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导演田沁鑫 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谈24岁的萧红与张爱玲

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谈24岁的萧红与张爱玲

新闻纵横

新闻纵横

1935年,24岁的萧红写出深刻揭示国民性的小说《生死场》。

1944年,24岁的张爱玲在《杂志》第13卷发表了《红玫瑰与白玫瑰》。

1999年,田沁鑫将萧红纯净凄婉而宿命感十足的文字搬上舞台,引发《读书》杂志召集知名学者汪晖、钱理群等就该剧展开专题探讨。

2008年,田沁鑫的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被认为是一次与张爱玲的真正碰撞,让“她的文字走得更远。”

2010年3月12日晚7点,田沁鑫来到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多功能厅,为我们讲述了舞台上不一样的萧红与张爱玲。

一身黑色的休闲装,一条紫色的围巾随意的搭在颈上,田沁鑫坐在台前,不似演讲而像拉家常一般对大家诉说着她走上话剧舞台的经历。

“96年我从北京去深圳做广告创意,那时深圳不像北京,根本没戏可看,我这才感觉到自己原来多爱戏剧。”田沁鑫戏称自己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时是“跳着脚不想当导演”,可是经过在深圳做广告的一年之后,却由远离产生了顿悟。“以前根本不懂雷雨,这时突然明白了人物为什么这样出场,张力是怎么回事,好像一下子就会排戏了。”

田沁鑫与萧红《生死场》的结识源于一位文学青年朋友的推荐,当时的田沁鑫一下子就被萧红的天才吸引住了,她说:“这一村的人都是活脱脱的生命本体,像一副中国版画,生老病死成了一个圈,是一个终极问题。”于是当国家话剧院的院长后来让她选一部戏来排的时候,田沁鑫毫不犹豫的报上了《生死场》,“机会从你面前走过,必须抓住,不然它会大摇大摆的从你面前溜走。”

为了将散文化叙事的《生死场》改编为具有强烈矛盾冲突的话剧,田沁鑫阅读了萧红的大量作品,并把《生死场》的每一章都做了小标签。她采访了《萧红传》的作者,还得到了北大钱理群教授的帮助,但直到看到鲁迅先生对这部作品“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评语时,田沁鑫才明白了这部小说的主题。

田沁鑫认为改编剧本要有了解、驾驭、超越原作的能力,“我是第一下就超越了,把原著都改了,我的话剧,基本上和萧红的原著没关系了”。田沁鑫说她只是用了原著的人物而已,因为话剧最重要的是游戏精神与视觉力量,要有形象魅力与姿态狂热,展现出东北人的野性和土地文化力量感,“舞台亮了,要给观众一个梦,可能是好梦也可能是噩梦。”

如果说萧红在田沁鑫的印象中就是一个“梳俩小辫儿,听到聂绀弩的不断夸奖后一边说‘哎呀你说话真好听’一边捂着耳朵跑掉”的有点傻乎乎的朴拙女孩,那么张爱玲则是一个“会吃着零食写东西,喜欢逛商场” 的明星作家。

“24岁的张爱玲,一到书桌上就很公正”,田沁鑫回忆起自己在90年代时初看张爱玲时的感觉,“她和萧红是截然不同的天才,张爱玲的文字阴气重,虽然华丽却很尖锐,丝毫不留情面。”

当年的田沁鑫不大喜欢张爱玲,但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重翻《红玫瑰与白玫瑰》,“不看不知道,一看觉得太棒了”,不久之后,应朋友的邀请,她便把这位天才女作家在24岁时创作的作品搬上了话剧舞台。

田沁鑫这一次仍然在结构形式上做了大胆创新,她把舞台一分为二,中间隔着透明玻璃,一边为白玫瑰的现在时,一边是红玫瑰的过去时,男主人公在两边穿梭,三个角色分别由两名演员扮演,完美的呈现出张爱玲“公寓戏”的特质。

南方周末评价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时说“让张爱玲笑了起来”。田沁鑫感性的觉得张爱玲应该是一边写一边乐的,而她最得意的也在于此,“观众一直在笑,票房特别好,我的张爱玲不是文艺闷片,它是不一样的”。

田沁鑫在最后回答听众提问时笑着称自己虽然外表豪放,但其实内心很细腻很女性化,所以才能理解这两位内心感觉纤细敏锐的作家。她说“我有幸和这两位合作”,“我要感谢张爱玲,因为您无语,我才有幸。”

田沁鑫一直以诙谐而随性的口吻讲述着这两位天才女作家,同时也娓娓道来她将现代文学的经典呈现在舞台的经过。通过她亲切而生活化的演讲,我们更近的触摸到了上个世纪的文化脉搏,上了一节名副其实的“艺术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