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和平为什么回中国 看完你就懂了! 海外“精英”为什么死也不回中国?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单位的一位领导使尽浑身解数,甚至动用了来查阅资料的外国学者的力量,终于如愿以偿地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了国外,引来单位里无数人的羡慕与嫉妒。但不久之后,噩耗传来:其子在比利时卧轨自杀。
据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一把雨伞遮住自己的视线,一步一步缓缓地走向疾驰而来的火车。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就这样孤零零地惨死在异国的土地上。 这个年轻人为什么宁死也不回国呢?据一对知情的老知识分子夫妇所说,他其实一直无法适应国外的生存环境,曾一再向家人表达回国的意愿,却遭到父亲的百般阻挠。
他的父亲出生于穷苦的农民家庭,靠着自己先天的聪明才智与后天的艰苦努力,考上了北大研究生,并且最终坐上了国务院直属机构局级领导的宝座。
如此成功的一生使他产生了这样的人生信念:有志者,事竟成,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于是便对儿子放出了狠话:不管多难,你都要在国外坚持下去,就是死也不能回来。不想一语成籤。
我想,在以后漫长的人生岁月里,这位领导一定无数次的后悔、流泪,为自己失落的出国梦,更为以生命为代价力图实现这一梦想的骨肉至亲。 尽管有着如此惨烈的前车之鉴,向我讲述这个故事的夫妇却一直鼓励我出国。
他们不断地向我宣扬着中国的种种坏处,外国的种种好处,并且得意地向我炫耀他们的独生女儿在美国的生活照。照片中的女儿美丽大方、英姿勃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背景中宽敞的洋房、翠绿的草坪、豪华的汽车,加上这对夫妇动人的画外解说,一幅天堂般美妙的画面展现在我的眼前。
不自觉间,我竟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不是天堂,却胜似天堂。 在这对夫妇的反复鼓动之下,我先是到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后又辗转来到加拿大定居。
出国后,我很快与他们的女儿取得了联系,却吃惊地发现,原来她的生活并不象她父母所描述的那般美好。 她硕士毕业后没有能够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就业市场上谋得一职,还是靠着婚姻这条捷径才勉强留在了美国。结婚生子后,更是心安理得地在家里做起了家庭妇女。
凑凑和和的婚姻以及枯燥乏味的生活使她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而在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忧郁症为何物。 每次我们通电话,她都向我抱怨美国不是个好地方,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这里生活没有意义。
更加不幸的是,在她42岁那一年又因胃癌不治而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加上丈夫长期不忠所导致的夫妻不睦,彻底粉碎了母亲晚年的希望,一个月后,她竟然也因胰腺癌而病逝。 那么,她既然这么不喜欢美国,为什么不回国呢?我很遗憾当年没有和她认真探讨一下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如今已是死无对证。
我只能根据自己在北美生活十多年来所见所闻的众多真实案例,对海外华人在国外真实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为什么死也不回国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无可否认,在海外华人中的确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自认为自己在国外混得还可以,以致乐不思蜀,甚至有一些人恨不得斩断与中国的一切关联,他们当然死也不回国。同时,更多的人却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祖国,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故土,却因种种难以与人言的苦衷而滞留国外,抱憾终生。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费尽心机才来到国外的华人们又产生了打道回府的想法呢?总体来说,中国人移居国外,有些人是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也有一些理想主义者是本着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渴望而来到国外的。
出国后,这两种人都会对西方社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幻灭感。主要原因是国外生活的艰难,使很多人产生了日益强烈的居不易之感。
在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普通人,要想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下去,首先需要的是一份工作。然而,由于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就连土生土长的西方白人都深感一职难求,更何况是这些操着洋泾浜英语的中国移民。
在我所认识的中国人中,几乎所有人的移民生活都是从打labour工开始的。在加拿大,餐厅、清洁、劳工、保安、零售及出租车司机等所有低级的体力劳动岗位上,都充斥着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各国移民。 这些高学历的外国移民,在本国都是经理、医生、教授、专家、学者甚至政府官员,来到加拿大后却被一下子打到社会的最底层,做着本地初中生都不愿意做的低级体力劳动。
这些人中那些英语好、专业好、情商高、运气好或有关系的人,或许会在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后,逐渐找到中低级的办公室工作,但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将被加拿大社会永久地订在低端体力劳动者的位置上,只能将翻身的渺茫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了。
但在发展停滞、阶层固化甚至经济负增长的加拿大这又谈何容易!
我就认识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硕士,来加已经十几年了,却一直从事低端体力劳动。这样的例子,在加拿大笔笔皆是。 有人调侃说加拿大有着全世界学历最高的出租车司机、餐厅服务员与体力劳动者。
怪不得人们纷纷发出加拿大,艰难大;多伦多,苦难多的感叹。就连加拿大一些主流媒体都不得不承认,移民的加拿大梦日益黯淡,加拿大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底层阶层(immigrantunderclass)。
因此,在包括中国移民在内的各国移民中普遍流行着压抑、沮丧、无奈与绝望的负面情绪,各种肤色的移民们在网站上肆意发泄着对加拿大的失望与不满。 这些在母国的优势群体,在登陆加拿大的一瞬间便迅速沦落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
如此巨大的落差,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坦然承受的。有一位中国政府的公务员,天真地以为出国后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加拿大政府高就,继续过他不愁吃喝的舒适生活。当他得知加国饭碗难求的残酷现实后,精神瞬间崩溃。
只是不知他那可怜的妻子将如何独自面对未来数十年移民生活的艰难挑战。 还有一些人或比较顺利或历尽艰难终于找到了比较满意的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却因不能适应工作单位异常复杂的人际关系,或被解雇或主动辞职。
一个来自东北的电脑工程师,在加拿大硕士毕业后,顺利地找到了一份程序员的工作。不善言辞的他在单位饱受屈辱,终于忍无可忍,愤而辞职,最终竟做起了卡车司机。这个曾经的小小读书郎坦言他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因为做卡车司机“不受人欺负呀不做牛和羊”。
另一位来自南方的建筑工程师毕业于某名牌大学,在国内时也是混得风生水起。当他拿到移民签证后,兴奋地发出了如此感叹:加拿大需要我!来加后,他历尽艰辛先后在市政府和几家私人公司就职,都因为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而屡次被无端解雇,最后不得已也做起了labour。
想必此时的他已经深刻认识到,这才是加拿大真正需要他的地方。 在加拿大,不管你做的是什么工作,都丝毫不敢稍有懈怠,因为失业的命运会随时降临到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我认识一个曾在国企任高管的中国移民,虽然已经在加拿大找到了高薪工作,但在一次公司裁人时,吓得直流鼻血,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裁的命运。另一位曾在首钢工作的工程师,由于害怕解雇,竟然得了焦虑症。
一天夜间他突然被一阵巨大的不适感从睡梦中惊醒,他感到腹部剧烈抽缩、胸口发闷、呼吸急促,最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我本人也有过这种痛彻心扉的惨痛经历。
有一次一大早我就被经理叫到办公室并被告知“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我听后愕然不知所措。阳和平教授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曾谈到他在美国第一次被解雇时,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他因此而在美国感到非常压抑,而这也正是我的感受。
惨遭解雇的经历,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多次失业不仅使我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更严重打击了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曾深深地沉浸在自卑的情绪中长达数年之久而无法自拔。直到有一天与加拿大共产党省委书记的一次谈话,才算打开了我的心结。
她说:“你不必太介意被解雇的事。在加拿大被解雇是家常便饭。几乎每一个加拿大人都有过被解雇的经历。”她发现,那些来自中国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对失业怀有更大的恐惧感,在被解雇后也往往反映更加强烈。
对此,她评论说那是因为我们幸运地出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从来没有尝过失业的滋味。道理虽然明白,但被炒鱿鱼的经历还是在我的心理上留下了可怕的后遗症。从此后,只要经理一叫我去办公室,心里就打鼓。
在举目无亲的外国,失业的痛苦苦不堪言。于是,为了保住一份糊口的低薪工作,人们往往要忍受种种屈辱。焦虑、无奈、无助与无望的情绪笼罩着整个西方社会,特别是作为弱势群体的移民和少数民族。
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中西部负责人欧尔松称,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总是不敢反抗而是选择默默承受不公的工作条件与待遇。 有华人在网上对此发表评论说,并不是不敢,而是后退的余地太小,生存压力太大。
另一位华人则说,现实中,华裔是处于弱势,不论语言能力,文化差异,处理问题的技巧和沟通方式,还有无处不在忽隐忽现的种族歧视,而且人数少。再者,劳资委能帮他们维护暂时的不公,但不能维持他们长期的工作。
经历过多年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我终于认清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在挥舞着人权大棒对他国指手画脚的西方国家,经理随时可以剥夺工人工作的权利,也就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这种切肤之痛,使我对马克思的工资奴隶概念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与奴隶的唯一差别就是:前者是隐蔽的剥削,后者则是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剥削。 所以前者可以公开打着民主、人权与自由的幌子,让成千上万象我这样的天真烂漫者上当受骗,以致历尽千辛万苦,飞蛾扑火般来到西方自投罗网。
悟出这个道理后,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感油然而生。我知道这种感觉将伴随我终生,只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轻信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谎言,将自己卖身为奴,从而铸成人生大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