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专家”的真面目:我当年就不赞成修三门峡坝

三门峡工程现在证明是个失败,张光斗说:“当时修三门峡水库,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泥沙可能淤陕西的。”但是,另一篇文章却显示,张光斗则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建设三门峡大坝的主张,并出任工程的技术负责人。

现在,把两篇文章相关部分摘录下来,供大家参考:====

据了解,1957年6月,有关部门曾经组织了70名专家就三门峡工程的设计方案进行讨论,他们都是当时中国水利工程方面的权威人士。那么对于三门峡工程设计中的严重缺陷,这些专家发现了吗?记者查阅了1957年出版的第7期《中国水利》杂志,上面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当时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的综合意见。在这篇文章中,记者看到,与会专家中已经有人提出,三门峡水库的修建,可能会使渭河洪水水位抬高。

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说:“当时修三门峡水库,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泥沙可能淤陕西的。”1957年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张光斗正是与会者之一。在1957年出版的《水利杂志》上,记者看到了张光斗在讨论会上的发言意见,他认为“工程措施要有弹性,比如坝下可以留些低孔,有备无患”。但是他所强调的泄流排沙意见,并没有被方案设计者采纳。

据张老说,那个时候一边倒,苏联专家说能修,你有什么办法。今年92岁高龄的张光斗参与过我国许多的大型水利工程,包括三门峡、丹江口、葛洲坝、小浪底和三峡等等。这些工程的照片挂满了他家的墙壁,但记者注意到,这些照片中唯独没有三门峡。当记者问其如何评价三门峡工程的设计时,张光斗告诉记者:错误。

据张老介绍,当时在讨论会上还有其他一些人对工程设计方案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最坚决的是一个年轻的水利工作者,他叫温善章。可是温善章这个年轻同志反对,挨了很多整。当记者在河南省郑州市辗转找到温善章老先生的时候,这位80岁的老人手中捧读的书籍是《黄土高原水土保持》。

对于过去的挫折,温老先生不愿谈起,对于今天的三门峡水库,他感到的只是深深的惋惜和遗憾。据了解,作为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院的专家,温善章曾在1957年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专门就三门峡水电站可能会造成上游地区泥沙淤积问题向有关部门上书。但他的意见同样没有被工程设计者采纳。温善章告诉记者,最后他只能要求保留意见,但到散会他也没有低头。

温善章老先生认为,三门峡工程设计缺乏科学的制度,如果当初的设计者,能够更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反对者的声音,三门峡水库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尴尬。在这一点上,温老先生认为,三门峡工程留给中国水利史的借鉴意义是深远的。

对于如何解决三门峡水库所引发的泥沙淤积问题,现在仍在争论当中。一派意见认为,重要的是做好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渭河和黄河的泥沙问题;另一种意见认为,水土保持需要时间,而降低三门峡水位是当前能够取得明显成效的方法,应该尽快实行。无论哪一种意见更符合实际,我们希望的是,能有更多的目光来关注那些渭河流域的受灾群众,来关注我们的重大工程,怎样让决策更科学,我们希望,三门峡尴尬不要再重演。

张光斗老人对三门峡工程的评价是两个字———错误。如何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温善章老人强调的就是科学制度。这个制度是一个能容纳多种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科学的制度。而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最近提出,在利用小浪底工程的前提下,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进行调整。把潼关高程降低2米,降到326米左右,是消除渭河水患较为合理、现实的选择。据央视====二:

从三门峡到三峡:清华的两个水利教授的人格!作者:e-faith(e-faith)**************************************************************

是否讲真话,讲良心,这是判断一个知识分子的品格高低的最重要的标准。以下介绍说明知识分子的品格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多么重要!

诚然,讲真话有时要付出很高的个人代价,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讲真话,这个社会就会倒退乃至灭亡,结果是所有的人讲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如果所有的人都讲真话,那么,讲真话的人不一定要付出代价。当毛主席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如果没有众人的附和,恐怕也批不成。]**************************************************************

清华水利系两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张光斗和黄万里

“我无意对谁有什么意见,我也不想直接发到”情话“的BBS上,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有时候,院士不一定就一定是正确的。愿意的话,大家可以帮我转到清华的BBS上。”

两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在上世纪30年代到美国留学,学成之后都回国报效,在国民政府部门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人又都在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当教授,同时也都参与国家重点项目的技术领导和咨询等,继续实现他们年轻时代的爱国梦……。

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梦。这两人就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黄万里教授和张光斗教授。

张光斗,1912年出生于江苏常熟,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1934年秋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资格,赴美学习水利工程,1936年至1937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工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期间曾受政府派遣,到美国垦务局实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黄万里,1911年出生于上海,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赴美国留学,改修水利工程,获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伊力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并在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1937年回国,在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任职。半年后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和测量队长,1947年任甘肃水利局局长。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1年回唐山交大任教,两年后,任清华大学水利教授。

1952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东坝头,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道:“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埽挡不住。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一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

1954年,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宏伟计划:“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後,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

”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建设三门峡的工程目标,首先是一个政治目标,要用大坝工程来实现“黄河清”,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和正确;经济技术目标其次,其中又以发电为主,三门峡一个大坝的装机容量相当于1949年全中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毛泽东认为“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有了电,中国离共产主义自然就不远了。

历史上有鲧治水失败和禹治水成功的教训、经验。

黄河是条多泥沙河流,人称“一斗水,泥沙居七”,用建水库大坝来拦水蓄沙,实现黄河清的目标,是个错误的工程措施。简单地说,是和大禹治水的原则背道而驰,不是“疏”、“导”,而“堵”、“拦”,就又回到鲧的老路上去。

为了建设三门峡水库大坝,中国政府邀请了苏联专家,同时也邀请了上述两位到西方留学过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张光斗,参与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没有人敢对毛泽东钦定的三门峡工程说个“不”字,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黄万里和一个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黄万里舌战群儒,和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的争论。

黄万里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

黄万里之“黄河不可能变清”,是一句真话,是一句实话,但自以为是圣人的毛泽东就不爱听这真话。

张光斗则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建设三门峡大坝的主张,并出任工程的技术负责人。黄河的年平均泥沙量为16亿吨,而中国方面向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中,却将泥沙量降低到13亿吨,并且提出,由于上游的水土保持措施,每年的泥沙量将减少3%,20年一共减少60%,到那时黄河的泥沙淤积问题就可以解决。由于中方向苏联提供了假数据,使苏联在工程失败后无须承担任何技术责任。

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正式开工。 政治生涯上的荣辱之别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亲自关怀下,1956年张光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被选为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周恩来对张光斗说:“你现在入了党,更要加紧世界观的改造,切忌骄傲自满。”1959年9月,毛泽东视察北京密云水库,听取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的汇报。

张光斗盛赞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提高思想水平是十分正确和重要的,并把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参加密云水库的设计,称为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具体行动。张光斗的汇报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张光斗也就成为党所需要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家。

黄万里因为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而被归入另类。1957年5月,黄万里在《新清华》发表了《花丛小语》的散文,批评北京市在马路建设上违反施工常识,造成新建马路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

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同时,他还对毛泽东的有关人民内部矛盾及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世界上“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

黄万里的讲话和文章被一些人打小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花丛小语》一文后,批评黄万里“这是什么话”,“把美国的月亮说得比中国的圆”。黄万里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1年,是清华大学最后摘帽的右派。

黄万里到三门峡大坝工程去接受劳动改造。即使成了右派分子,黄万里还是念念不忘对黄河泥沙规律的研究,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他完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许多重要科学论文,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和经验。黄万里说:“有史以来,几乎每个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

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过治河观点。清朝时候还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状元,但那些观点都是仅凭直觉的。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人也勒紧裤带,支持建设三门峡工程巨额资金的需求。1961年三门峡大坝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是水库蓄水后一年半中,十五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淤高了4.

5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好大喜功的毛泽东听到此消息,气急败坏地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炸掉!”

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失败,证明了黄万里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也证明了毛泽东的决策和以张光斗为首的中国科学家和苏联专家的论证是错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应该向黄万里道歉,张光斗等专家应该为三门峡工程的论证错误承担技术责任。但是,这在中国至今还是不容许公开讨论的问题。

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航运的中断;30多万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许多移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三门峡工程直接经济的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1/5,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

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当时又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如果把三门峡工程的投资用于救灾,中国至少可以减少上千万非正常死亡人数。

三门峡工程失败了,毛泽东的威望却通过造神运动达到了顶峰,张光斗的学术地位也达到了顶峰,他不但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兼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水利水电科研院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总主编、《水利学报》主编、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顾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贵阳、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顾问。

1994又成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就是人们所说的双院士。他还是中国反邪教协会的发起人,并担任反邪教协会荣誉理事。

三门峡工程的失败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黄万里仍然顶着右派的帽子,后来“摘帽”之后仍然没有授课权。经过黄万里本人和清华大学师生的抗争,直到1998年长江洪水后,他才重新获得授课权。此时他已87岁高龄,并患有癌症,但他还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授课权。

他批评黄河三门峡工程论证中有专家“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颜地说黄水真的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正因为如此,黄万里的头衔只有两个,教授和右派。

1982年邓小平为长江三峡工程开了绿灯,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黄万里,对中国决策者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况下就作出决策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行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由水利部负责组织。

两院院士张光斗被邀请为特别顾问,而黄万里则被拒绝门外。1993年,国务院组织审查长江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张光斗担任审查委员会技术总负责人。之后国务院又邀请张光斗担任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主要负责人。由于张光斗在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初步设计中的贡献,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专门从总理基金中拿出钱,奖励张光斗等人在三峡工程论证决策中的特殊贡献。

到2002年底,三峡大坝就要建成,现在回过头来看,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和初步设计有许多严重错误,仅举其中三峡水库的库容量计算错误一例,来看张光斗的“科学态度”:一个水库工程的库容量计算错误,是水库工程设计中最严重的技术错误,根据加拿大国际勘测组织发表的张光斗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的信和谈话,张光斗进言道:“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

这个研究是清华大学作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承认这是真的。

”张光斗建议以牺牲长江航运的利益,来弥补计算中夸大的库容量,即把洪水控制水位由原定的海拔145米降到海拔135米,而这样做的结果将造成长江航运周期性中断。张光斗向郭树言献策“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

张光斗还是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其职责是向国家领导人撰写工程质量报告、如实报导三峡工程质量情况。新闻界以张光斗等人的报告为基础,在电视、报纸上吹嘘三峡工程质量百分之百合格,四分之三以上的个体工程质量为优秀。但张光斗对郭树言说:“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检查报告写得比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质量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

张光斗在信中特别强调:“我给你们写了封信,全是真话,没有假话。”如果此话为真,那么张光斗参与的三峡工程论证和他主持审查通过的工程设计中的论据和结论都为假话。他在中国的学术地位是所谓“泰斗”了,可是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黄万里的子女们对父亲一生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1989年6月之后,对三峡工程提出反对意见,已经被定义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在中国没有杂志报刊敢刊登黄万里的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但是黄万里寻找一切可能,要让世人知道三峡工程的危害。美国出版的“现代中国研究”杂志就多次发表了他的文章。

他也曾三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不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能源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

黄万里于2001年8月26日在清华大学的学校医院病逝,享年90岁。黄万里留给子女的遗嘱,是关于长江堤防如何修筑的措施。人们都说,他真是一个书生。====

大家应该注意到,张光斗没有提到黄万里当年反对修建三门峡工程。黄万里当时被做为水利专家邀请参与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而温善章只是个年轻的小技术员,这两个人都反对三门峡工程。但张光斗只提温善章,不提黄万里。这说明,张光斗是否如实反应了当时的情况,值得讨论!

是否讲真话,讲良心,这是判断一个知识分子的品格高低的最重要的标准。可有的人,恐怕讲了一辈子谎话,当90多岁了,也该改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