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疫苗新进展 邵一鸣谈艾滋病窗口期 “防艾”专家邵一鸣介绍艾滋病疫苗研究新进展

2017-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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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核心内容:邵一鸣谈艾滋病窗口期,从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到血液中产生足够量的.能用检测方法查出艾滋病病毒抗体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窗口期.在窗口期虽测不到艾滋病病毒抗体,但体内已有艾滋病病毒,可以通过HIV核酸检测查到,因此处于窗口期的感染者同样具有传染性.目前随着艾滋病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就目前广泛采用的第三.四代双原夹心法和酶联法以及化学发光法等检测手段而言艾滋病的窗口期可以缩短到14-21天.对此,世界卫生组织WHO明确表示艾滋病窗口期(WindowPeriod)为14-21天.一则消息让第21

核心内容:邵一鸣谈艾滋病窗口期,从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到血液中产生足够量的、能用检测方法查出艾滋病病毒抗体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窗口期。在窗口期虽测不到艾滋病病毒抗体,但体内已有艾滋病病毒,可以通过HIV核酸检测查到,因此处于窗口期的感染者同样具有传染性。

目前随着艾滋病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就目前广泛采用的第三、四代双原夹心法和酶联法以及化学发光法等检测手段而言艾滋病的窗口期可以缩短到14~21天。对此,世界卫生组织WHO明确表示艾滋病窗口期(WindowPeriod)为14~21天。

一则消息让第21个世界艾滋病日增添了一抹暖色。11月26日,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刊登的一项研究成果称,如果艾滋病高发国家所有人都能得到定期检查和治疗,理论上10年内可消灭艾滋病病毒。

“应该对这一研究提出的新策略进行分析和研讨,但不必对研究的结果预期过高,这只是一种模型预测的工作。

”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态度审慎。

“过分夸大了治疗在预防方面的作用”

“模型本身比较简单,研究预测的只是理想状态下的结果,同时也只是数学模型上的可能性。

”邵一鸣说,国际上有过许多类似的文章发表,也用模型做过各类预防工作效果的预测。

只不过这次因研究人员吉尔克斯等是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处主要负责官员,他们能及时了解全球艾滋病防治情况,使得这一研究结果格外引人关注。

“不是通过各类防治措施得出的真实效果数据,而是基于数字模型得出假设的结果,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对当前全球艾滋病控制策略能否奏效的不确定性的焦虑。”邵一鸣对记者说。

此前的2007年,美国《科学》杂志报道,一个耗时10年、曾被科学界看好并被认为很有希望的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遭遇失败,人们对艾滋病预防前景变得“悲观”。

据统计,目前全球约有33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2250万名感染者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

吉尔克斯的新计划提出设想,如果重灾区的人每年自愿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查,如果检查结果呈阳性就立即服药,同时辅之以安全性教育、切除包皮等措施,那么艾滋病病毒感染10年内将下降95%。到2050年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将能从870万下降到390万,减少一半多。

“全面筛查立即服药主要是一项治疗新策略,尽管它会对预防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是间接的次生效应,不应当将这种以治疗为主的策略当成预防的主导策略,尤其与直接的预防干预相比,这过分夸大了治疗在预防方面的作用。”邵一鸣说。

艾滋病治疗成本高,而且治疗时间越长,成本越高。邵一鸣说,在目前各国的艾滋病经费中,按当前较晚治疗的策略,治疗费用已约占总经费的70%。

如果让感染者提前接受治疗,必将进一步大幅减少预防费用投入的比例。而且,“艾滋病是终生治疗,现有技术还不能保证治疗永远有效。

抗艾滋病药物有副作用,连续10年服药可能产生耐药病毒。从对病人有利的角度讲,不应在艾滋病病毒感染早期(一般为头7年到10年),当机体免疫系统还能有效控制病毒时就开始治疗,而应等到控制不住病毒时再治疗,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延长有效治疗时间和病人的寿命。”

邵一鸣举例说,假设一名艾滋病感染者的年龄为30岁,现有技术下维持有效治疗的时间为20年,从30岁开始治疗,期望寿命为50岁到55岁,如果从40岁开始治疗,则为60岁到65岁。

“对高危人群预防干预率只有20%—30%”

邵一鸣认为,当下应该加大直接预防措施,如宣教、安全套、针具交换和美沙酮替代等经费的投入。

然而,目前我国艾滋病的宣传主要集中在艾滋病日前后,集中在名牌大学、大城市和热点地区,对“角落”的关注太少,对高危人群的预防干预覆盖率只有20%—30%。

据统计,我国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从血液、吸毒为主转为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的趋势越来越快,女性感染者尤其是育龄妇女大量增加。

从传播地域来看,已有“农村包围城市”之势,艾滋病在城市同性恋等人群出现爆发流行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艾滋病预防干预覆盖率达不到70%以上,就无法发挥对总体疫情的控制作用。”邵一鸣建议,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调整国家艾滋病防治经费的资金投入方向,增加对卫生系统内非疾控系统和卫生以外其他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的经费投入,同时建立更有利于各部门和全社会参与防治的新机制,真正落实艾滋病防治的“人民战争”。

值得欣慰的是,在“十一五”国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里,艾滋病等传染病第一次纳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范围。邵一鸣说,把重大科技专项和国家疾病防治计划结合起来,才能提高防治工作的科学性,使艾滋病防治有效且有可持续性。

今年12月1日是第23个“世界艾滋病日”。联合国连续两年将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定为“普遍可及和人权”,意在强调实现艾滋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的普遍可及是保护人权的当务之急。

11月29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南开大学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邵一鸣为师生带来专题讲座,解读世界艾滋病日的最新主题,介绍艾滋病疫苗研究的最新进展。

邵一鸣指出,“普遍可及和人权”这一主题,是为了加快落实保护人权和艾滋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普遍可及的目标,促使各国政府修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妇女和边缘人群有歧视性的法律条款。

与此同时,敦促各国兑现“关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2001年)和“关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2006年)中保护人权的承诺。

他介绍说,联合国发布的一项报告指出,中国艾滋病感染者达74万,而性传播在我国正成为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这是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危险讯号,防治工作已处于关键期。

报告中,邵一鸣深入浅出地为师生介绍了他正在进行的一项激动人心的大课题——利用基因技术,将天花疫苗转化为艾滋病疫苗。

他介绍,艾滋病疫苗有“活疫苗”和“死疫苗”两种类型。“死疫苗”在人体内不会繁殖,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减少,“活疫苗”则会在人体内分裂繁殖,效果强得多,也持久得多。两者相比较,“死疫苗”相对更安全,但造价很高;“活疫苗”安全性不如“死疫苗”,但造价低。邵一鸣说:“西方大型制药企业研发艾滋病疫苗的活动,是典型的商业行为。他们大都回避高风险模式,所以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死疫苗’。”

邵一鸣领导的小组研究的是“活疫苗”:通过基因技术,将艾滋病毒片段截取下来,放在治疗天花的疫苗载体上,培养出新疫苗。

他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显示,2007年新发艾滋病和病毒感染病例与2005年相比减少了2万人,但目前我国艾滋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他指出,经过20多年的流行,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人已从最初的几百人增长到现在的70万人,主要传播途径也从血液、吸毒传播转变为性传播,艾滋病流行因素广泛存在。目前,我国有40%的注射吸毒人群仍在共用注射器,60%的暗娼和70%的男性行为人群不能坚持使用安全套。后一人群是近年来艾滋病毒感染上升速度最快的人群,仅2007年就比2005年增加了54.5%。

“我国艾滋病预防干预覆盖率也很低。”邵一鸣说,在全国70万估计感染者和病人中,约2/3尚未被发现,而已经发现的也仅有1/3能得到定期宣教干预。宣教干预对暗娼的覆盖率只有39.8%,对男同性恋仅为8.7%。我国还有数量巨大的1.4亿流动人口基本游离于防治体系之外。根据国际经验,如果艾滋病预防干预覆盖率达不到70%以上,很难发挥对总体疫情的控制作用。

“实现艾滋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普遍可及是保护人权的当务之急。全球防治艾滋病的举措需要以人权为基础,应该修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具有歧视性和惩罚性的法律,这至关重要”,邵一鸣说。

自1981年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世界首例艾滋病病例后,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世界卫生组织于1988年1月将每年的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号召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在这一天举办相关活动,宣传和普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