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年广久 《激荡三十年》试读:1979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北岛:《岗位》,1979年面对汹涌的就业压力,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开闸放水”。中国经济民营化的必然性,在1979年毕露无遗,顺之则存,逆之则亡。在法律和政策意义上,中国民营公司的合法性,是在1979年被确定下来了。

在两年后,它将遇到第一个考验,而它要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保护还要断断续续地进行20年。但是,新的故事真的开始了,尽管开始得不情不愿,磕磕绊绊。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42岁的年广久在当地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是个文盲,7岁开始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①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瓜子。

他不知从哪里偷学了一门手艺,炒出来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满口,慢慢地出了名。这一年,他想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挂出,没想到因为特别竟引来一片叫好声,他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到秋天,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12个,这下子捅出一个大娄子了。

年广久生意好,本来就让四周的人眼红,现在他请的雇工居然有了12个,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于是,“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的流言顿时传遍安徽。这场争论好像没有在当时的公开报纸上出现过,但是,在政府官员中却流传甚广,“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题流转在全国各地,争论,辩护,讨伐,一场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

很显然,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他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

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

如今,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居然雇工12人,其性质几乎不言自明。傻子是资本家,说了谁也不信,但用理论一套却还真是的。在鲜活的现实面前,“经典”终于显出它的苍白和尴尬来。

如果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应该被清除的话,那么,“家庭副业”怎么能够发展得起来?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傻子”出的这道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事实上,在当时中国,年广久绝非孤例。

对于刚刚开业的10万工商户来说,雇工数量是否应该限制,到底能不能超过八个,已经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直接衍变成了实际难题。在广东高要县,一个叫陈志雄的农民承包了105亩鱼塘,雇长工一人,临时工400个工日,当年获纯利一万多元,这在当地引起一阵激辩。

在广州,一个叫高德良的个体户,下海创办“周生记太爷鸡”,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六个帮工,被社会上指责是剥削,他很不服气,写了一封长信上书中央领导人,反映放开雇工等问题。

1979年底,任仲夷到广东任省委书记,发现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当时就要广东社科界“好好研究”。这场大辩论要一直持续到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 000公斤,赚的钱据说也过100万元了,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却是尘埃未定。

这时候,邓小平出来讲话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邓小平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他当时便举到了年广久的例子。

年广久因邓公一言而名留中国改革史。而在对待民间企业的政策上,这仅仅是第一道撕开的小口子,一道很小很小的,却决定了中国企业命运的小口子。在政策上,真正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还要等到1987年,在那一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