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专家邵一鸣访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邵一鸣

2017-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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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新华网北京11月30日(记者廖翊)"国际艾滋病"日到来前夕,新华社记者在位于北京昌平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访了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与免疫研究室主任.我国HIV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开创者邵一鸣.53岁的邵一鸣儒雅而干练.其颈部一侧,隐约可见一竖道创口,这是他2001年罹患甲状腺癌施行手术后留下的痕迹."我们在和时间赛跑."邵一鸣这样说.他在与自身病魔竞逐的同时,与同伴一起与艾滋病赛跑.从1990年完成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全球艾滋病规划顾问工作回

新华网北京11月30日(记者廖翊)“国际艾滋病”日到来前夕,新华社记者在位于北京昌平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访了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与免疫研究室主任、我国HIV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开创者邵一鸣。

53岁的邵一鸣儒雅而干练。其颈部一侧,隐约可见一竖道创口,这是他2001年罹患甲状腺癌施行手术后留下的痕迹。

“我们在和时间赛跑。”邵一鸣这样说。他在与自身病魔竞逐的同时,与同伴一起与艾滋病赛跑。从1990年完成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全球艾滋病规划顾问工作回国,20多年来,他始终奔跑在艾滋病防治和科研一线,留下一串串闪光的足印。

记者:邵一鸣教授,您所领导的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病毒与病免研究室与美国杜克大学合作开展的“艾滋病疫苗研发相关的广谱抗体疫苗免疫检测的联合协作研究项目”实验室今年通过了国际鉴定。它的通过有何意义?

邵一鸣:这个项目即“艾滋病疫苗发现研究计划”,由比尔·盖茨基金会资助,美国杜克大学牵头,全球9个国家的30多个实验室共同承担了这个项目。项目的意义是在全球建立艾滋病疫苗科学评价的技术平台。参与项目的实验室要通过鉴定,必须达到国际认可的GCLP标准。

作为中国艾滋病研究机构,我们很高兴能参与这个项目,并在两三年时间内达到了国际最高水准。我们起到的是一个地区实验室的作用。这个证书的获得,不仅对中国的艾滋病疫苗的临床评价提供了技术保障,同时为中国周边国家的艾滋病疫苗评价也可以提供支持,意义重大。

近几年中国科学家在艾滋病疫苗研究领域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国际上也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研究计划和中国研究的进度。这也是盖茨基金同意中国科学家加入这个项目的重要前提。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大家十分关心的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情况?

邵一鸣: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参与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的,早在1993年就参与了这一项工作。我们自己的艾滋病疫苗研制是从2005年左右开始的,采取的是具有自己创新的技术路线。首先,我们使用中国的天花疫苗 “天坛株”作为艾滋病疫苗的载体,把老一辈科学家沈荣显院士30年前研制出世界第一个慢病毒疫苗(EIAV)的原理用到艾滋病疫苗的抗原改造上。

选择天花疫苗作为艾滋病疫苗的载体,是因为天花疫苗在人类使用的时间最长,使用的范围最广,数据最可靠,时间最久,安全性有把握。

试验的另一个特质是使用活的病毒载体,活的病毒载体免疫原性更好。按照这样创新的技术路线,我们研制的艾滋病的疫苗在三年前启动了临床试验。刚刚结束的第一期临床试验充分证明,这个疫苗是非常安全的,接种者没有任何严重的不良反应。

记者:现在中国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到了哪个阶段?

邵一鸣:传染病的疫苗的临床试验一般要经过三期:第一期叫安全性评价,选择完全健康、没有任何危险性感染的人进行临床试验;二期,用于有危险性感染的人群,重点评价其免疫原性,检测设计的免疫指标、对抗病毒等是否可以实现;第三期是在更大的高危人群中直接测试这个疫苗,检测其能否保护接种人群不被细菌和病毒感染需要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如今,一期临床试验已经结束了,完全实现了设计目标,既能够引起体液免疫反应,产生抗体,也可以诱导细胞免疫反应产生针对病毒的特异性的T细胞反应,并证明了疫苗的安全。二期疫苗已经生产出来了,得到了国家药监部门的技术审批,现正报送我们二期的临床试验的方案。

记者:当前,我国艾滋病传播情况如何?防治的难点在哪里?

邵一鸣:针对艾滋病在我国迅猛上升的势头,中国政府在本世纪初启动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经过十年努力,使我国艾滋病上升的迅猛势头得到了充分遏制,2010年底前将感染者控制在150万人的目标已经实现。去年底,我国携带艾滋病毒和在艾滋病阶段的有70多万人。

记者:我国艾滋病防控的难点在哪里?

邵一鸣:我们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主要是艾滋病流行形势已经发生了转变,从2007年开始,性传播造成的艾滋病已经超过其他途径的传播的总和。现在,不仅在所谓的传统的高危人群,在工人、农民、离退休职工、青年学生等普通人群中,有越来越多的艾滋病的发现。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流行情形,在中国兼有。在这种情势面前,过去的一些防治策略必须要跟着改变,应该要有新机制、新策略、新措施,保障我们的防控工作到位。

记者:您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新的策略和措施?

邵一鸣:我国疾病控制队伍目前才20万人,全国医疗队伍有700万人。首先应该设法把20万人为主的防病工作推广到700万人参与,进而推广到13亿人参与。防病工作一定要全社会参与,建国初期的很多公共卫生经验、卫生防病工作的经验值得借鉴。

另外,应该进行分类指导,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的流行状况、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采取不同的策略。最近,我们与四川凉山州政府开展合作,当地政府把政府扶贫基金、支持少数民族发展的基金与艾滋病防治、公共卫生建设、医改的资金融合在一起,为艾滋病患者建立一个农工贸联合体或经济农场的模式,防止他们因无法实现就业、重返社会而重蹈覆辙。

经调查,当地80%的吸毒人群、艾滋病感染者都愿意加入到政府组织的这种经济体里劳动、工作、防治艾滋病。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分类指导、标本兼治的模式,在未来十年左右时间使新患感染者降到极限。

记者:过去的5年,在您的科研生涯中,有什么样的意义?

邵一鸣:过去五年,大的科研环境有了显著改善。非典之后,政府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中的重要作用,国家启动了“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等大的计划,用于传染病、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结核病等直接与13亿人健康紧密相关的重大疾病的防治,把发病率和死亡率全部降下来,这使我们感到责任非常重大。

与此同时,国家对公共卫生资金投入有了很大提高,我们的工作条件大大改善,更好地推动了我们在传染病控制领域的国际合作。我们工作的一些主要进展都是在过去的五年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