了。1931年9月初,杨沫跃跃欲试地准备动身去香河教书。出发前,张中行又与杨沫见了两次面。在他的寓所里书堆如山,令杨沫大开眼界,感叹张中行知识渊博、博古通今。
更让杨沫感动和铭记心怀的是,在她走投无路、孤独无援的时候,是张中行挺身而出,帮助她找到了工作,解决了她的生计问题。与此同时,她发现虽然他身为北大的大学生,却毫不显露一点名牌大学生的架子,而是谦逊有礼;虽然肚子里很有学问,出口成章,却对女性相当尊重,绝不狎昵。
于是,钦佩与爱慕之情在这位少女的心中油然而生。同样,在时间不长的几次接触畅谈中,张中行显然也喜欢上了清爽、热情的杨沫。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都依依不舍,表现出明显的相恋之情。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感情迅速升温。
在杨沫到香河教书两个多月后,病重的母亲打听到她的下落,便托人力劝回京,并答应以后还供读书。得知母亲病重,杨沫急忙返回家中。因感情破裂,父亲与哥哥都未回家,家中只有杨沫与两个年幼的妹妹守着贫困垂危的母亲。
但是,情窦初开的杨沫此时正与张中行坠入爱河,炽烈地热恋着,成天在公寓里厮守,你恩我爱,形影不离。杨沫这个从小缺少亲情温暖、日夜渴望爱抚的女子,现在为浓浓的爱所包围,天天都沉浸在甜蜜的愉悦里,眼见母亲的病情一天天加重,甚至也没有多少沮丧与悲伤可言。
张中行在杨沫的心目中够得上是光芒四射了。他待人认真负责、有情有义,处事严谨厚道而有分寸,治学又勤奋多才……杨沫把一颗少女纯真的心完全地给了他,全身心地爱着他,爱得全然不顾其他。要知道,这是杨沫的第一次热恋,熊熊大火一旦燃烧起来,便势不可挡。很快,杨沫就怀孕了。
当杨沫把这一消息告诉张中行时,令她始料不及且大失所望的是,张中行竟然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愁眉不展,根本没有表现出常人所惯有的那种喜悦与激动。这让杨沫十分困惑与吃惊,随之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杨沫是个感情火热、细腻而敏感的人,她认为自己怀孕后,张中行明显地与自己疏远了。她又是一个好强的人,负气之下,便不再去找张中行。也是祸不单行。年底,杨沫的母亲撒手人寰,随之,这个家也散了。迫于生计,三姐妹各奔东西。1932年夏天,杨沫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张中行的住处附近,租了间房子等待临产。
张中行还常常来看她。然而,两个人的感情上已经产生了一些隔膜,失去了往日的亲密,只有相对无言了。
最后,杨沫决定到妹妹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来。临走时,张中行也没有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一个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然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
杨沫生下了张中行的儿子。生下孩子12天后,杨沫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里。没有让当父亲的张中行花一分钱,费一分力,杨沫把孩子的事妥当地处理了:留给一位奶妈照看。
不久,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其实,他还真对杨沫有感情,毕竟她年轻有活力、长得模样周正,又有文化,他农村出身的妻子自然相形见绌。至于不想要孩子,其中有他自己不同的观念和想法,有他难言的苦衷。
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地爱着他,就原谅了他。从此,即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
杨沫给张中行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但是,受过文化教育的杨沫并不甘心做一个全职太太整天窝在家里。据张中行在他的《流年碎影》一书中回忆说:杨沫“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而致远。”
那个时候,张中行还只是求学的一介书生,杨沫又没有工作,这个小家庭得完全仰仗张中行一个人的生活费来勉强度日。因此,他们的日子清苦得很。
一天上午,白杨来看杨沫。小夫妻俩的屋子里特别寒冷,窗台上的水杯里都结了冰碴。已经是10点多了,却还没有生火取暖。屋里没装烟筒,仅有的一个做饭用的小煤球炉还是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人在屋里不敢脱衣服,还冻得哆哆嗦嗦。
白杨一脸惊诧和同情地问“:这样冷,你们怎么能住?”杨沫说:“每天上午10来点钟生火做饭,到下午吃完晚饭灭火,烧了七八个钟头,屋里挺暖和的。晚上进了被窝,有厚被子,再怎么冷也不怕。”白杨还发现饭柜里除了一点咸菜外,什么吃的也没有。又问“:你吃些什么菜呢?”杨沫说“:每天有肉有菜。”白杨说“:大姐,你别开玩笑了。”杨沫说“:每天买一毛钱的猪肉,再加上半棵白菜,这不是有肉有菜了吗?”
杨沫的生活如此清贫,着实令白杨大吃了一惊。好在她随后知道姐姐的精神生活还是很丰富充实的,这才稍稍放下些心来。张中行一肚子学问,精通古书,他隔三差五地给杨沫写诗词,让杨沫感受到了一种高雅的情趣,这样多少弥补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
譬如,有这么一首张中行写给杨沫的诗:“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含蓄地抒发了他对杨沫的一片痴情。在这段时间内,这种爱让童年不幸的杨沫感到了莫大的满足与愉快。
杨沫与张中行日复一日过着琐碎平淡的北京小市民的普通生活。直到1933年的除夕夜,她的人生忽然间有了一个大的转折。
1933年春节前夕,张中行一人回到香河与父母团圆去了,留下杨沫一人在京。除夕这天,白杨邀请杨沫去她那儿欢聚。杨沫来到白杨在宣武门的住处后,见到了一批进步青年,如后来的新四军文艺干部许晴,《解放军文艺》总编辑、老共产党员宋之的,云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陆万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老党员邸力等等。
正是这次偶然的见面,改变了杨沫的一生。这些人大都是左联领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之一苞莉苞剧社的成员。他们聚在一起,关心国家大事,对现实不满。畅谈当前民族的危机,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局的反动腐败,共产党的主张等等,而不是谈论什么吃喝玩乐、男欢女爱、穿着打扮、文物古籍和赚钱发财之类。
他们在一宿的玩乐与闲聊中,有说有笑,手舞足蹈,喜怒哀乐尽情表现,充满着青春的朝气。杨沫置身其中,大受感染,耳目一新。她觉得他们与张中行完全不同,自己与他们更能谈得来。闲谈中,有人给杨沫推荐了几本进步书籍。
聚会后的第二天,陆万美还给杨沫送去了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这些进步青年一接触,杨沫就被他们迷住了。他们个个都那么有思想、有理想,忧国忧民,不畏强权,不怕坐牢,好像有一股清新的风向她迎面吹来。
而回到家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己的家是那么阴暗冰冷。张中行整天埋头钻研于线装书堆中,两耳不闻天下事。“九·一八”事变后爱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国家危亡在即,但是,张中行却无动于衷,依然仅专注于自己的学问,对时局安危漠不关心,称得上一个十足的书虫。
杨沫就有所不同了,她在家里贪婪地读着那些进步书籍,对共产党、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等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也正是她找不到工作、穷苦寂寞和渴望革命的现状,使她极其容易地接受了这些革命道理。更何况,在那些新朋友的介绍下,她还陆续阅读了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她后来说“:这几本书对我影响最大并促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接受了新思想、新朋友熏陶的杨沫感觉与张中行的差异越来越大。他是个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重研究轻实践,重东方轻西方。他崇拜胡适,喜欢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不喜欢谈主义。杨沫接触了马列主义新学说后,觉得很时新和现代,特别好奇和神往。
而张中行却看不惯,认为是西方来的,背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对国民党不满,但对共产党也敬而远之,总是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杨沫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只想杨沫本分老实地做一个纯粹的贤妻良母。
他虽也是个青年,却少激情,安于现状,循规蹈矩,一门心思读书与过小日子。然而,杨沫却是那种不甘平庸、渴望动荡、渴望干出一番事业的女性。她有激情,爱幻想,看了革命的书就想参加革命,正如童年看了武侠小说就想当侠客一样。
斗转星移。杨沫在与张中行平淡无奇的生活中,随着整天围着锅台转、为柴米油盐琐事的费心操劳,情绪烦躁起来,两人的摩擦有增无减,不断吵架。这正像后来她在一份材料中所说:“张中行在我和他一起生活的5年(1932——1936)中,并没有参加国民党或从事什么政治活动。
当时,他是个不问政治,一心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1933年后,我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因为我们思想有了分歧,我们不断吵架,1936年终于和他脱离了关系。”
1933年到1936年,渴望革命的杨沫一直希望能找到共产党。但那时共产党还是秘密组织,即使真的共产党员也不公开承认。有时候,杨沫也想与张中行谈论国家大事,可是话不投机。张中行几次提醒她说:“少看赤色书刊,太危险。
不要跟共产党掺和,当心坐牢。”然而,杨沫继续我行我素,只是不再与他谈政治,自己去找什么朋友,也不敢告诉他,两人的感情裂痕越来越大。张中行尽管对杨沫有些不满,但还是深爱着她的。一次,杨沫到滦平县办事,因吉鸿昌将军在长城一带抗日,交通阻断,一时间回不到北平。张中行急坏了,寝食难安,形瘦容悴,还写出一篇情深义重的散文,登在报上,寄托自己的思念。杨沫返回后,很受感劫。
但是,杨沫仍然为自己的处境很苦闷,为此曾经向白杨坦陈心迹。白杨劝她与张中行坚决分手算了,她说:“这老夫子有什么可爱的?何况他家中还有老婆。”杨沫内心很矛盾,因为张中行在她陷入绝境时帮助了她。白杨劝说“:他成天钻在古书里,整个一个书虫,还带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老学究的样子,要是我的话早与他分手了。”白杨的话在杨沫的心里慢慢激起了共鸣。
1936年春,当张中行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时,他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可是,杨沫仍然不愿靠张中行养活,想出去工作。经过努力,张中行作出让步,杨沫再次来到香河县立小学教书。在这里,她遇见了男教员(共产党员)马建民,寻党心切的她与他交往逐渐多了起来。
这一切引起了张一真(张中行的哥哥,时任香河县教育局长)的怀疑,便写信向张中行告了密。不久,张中行突然从天津来到香河,坚决要求杨沫辞职跟他一起回天津去。张中行的说法是,他收到在香河小学任教的一位朋友的信,说杨沫与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如若还想保全家庭,最好把杨沫接回天津。
张中行听从了这位朋友的话,先是写信,后又是亲赴香河劝说。杨沫觉得好不容易有个工作,还未干上两个月就回去,决意不从。但张中行苦口婆心地劝说,说他挣的钱足够两个人花,何必非要辛苦工作而两地分居?在张中行兄弟二人的压力下,杨沫只得随张中行回到了天津。杨沫回去后仍然暗暗与马建民通信联络着。
张中行发现后勃然大怒,平时文质彬彬的他一脚踢翻了火炉上的蒸锅,弄得满屋子蒸气弥漫。杨沫一气之下,立即向同学借了几块钱,返回北平哥哥家。谁知没过几天,张中行又追到北京,哀求杨沫跟他回家,杨沫心一软,又随他返回了天津。
此时,杨沫虽然怀上了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但她越来越无法忍受这种学究妻子和围着锅台转的生活。终于,1936年6月的一天,她偷跑回北京,并给张中行写信要求断绝关系。不久,杨沫就与马建民结了婚,并于11月,生下了她与张中行的孩子,是个女儿。杨沫与马建民将她抚养长大。
建国后,张中行与杨沫见过面,与杨沫相比,他的境遇差了很多。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职员,一个月仅拿几十元的工资;杨沫算是老干部,要比他多两三倍。幸好他在政治上还可称得上是平安无事的,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到了1958年。
杨沫在《青春之歌》中以张中行为原型创作的余永泽,随着各种形式的文艺载体的传播,家喻户晓。张中行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无形中,张中行被杨沫的《青春之歌》搞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来。
其实,真实的他要比书中的余永泽好得多。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也从不乱揭发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尽管杨沫在书中塑造的以他为原型的余永泽虚构了一些他所没有的毛病,丑化了他,让他背上了落后分子的帽子,但他对杨沫的评价却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无半句怨言。
甚至别人在一旁都看不下去了,好心劝说他写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反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
张中行尽管学识渊博,业务能力强,然而,由于社会大气候(特别是政治因素,学术政策、体制和机制使然)及自身曲高和寡等种种原因,却长期不受重用。运动一来,他率先受审查。“文化大革命”中他曾经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
期间,遭到三次批斗。一次是因挑水把水桶掉到井里,没有捞上来,说他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另一次是因为晚上看彗星,被认为是想变天;还有一次是因书写唐诗宋词,而不钻研红宝书。之后他又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饱尝了世间炎凉。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张行仍旧毫无名气,未能受到公正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