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图片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发言(图)

2017-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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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同志们,我今天非常地高兴,由中国教师报举办第二届中国教育家大会,可以说这是一次非常非常好的一次盛会!因此,我代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表示诚挚地祝贺,希望这个

同志们,我今天非常地高兴,由中国教师报举办第二届中国教育家大会,可以说这是一次非常非常好的一次盛会!因此,我代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表示诚挚地祝贺,希望这个大会取得圆满地成功!

同志们,我今天讲得题目分两部分,一部分我想要讲一讲,我的老师陶行知。因为我们中国的教育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问题也不少。那么,我借这个机会,就是讲一讲,伟大教育家陶行知的事迹,为这个大会进一步讨论,来开展素质教育,我看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第一部分先讲陶先生。

陶先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舞台的教育家、思想家,开始对他进行了研究,因此陶行知研究到上个世纪末,差不多将近八十年,这八十年当中的后六十年,有关陶行知研究的大大小小的历史事迹,我可以说都是一个亲身经历的。

二十年代,我还年纪小,我现在也88岁了,对陶先生的情况,对他研究我就清楚了。三十年代,陶先生毕业到了上海,并发表了一篇长篇的论文《中华民族的出路和中国教育的出路》。有人问陶先生有关的观点,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我当时还年轻,但是毕竟是陶行知的崇拜者,听人说这个争论,一方面非常地不满,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对陶行知先生的敬仰。

到1934年初夏的时候,我参加了陶先生中国普及教育会,才有机会受到他的教诲,1935年春天,我参加了中国青年的争论,党领导做的教育政策,都是在陶行知先生在上海报社、上海共青团团,把它成为活动的契机。1935年先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救亡了,这个主张引起了全中国人民高度的重视,抗日救亡的全国活动高涨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同陶先生一起共同开展挽救民族危亡,上海共青团逐渐逐渐地扩大,基本上都是在陶行知先生在上海举办了流浪儿童共助团,挣扎在苦难中的穷孩子。

当时的名气不小,到上海来进行考察,听陶先生讲起了这件事,很感兴趣,陶先生带他们两位参观,参观后,陶行知先生普及教育的方法很好,支持陶先生做普及教育活动。陶先生的工作很好,五块钱作为我们的奖励,流浪共助团当初不少的孩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6年1月,陶先生在上海,2月成立了上海的国家救援力量会,接受陶先生的教诲也是这个时候。同年6月份,陶先生在伦敦召开的会议,当时受委托,100名外国的教师,访问了欧洲、亚洲、非洲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他跟海外的侨胞广泛接触,宣传抗战。

抗战胜利后,陶先生在1946年返回上海时,陶先生回上海的第三天,就召开了1000人欢迎陶先生,写了欢迎陶先生到上海的文章。陶先生受得刺激非常深,身体状况有了变化,脑溢血去世了,去世以后,作为他的学生,自始至终参加了陶先生的一系列的一是。

悲痛之余,国家沉痛悼念,报道了大量的纪念的文章,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等对陶先生高度的评价,为中国出了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教育家感觉到骄傲,陶行知教育思想最大特征是生命性,陶行知在不同时期实行教育,当时革命根据地参照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进行的教育改革实验,随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全面取得了成功,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弘扬陶行知的崇高师德,推行陶行知革命教育思想,新中国教育事业发挥其示范指导作用的时候。

从此,中国教育开始长达20多年的教育工作,顺应中国国情,顺应中国革命的建设需要。

中国重视先进文化的陶行知教育措施,思想流传于世界伟大教育家陶行知,我们是陶行知的学生。当年我做了正确的决定,我迫于形势的压力,个别人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确,大多数在不同的场合,说了一些违心的话、违心的事,但是从内心来说,我们中的许多人怎么也想不通的。

陶行知对中国新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不少的人才,当然始终方向不明。到教育革命,反反复复在应试教育的轨道上,到了1964年,连毛泽东同志也称我们的教育问题严重,所以对教育问题提出了建设的批评,全国教育更看重考试,他很不赞成,要坚决加以改革,他甚至主张,老师在课堂上的讲课不好,要允许学生可以打磕睡,老师时学生可以交头接耳,这些话甚至有点偏激,但是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来看,陶行知当年对教育批评来看,要把国家大计的教育放在可有可无的境地,中国教育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陶行知是不是集中一个重要原因?答案是不不言而喻的。

甚至同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样,二十年来,对陶行知及中国教育事业,促使教育家要重新研究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重新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中研究教育改革与发展之外,党中央为陶行知平了反,党和国家领导人号召我们全体教师要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促进教育化改革。

陶行知进行教育理论和实验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学习性的阶段,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陶行知研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空前地繁荣,促进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不断地深化。

科教兴国,对素质教育目标的提出,更使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社会主义教育息息相通,我们这些人在有生之年能重建陶行知崇高的品德,成为新世纪教育的主要内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经过许多学校,包括国外的很多同志们的学习,成为深化教育的很重要的理论。陶行知的伟大理想,成为全国全党学习的资料。

我在新旧世纪之交,陶行知研究的生动经验以及取得的可喜成就,与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教育,一定会在三个理想的促进下,以陶行知为代表的教育光荣的传统,与中华民族进行的历史进程,师生民主,什么时候我们学习研究、继承、发展陶行知先进教育思想,我们的教育会更加地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国家对教育的方针,更加顺应国家教育改革的趋势和潮流,更加发挥创造性的特征。

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我们的教育就会传统轨道上不停前进。教育从可有可无的境地,当然现在并不是打架这种看法,尤其是农村对陶行知学习,比较中国近期教育史上其它教育家的理论、思想和实际,正在进行的中国教育改革同发展的实际毫无兴趣。

现在有各种教育新观念、新思潮、新理念,我们并不反对学习外国的先进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陶行知本人当年深入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积极呼吁者,我们不赞成的是,在本国的教育上采取不合适的态度,不顾中国实际,生搬硬套国外的东西,对这个做法陶行知早就就有一个批评,可以看出陶行知始终从中国教育社会的实际出发,吸收、改造外国先进的教育思想,把中西文化、精华融为一体,而创造出中国本土的教育理论。

仅仅这一点而言,陶行知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楷模,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我学习陶行知已经有七十多年,我脑子里边一直希望我自己能够用身体力行的做法,不光恩师的教诲。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人总是有一点精神的》,我在这里简单地讲一下,多少年来,我是本着这样的思想进行工作的。

一个人根本的要学到老,要有一个做贡献的思想,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那么要做贡献,只要干,干只要不怕累、不怕苦,要锲而不舍,一干到底,才能干出一点事情来,要干还要向群众学习。这方面我的恩师要把老百姓为师,所以,确实要向群众学习,使自己的越开窍,办法就有许多,力量就越大,和群众在一起,干出了成绩,心里的浮夸也没有了,精神焕发起来,智慧、创造、灵感也就有了。

这样,我今年已经过了88岁了,然而,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青春焕发,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开拓者,陶先生是创造教育的创始人,他要求我们天天都创造出知识,确实是创造知识。

越开拓越创新,就越有事情,进步会越好。按照恩师教导,我怎样做出一些事情。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有人只知道,但是只要对国家、对群众有利,能够按照陶行知老师说的,努力去做,一直做到好为止,做好了,心里就高兴了。

老师讲话后,从上海调到北京,1949年在上海搞工作。我们的地下党党委组织的教师党员,积极分子4000人。1950年春天,上海总工会号召,教师知识分子可以组织工会,所以,1950年5月,因为上海的力量大,我在上海在党的领导底下成立了上海市教育工会,我任第一届的主席。

1950年7月份,我到北京到奥地利去参加十家教师会,那时候国际上的教师组织有大三组织,我们是属于十家的教师会,我任全国教师会的副主席。四人帮之后我回了教育工会,在全国教育工会领导下,重新恢复教育工会,拨乱反正,为知识分子做了一些事。

根据小平同志当时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示,我考虑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应该依靠广大知识分子主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我搞了几个首创,当然不是一个人,我感觉到很多的同志,在学校中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经过1976年在国际国内的教育形势,知识分子在学校工作当中的主人翁的意识,他们的积极性、他们的创造性,确定他们的关系,为教育事业确立了新的事业。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做出了报告,由全国总工会牵头,向中央提出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进行了讨论。在1980年6月25号,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我们这份报告上面做了批示,他说学校教职工大会可以逐步推开,因为我是总工会的一个成员,总工会职工有职工代表大会,我们教师没有教师代表大会,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是没有办法在学校进行教职工改革大会的,当然四人帮之后,小平同志在科学的改革大会上面,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党的依靠力量,既然是党的依靠力量,那么我们就要开教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实践,所以就建立了教职工代表大会。

当时这个批复下来了以后,争论还不小,不同的意见还挺多,怎么办?我下定了决心,到处奔走做报告,建立教职工大会的必要性、重要性,我们要发扬民主,要搞好教育,不通过全体教师力量,怎么搞好学校呢?尽管是这样子,我们逐步逐步、反反复复,经过讨论。这个事情到1985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教职工代表大会。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成功的喜悦。

第二个事情就是恢复教师节。从1981年,在全国政协大会上面,我们提交了教师节的提案,得到了中央民进委员的签约,我和国务院副部长张文新同志,向朱总理提到恢复教师节的事情。教育工会跟教育部一起做了一个报告,我们就写了报告。

第二次我们提出提案,而且我们向中央第二次提交提案,这个提案批了中央,接到我们这个提案,认为教师节有此必要,于是在1985年1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面提出议案,因此在1985年就通过了教师节,确定每年9月10号为全国教师节。

第三个事情,教师法。我们开始感觉到教师的权利、教师的义务应该有一个教师法,这里就不详细讲了。经过反复,当时不到一年只有一万多人,对教师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这个基础上面,国家教委也成立了教师法的研讨小组,这样对教师法的通过又作了很好的研究。这是第三件事情。所以做一件事,为人民的,但是符合党和国家的原则,我就坚决地走。

1982年全国教育工会为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中国全国教育工会1982年1月20号发出了五讲四美,教育在1982年1月19日提出了这个口号,得到党和国家的欢迎,国家和社会的赞赏,在全国范围内搞得有声有色,气氛搞给红红火火。

通过这样子的活动,出现了许许多多先进的水平和先进的典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跟教育部,国家教委联合调查了五讲四美,过去20年了,我到各地区考察访问,我到了那以后,他们报道我讲起二十年前的往事,我就感觉到我是一个富有者,过去了20年,群众们没有忘记。我退休20年了。这个工作学生很受欢迎的。

现在我要讲第二点,加强陶行知教育思想,推广科技兴村、科教兴乡、科教兴镇、科教兴县的经历。1985年我们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在教育部的前任教育部副部长领导下,征得全国总工会同意,我兼任中国陶行知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当时对陶行知的评价是这样的,陶先生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伟大的民族教育战士,伟大的无产主义者,伟大的爱国者推动国内积极组织开展学陶、思陶的活动,加强了陶行知教育思想,并且出版了陶行知12篇作品,这里最重要就是学习陶行知思想,通过当前教育工作的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在邓小平理论思想的指导下,加强陶行知思想理论,指导教育改革的实践、总结性经验,以推动当前教育工作当中的实际问题,为科教兴国服务,这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我们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特色。

我一直认为,中国教育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陶行知先生一生致力于生活教育事业,他有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他倡导的教育和技术充分结合,这些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显著的指导意义,因此在他的思想指导下,各个省的陶行知会在农村搞教育改革的试验实验区、实验地,1989年我们到地方考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对此十分关注,召开会议进行推广。

1992年到1995年,山西柳林县前元庄学校他们根据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教育改革,教科劳为一体的教育模式,既教了人,又富了村,走一条农村改革的新光达到。

1995年3月份全国人大科学委员会,民进中央、民盟中央、全国教育工作等8个代表在北京开展了前元庄教育研讨会,参加皈依的同志一致认为这个经验有普遍的意义,值得推广,李岚清当时是主管教育的副总理,做了一个报告,并做了批示,这个经验符合我们办教育的实际和方向,这样一个批示对教育工作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是一个莫大的鞭策。

要招募100万个志愿者,到100万个乡村去,创造100万个学校,介绍100个乡村。

2003年3月温家宝同志看到关于山西省柳林县前元庄实验学校的调查报告,他批示农村教育必须改革,农教结合的教育方向,素质教育和技能教育、基础教育三教结合,教育和生产相结合,柳林县前元庄教育改革做法和他们的经验值得重视,由于温家宝同志的批示,国务院就在2003年9月召开了全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由62个中央和地方人民团体参加,并且我参加了大会,并且在会议上讲了话,心里来讲非常高兴,希望在发达地区——江苏省,总结了以科教兴村的经验,四川省的温江县总结了科教兴区的经验,然而不同的经济、不同地区经验作为科教兴国的基础部分,供西部地区搞好人民教育事业做参考。

2002年8月,中国民进中央、民盟中央、中华职业教育学院、中国教育学会一起在黑龙江召开了深化农村教育改革研讨会,开得很成功,对科教兴业的事业起了开端的作用。

同志们,我年龄虽然大的,最少去了八九个省,每到一次,听到基层的同志和人民教育事业的改革搞得生机勃勃,觉得自己是年轻的。这对青年同志,尤其是对青年的教师,触动很大,而且有大批的青年教师,我在基层看到这些情况,非常地高兴,说明当年的工作后继有人,这就是伟大逐步反映在细节。

陶行知有一个思想非常重要,四问,第一,你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我的学业有没有进步?第三我们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问,你的道德有没有进步?这四问都很重要,每天问一问,终身受益。

有一次我去找程先生,原来是教育会的会长,当他知道陶行知是我的老师时候,他非常地高兴,陶行知先生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要每天每一问,四问,尤其是每天问一问,道德有没有进步?这太重要了。道德是做人的根本。在今天看来,它具有深刻的意义,我把这四问作为我的座右铭。我走到哪里,就是问到哪里。当然,我要严格要求,要做到学用一致。我一直坚信:好的学不坏,坏的学不好。

我的结束语:七十多年来,一直受到陶行知先生的教导,一直学他的思想,不管我教师工作,一直是我的榜样。也就是说,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工作做出自己应该做的努力,深感到教育工作非常非常地重要。当时选了教育工作,我感到很光荣。我非常赞赏陶行知的讲话,中国教育工作者,不管是谁,要发扬他的爱心,对每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