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和平闵晓红 阳和平:一个美国红二代的困惑
用他弟弟阳建平的话说,就算有两只兔子,"我哥也能分出哪只是贫下中农,哪只是富农"。阳和平却认为自己的阶级对立法放在当下再适合不过了:阶级无处不在,当年的中国工人慢慢成了温水里的青蛙,失去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而官僚特权阶层则迅速积累着财富和资源。
中国农场里的童年
上完一整天的课,坐在小餐馆里灌下一碗酸辣汤后,这个大鼻子老外甩出一口京腔"没有中国革命,我妈肯定不会嫁给我爸,更不会有我"。
在中国出生,度过少年时光;到美国求学工作;最终回到北京定居。现在,59岁的阳和平是对外经贸大学的一名讲师。和他的中国同龄人一样,他的一生被时代左右,只是左右的方式更为不同。
阳和平的母亲,Joan Hinton,曾是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曾在曼哈顿工程中担任"原子弹之父"费米的助手。日本广岛的惨状,促使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1949年,为追寻《西行漫记》里描述的革命生活,她来到中国延安。
同年,与比自己早三年来到中国的同胞Erwin Engst在瓦窑堡的窑洞里结婚。Erwin Engst是个地道的美国农民,为了来到中国,把老家的三十多头奶牛都卖了。当地的同志们给这对外国夫妇起了中国名字:寒春、阳早。之后的岁月里,他们成为中国奶牛品质改良和农机革新方面的专家。六十多年,寒春、阳早一直在"为中国人民养奶牛"。
最初,他们在陕北的三边牧场工作了四年。直到现在,阳和平还是怀念那儿的锅盔:"一张大号的发面饼,放在铁锅里烤得两面都脆,掰成七八块,我这辈子最爱吃的就是它了。"
1953年,阳和平随父母来到西安,他的童年在西安草滩农场里度过。七八岁时他就敢爬上最高的水塔,看农场的全景:麦田、树林、农舍的炊烟。"太美了。"他一脸陶醉。和很多中国男孩一样,阳和平爱玩火,有次点着了农场的柴火垛,差点酿成大火灾。父亲在救火中抓住了他,"臭小子又敢玩火!"抡圆胳膊打他屁股。
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圣诞节。1962年,阳和平的姥姥卡玛丽达为了看望久别的女儿,从苏联入境,来到中国(这在当时是非法的),带来一棵挂着糖果和玩具的小松树。父亲告诉他,晚上会有一个白胡子老头拿着礼物从烟囱里进来,给乖孩子的袜子里放上礼物,给淘气孩子的袜子里会放上一大块煤炭。"兄妹三人,我总是拿到炭。"
牛场里的圣诞节,没有烛光晚餐,也没有圣诞歌曲:"能有啥好吃的,白菜帮子就着面条就算好的啦,初中才第一次吃粉蒸肉!"一粒糖果,能让阳和平开心很久。
"美帝"回国
农场是他的家,离开那儿,一切都变了。周围的人总在提醒他:你不是中国人。
上小学时,阳和平没少和同学们打架,因为被嘲笑"大鼻子"。每次打了架,老师就会单独教育他:你怎么能和中国孩子打架呢!上课开小差也是同样的待遇:你就不能学习好点么?
50多年过去了,阳和平还是有些忿忿不平:"都是孩子,凭什么剥夺我打架的权利?为什么就我必须好好学习?"
有件事他印象深刻:1963年左右时,寒春带着他去城里送奶。很快,马路被堵住了,围观的人们像看动物一样看着他们,警察来了才把他们解救出来。阳和平很难受,母亲安慰他:"他们没有敌意的,只是好奇。"
因为是美国人,他们必须定期去公安局申请"居留证件延期",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工作人员问:"你为何留在中国?"他无奈地耸了耸肩:"我怎么知道——我生在这儿,不留在这儿我去哪儿!"
1966年,寒春和阳早调到了北京做文职工作。后来他们主动要求去北京南郊的红星农场继续养牛。"文革"开始后,刚读完初一的阳和平也想和同学一样上山下乡,可学校没有批准,找区里、市里的领导也不行。"因为我大鼻子呗!"
1969年,阳和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光华木材厂当工人。一开始,他在8车间干压缩木头的活儿。1970年代初,8车间要生产一种特殊的军用玻璃钢,因为保密需要,阳和平被调到了5车间,连学习和讨论都不能参加了。"这不算歧视——美国种族主义对黑人那才叫歧视。
"他想了好一阵才说,"是提防,没把我当自己人。"更让他伤心的是,走在大街上,一旦遇到反帝游行,激动的人们就会瞪着眼指着十七八岁的阳和平喊:打倒美帝!那时候,父母这样开导他: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阳和平深吸了一口气,"我还不够反帝么?前些日子我还声援了在华尔街闹革命的朋友呢。"
巨变在悄悄地发生,1971年,一支美国乒乓球队来到中国,"乒乓外交"解冻了两个大国的冰冻关系。这一年春天,阳和平的舅舅、美国记者韩丁受周恩来总理邀请来中国访问。韩丁之前也曾访问过中国,并把自己的女儿卡玛留在中国。那年秋天,卡玛跟着父亲韩丁回到美国。打那时起,阳和平最盼望的就是收到表姐的美国来信,"当时特崇拜她,好奇死了!"表姐的信是用中文写的,信里新奇陌生的故乡,开始诱惑他。他开始努力学英语。
1974年3月,21岁的阳和平坐上了从香港飞往洛杉矶的航班,然后转机到费城乡下找舅舅。"爸妈没有阻拦我,他俩认为18岁之后,孩子就不用管了,随我去。"
他至今还记得刚下飞机的场景:急匆匆的人流里,自己穿着特地新买的中山装,很显眼,但没人注意他。他留着平头,很像美国大兵,求助时,人们都不大愿意帮助他。"越战还没有结束,美国老百姓的反战情绪特别高。"他解释道,"不过,再也没有人偷偷看你,那种感觉太舒服了。"
美国没有铁饭碗
在舅舅的农场帮了半年活儿,阳和平决定去城里求职。花了五百美元中介费,找了一份修理收银机的工作,两个月就被辞退了。1975年他当上电工,在修理炼钢厂吊车电线的时候,他差点掉进高炉。过了十个月又被解雇。他问老板:"是我干得不够好么?"老板解释:"跟你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人。"
"当时中国可没有‘解雇’的说法,我崩溃了,感觉天塌了下来。"
"过去的中国,工人可以当家做主,管理工厂,可以批评干部,分工不同,地位相同。美国工厂,我在这打工就是挣钱,一天辛苦劳动挣一天辛苦钱,我不会耍滑头,也服从管理。"阳和平这样描述在中美当工人的区别。
房租、吃饭都没法解决,阳和平不得不住在表姐家,靠修理复印机赚钱。
1976年,阳早回到美国,阳和平索性辞了工作,跟着父亲一起作全美巡回演讲。美中友好协会对他们管吃管住,还在各个城市做宣传,报纸、广播铺天盖地。"每场都有几千人,我们爷俩各自讲述在中国的经历,美国观众特别感兴趣。"说起这事,他突然来了精神,"好家伙,白天黑夜地去讲啊!我的口才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美国转了大半圈,他们在旧金山给自己放了假。父子俩租了部车,在中西部的高速路上兜风。路过一个小镇,他们买了两盒半加仑装的冰激凌当午饭。"我们全家都爱吃冰激凌,"阳和平捂着脸笑,"美国的冰激凌好吃!"一路上,副驾驶座位上的阳早滔滔不绝地讲着笑话。阳和平突然发现,那个脾气暴躁、不苟言笑的父亲,竟然如此幽默。
"那是我在美国最开心的一天。"他把手挪开,眼圈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