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与杨沫之女徐然 张中行、杨沫与《青春之歌》

张中行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农村女子订了婚,1926年17岁时正式结婚。妻子是个文盲,小脚,相貌平平,性格温顺。张中行在外面上学,只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妻子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与杨沫公开同居,妻子也没一句怨言。

那时张中行在北大国文系读书。知书达礼,满腹经纶。他跟有文化的小自己5岁的杨沫聊天,比跟已结婚5年、岁数比自己还大、彼此没话说的农村妻子有意思得多。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彼此印象都相当好。而当几个月后杨沫去香河教书一事谈妥之时,两人已经恋恋不舍。

当杨沫走投无路时,张中行挺身而出,帮她找到了工作,解决了生计问题。杨沫很感激他,同时发现他虽是北大的大学生,却没一点名牌大学生的架子,谦虚有礼;肚里虽有很多学问,出口成章,却对女性相当的尊重,绝不狎昵。

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张中行在杨沫的心目中,简直光芒四射。他待人认真负责,处事严谨,治学勤奋,多情多义……杨沫与他的恋爱,是第一次热恋,熊熊大火,势不可挡,很快就怀了孕。

儿子生下后,两人1932年开始同居。那时,张中行还是个学生,杨沫没有工作,全靠张一个人的生活费。但很快,张中行与杨沫的差异越来越大。他是个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重研究,轻实践,重东轻西。杨沫接触了马列主义新学说后,觉得很时新,很现代,特别好奇和神往。

张中行不满意国民党,对共产党也敬而远之。他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杨沫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只要求杨沫给他做饭,操持家务,陪他睡觉,生儿育女,老老实实过日子。

但杨沫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渴望动荡,渴望着干出一番事业,渴望改变自己的平庸命运。她有激情,爱幻想,看了革命的书就想参加革命。

1936年杨沫重新来到香河教书,在这时遇见了马建民,也就是她的入党介绍人。

马和张中行不认识。我记得他们俩从没有碰过面。按张中行的说法,是收到了在香河小学任教的一位朋友的信,说杨沫与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如果你还想保全这个家庭,最好把杨沫接到天津去。

张中行听了这个朋友的话,先是写信,然后亲自去香河劝说杨沫。杨沫不同意。好不容易有个职业,还没有干上两个月,为什么又回去?

但张中行苦苦哀求,说他挣的钱足够两个人用,何必辛辛苦苦当孩子王,两地分居?在张中行的压力下,杨沫只得和张一起离开香河,回到了天津。但仍旧暗暗与马建民通信。

张中行发现后,勃然大怒,杨沫二话没说,立刻向同学借了几块钱,返回北平哥哥家。谁知没几天,张中行又追到北京,眼泪、情话一大堆。杨沫看他那么痛苦,只好又跟他返回天津。

这时杨沫已经与马建民有了感情,既然不能公开通信,就由同学替她秘密传书。杨沫受五四精神影响,思想开放,感情丰富,好就住在一起,不好就分,没有从一而终的那一套观念。她欣赏舞蹈家邓肯,敢于叛逆传统习俗、传统道德……妹妹白杨也相当前卫,自然对杨沫有所影响。

道不同不相与谋。此时杨沫虽然怀上了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但她越来越不能忍受这种学究妻子的生活。终于有一天,她偷跑回北京,并给张中行写信要求断绝关系。

这时,马建民已从香河回到北京的《世界日报》,每月有20来元的收入。杨沫在1974年6月10日的日记中说,这年(1936)6月10日,他们两个结合了。应该说,是杨沫抛弃了张中行。杨沫这时22岁。

解放之后,张中行还与杨沫见过面。但与杨沫相比,境遇差了很多。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职员,一个月只几十块钱,杨沫算是老干部,要比他多两三倍。

随着《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张中行这个杨沫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杨沫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

其实,真实的他,要比书中的余永泽好得多。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也从不乱揭发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尽管杨沫在书中塑造的以他为原型的余永泽虚构了一些他所没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让他背上了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他对杨沫的评价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没有什么怨言。而他的妻子就非常受不了,对杨沫很有意见。

有人让他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