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广久的资产 企业法治30年:“瓜子大王”年广久们的商业困惑

2018-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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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进入新世纪,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但30多年前,多数人没能预料到中国可以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然而,在那个没有制定良好

进入新世纪,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但30多年前,多数人没能预料到中国可以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发展成为"世界工厂"。

然而,在那个没有制定良好游戏规则的年代,少部分人却在试图打破原有规则,企业法治的缺失,甚至毁掉了他们的事业。

太子奶集团创始人李途纯曾向媒体表示,因为市场经济刚起步时的环境,允许企业家探索,允许他们摸着石头过河,当时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还没有很规范很成熟的法律文件,所以很多企业家按照当时当地政府的一个通知或一个号召就做了一些事情。但当这个领域的法律规范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善之后,以前做的一些事情,反而违法了。许多民营企业家滚落鞍马,成了探路人。

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当年创造的价值早已被过去30年中国经济过山车式的增长掩盖。

即使抛开时代因素,从法律角度来看,他们退出历史舞台亦事出有因——从改革开放伊始到如今的商业社会,企业家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自身应该知道如何规避刑事风险和民事风险,守法用法。

依法经营:

年广久们的商业困惑

1978年至2008年,被认为是另类的一群人悄然改变着中国的经济格局,在姓"资"和姓"社"的问题上,其实他们投入更多的是商业感情,政治是远离其中的。

他们是计划经济向商业社会转轨的先行者,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其存在过的价值远远超出为自己创造的财富,但更重要的是为改革开放后经济法制建设增添了一段"未了情"。

"瓜子大王"年广久的发家颇有些传奇色彩。"我1976年的时候就赚了100万元。"他不无自豪地告诉所有人。但在那个年代,年广久始终是个另类。

1966年,身处火红岁月,年广久关心的却是他的瓜子,尽管他成为安徽芜湖市的"监管对象",但仍然不能阻止个体经济在年广久心里的生根发芽。

年广久会做生意,但那时不能注册企业。他对媒体谈起瓜子便如数家珍:每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炒几百斤,第二天中午12点左右,人们下班时间到了,就出去偷偷地卖。下午再备货,6点钟人们下班时间再卖。彼时多买多送的现代经商理念早已被年广久熟稔于心:买一包瓜子送一把。

现代营销理念对年广久来说并不陌生。1986年,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他的超前营销手段,在当时被认为是扰乱经济市场,一年后,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立案侦查,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

这已经是年广久第三次跨入监狱。而罪名分别为"投机倒把罪"、"牛鬼蛇神"和"流氓罪"。

邓小平在南方时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元,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南方讲话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1992年,年广久因经济问题不成立而获释。

作为同一时代的风云人物,孙大午和郑元忠远没有年广久幸运。

2003年11月1日,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被羁押5个月后出狱,此前他以涉嫌非法集资的罪名遭警方逮捕,其事实依据为向三千多户农民借款达一亿八千多万元。

尽管孙大午事件得到了众多法律学者和媒体的支持,他最终选择还是不再上诉。但他的生活由此改变。定期到当地派出所汇报,出门要登记,有人来访也要登记,接受采访甚至常有人"陪同"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孙大午还需面对账号被冻之后,集团的生产生活陷入困境的打击。在建项目全部停止是预料中的事,但亲戚都受到了牵连,牵扯的人很多。他不由得感叹,老百姓是很脆弱的,他们最大的恐惧是不知道这些都是为什么。

郑元忠于1973年开始创办实业,成为"柳市八大王"中的"电器大王"。1985年他创办了乐清市第一家规范化股份合作企业精益开关厂,并取得了国家机械部在全国城镇颁发的第一批低压电器生产许可证。

然而,上世纪80年代,郑元忠正用几层报纸,裹着圆珠笔芯,给两个最好的朋友写信:"曾觉得自己在社会的道路上正常地行驶,怎么会在无意中独自出轨?而最可耻的是如今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步进牢房……如果有关部门早指出正确方向或错误的存在,我谅必自己早已悬崖勒马,决不会到今天的地步。

到如今讲这是投机倒把行为,那么有关部门要负一定的责任……"有一次,他靠在墙上写了一封2万字的信,责问政府政策为什么有变化:"如果我是投机倒把,柳市七八万生意人应该全关起来。"他写了四十多封信,寄给他能想得到的所有中央部门,但都石沉大海。

"八大王"事件当时轰动全国。对"八大王"的高调讨伐,令全国民营企业噤若寒蝉,再也没有人敢公然与国营企业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了。这年柳市镇工业产值比1981年下降了53.8%,到年底,共揭出并立案审查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6.4万多件,判刑近3万人。

北京洛辉中煌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李平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当计划经济即将破冰之时,这些商业社会的先行者不约而同将中国经济变成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但都在企业法制建设空白之时"倒下了"。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由当初政策不清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依法维权则只能作为历史烙印停留在他们身上。

依法治企:

李途纯们的原罪之辩

1997年,国家经修订后重新颁布的刑法法典取消了投机倒把罪,这是一次经济体制上法律意义上的救赎,市场经济渐渐步入正途。

但一个问题是,在市场经济依法治企呼声渐高的背景之下,一些企业家却折戟成沙,纷纷倒在即将做大的路途中。

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于上世纪90年代创业,1997年事业起步,2004年,企业达到巅峰,3年后,太子奶引进英联、高盛等投资7300万美元,并签订了对赌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对赌协议在我国法律中并不承认为合法有效,其中部分条款亦为无效条款,因对市场预期过分看好和对法律知识的欠缺,在资本运作中,太子奶资金链断裂,从而导致企业破产,并最终由政府托管。

李途纯在太子奶失败原因中总结:世界金融风暴导致大股东遭受毁灭性打击;原投资太子奶的境外股东负责人持有股份,支持太子奶上市,个人利益将无限化,境外股东被撤职后,新来负责人在太子奶没有股份,提出反对集团上市。

李平告诉记者,企业重大事物的决策、实施以及规划离不开法律的支持,要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运行,才能得到法律保护。而太子奶在一系列问题中避开法律监管,找寻法律空隙,最终企业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不能依法维权,以至于产生一连串纠纷,虽说李途纯最终被认定无罪,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嫌"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着实让他受伤不轻。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曾表示,有关"原罪"的讨论之所以会一年接一年地不断出现,主要是由于市场上"没有制定一个良好的游戏规则"。

李途纯也不由得发出感叹,民营企业家急需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自身应该知道如何规避刑事风险和民事风险,要懂法律。

"改革开放后,有关‘原罪’的讨论就从未停止,现实是,诸如李途纯这样的企业家却实时倒在争论声中,有人表示惋惜,有人赞成处罚。"李平说。其实制定游戏规则还是需要法律来把关,依法治企将成为明辨原罪的火眼金睛。

依法行政:

企业家们的时代诉求

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的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还是党史上的第一次。这意味着依法行政提升到新的高度,企业将受益匪浅。

晋商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郭志勇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企业法制内部法制建设不完善具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一般企业几乎没有法务部门,即使有也低于办公室、人力资源部门成为二级部门,这与相关企业法律空白、行政命令代替法律有很大关系。

李途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不少官员的观念中,是没有民营企业真正的位置的。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很多时候,当民营企业出现了问题,政府就像管国企一样,马上全权代理,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政府管企业使用的一些行政手段,和民营企业灵活机动的决策机制其实是矛盾的。

"国家层面、体制层面应该如何对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进行拓宽,民营企业需要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郭志勇认为依法行政是企业法制建设的前提。

2002年1月14日,广州贝氏药业有限公司诉国家计委(现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政府药品定价案,在市场经济中这起在业界轰动一时的价格官司——"中国药品定价第一案",最终以原告的诉讼请求被驳回、政府定价行为在结果上得以维持而告终。但是该案所引发的问题不应该就此结束。

李平告诉记者,该案还引出行政法理论上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行政行为违背社会规律、自然规律而没有违背规范性文件的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该行政行为是行政违法还是行政不当?按照政治学理论,法律规范作为上层建筑,是以社会经济基础为基础的,法是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反映,从立法学的立法成本效益原则上考查,当社会规律、自然规律作为一般的常识、常情、常理为社会所公认时,法律规范没有必要将其作文字上的表述。

因此,从实质上的依法行政原则考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构成要件,行政行为违反社会规律或自然规律时,也应当认为是行政违法而不是行政不当。

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贯彻落实不仅依靠法律规范的完善,还有待于执法者法律意识、法律思想、法治理念的提高。

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行政干预正变得越来越少,法律在市场经济中日益发挥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法令)》等法律为企业加快法制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与此同时,行政干预正变得越来越少,种种迹象表明,国企、民企的法制之路正破茧而出。企业依法治企、依法维权、依法行政将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