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一鸣谈艾滋病症状 邵一鸣:谈艾滋病在中国的现状
邵一鸣:1957年生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曾任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规划顾问,2001年联合国大会艾滋病特别会议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记者:如果纵向地看(中国的艾滋病情况),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邵一鸣:第一个时期我们叫传入期,是1985年开始的。每年只有几例感染者被发现,多数是国外来华的人士,或者是我们出国的人士,这样大概持续了四五年的样子。到了八十年代末,就出现了第一个流行期,在云南边境。这样,真正地在中国开始了艾滋病的流行。
第三个时期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我们叫快速增长期,它跟第二个播散期有两个不同点,播散期它的流行只是局部的,流行的速度相对不是那么快;快速增长期它的特点就是很快波及到全国,而且增长速度非常快。
记者:有统计吗?
邵一鸣:有统计。从1994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我们一直是在以两位数增长。
记者:多少?
邵一鸣: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速度增长。
记者:百分之四十具体来说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邵一鸣: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7%到8%,是全球最高的,这样一个速度可以使得我们的经济连续翻番,艾滋病比这个速度要高得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翻番的速度,几年之内我们就翻番,所以说我们从1993年估计的一万,1995年我们估计数字就是10万了,那么到2002年累计数字已经到了100万。
解说:从艾滋病降临中国的那天起,中国(大陆)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国内外不同组织机构对于这个数字的测算经常存在很大差异。而一直以来,邵一鸣所在的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就是中国政府从事艾滋病疫情调查的权威机构。
记者:我这里有三个数字,一个是一百万的数字,一个是八十五万的数字,也有一个五百万到六百万的数字,到底哪个数字是准确的?
邵一鸣:我认为一百万的构成情况应该说是基于我们国家每年差不多两千万左右的检测数,那么按照国际上同样的流行病学的估算方法,有很多还是跟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来进行的,这个数字是在现阶段,我们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们所能掌握的一个最接近于真实情况的一个科学猜测。
85万是一个更科学的(数字),它反映我们现在还有多少感染者和病人,这些是仍然存活的,他可以作为传染源传播疾病,一百万是加上过去已经死亡的,他们已经不可能再传播疾病。
对这个问题可能包括国际上,一直有很多对中国各种各样的猜测,以至于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政府宣布的三组数字,比如报告数、估计数和预测数,一个比一个大,这是肯定的。我们查到是4万,我们估计、累计的人数是一百万,我们存活的是85万,我们将来要是不控制好,按这个速度发展,到2010年是一千万。
这样三组数字,国外的媒体给我们拆开用,结果我们写的文件上,三组数字在一起,但是国外媒体说,第一个是中国政府的,最少的那个;第二个中间这个,是有良心的科学家的,比如像我这样的;第三个是国际组织,好像政府在隐瞒这个问题。
记者:实际状况呢?
邵一鸣:实际上从我1985年参与这个工作,参与了三个国家规划的制定,我们政府一直是对这个问题是选择宁可估高,不要估低这样一个措施。
记者:那我们一百万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有多大?
邵一鸣:我认为这个数字由于我们还存在着监测上的一些薄弱的环节,所以这个数字只能说是我们掌握的资料的一个科学猜测。我们找到只是它当中的冰山一角,我们现在发现的只有4万多例,而我们估计、累计是一百万,那么也就是说,95%的传染源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控制好的国家,多数的传染源他们都是掌握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报告数字和他们估计数字之间只有20%左右的差,而我们是多少?我们是只有5%掌握了,所以完全倒过来了。在这样一个情况的话,我们的控制就不容易做得有力。
记者: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统计呢?
邵一鸣:这样的渠道就是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系统来检测,包括我们每年人群的血液筛查,这个有将近一千万的人在做血液筛查,保证血液的安全。另外还有我们的流行病学设立哨点,就是在全国各个地方、各种人群,每年我们查一定数量的人查两次,这样了解一个动态的数据。
第三个,就是有针对性地,针对一些特定的人群,往往是高危人群,然后做一定数量的检测。这样三组数字加在一起,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分析,来了解我们现在大概有多少人数。
记者:会不会因为事关政绩有意隐瞒?
邵一鸣:我认为最近五年,中央政府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高层领导人不断地批示,不断地抓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在全国发展不平衡,有的省很重视,而有的省就很不重视。那么这个工作我认为是当前的一个很大的瓶颈。
我们只有全国都重视了,我们才有可能把疾病控制住。试想非典,假如我们有一半的省不重视,那我们有可能在几个月内把它控制住吗?完全不可能。高强部长今年在联大特别会议上提到,我们要建立一种机制,要追究领导不力的责任,在防病的问题上,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