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资深评委马悦然 汉学家马悦然

2017-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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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24-),高本汉的学生,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著名汉学家.是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也是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现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讲座教授.马悦然教授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并于欧洲及澳洲的多所著名大学教授中文与文学翻译达四十年之久.人物介绍 马悦然于1924年6月6日出生于瑞典的云雪平(Jönköping)市,中学毕业以后,于1944年来到斯德哥尔摩北

马悦然(Goran Malmqvist,1924-),高本汉的学生,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著名汉学家。是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也是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现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讲座教授。马悦然教授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并于欧洲及澳洲的多所著名大学教授中文与文学翻译达四十年之久。

人物介绍 马悦然于1924年6月6日出生于瑞典的云雪平(Jönköping)市,中学毕业以后,于1944年来到斯德哥尔摩北边的乌普萨拉大学读书,入学头两年里,他选的专业是拉丁文。2011年5月被内地某网络推手利用炒作,曝出"翻译门”事件。

马悦然不仅钻研古代语言,而且对东方古代哲学极为感兴趣,在入学的头两年,他读了不少东方古典哲学著作。其中,老子的《道德经》既使他产生强烈兴趣,又使他十分困惑,他遍读英、德、法等几种语言的译本,不知道哪一种最接近原著,能够给他以确切的解释。

于是,他决定去请教当时最有名的汉学家高本汉,高本汉告诉他这些译本的质量都不够好,便把自己的尚未付梓的英文译稿借给他阅读,从这次与高本汉谈话开始,马悦然感到,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似乎已经确定了。随后,他接受高本汉的劝告,1946年离开乌普萨拉大学,转到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随高本汉学习古代汉语和先秦文学。

学习了两年汉语以后,1948年,马悦然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前往中国进行方言调查。由于他的老师高本汉早年的研究集中在中国的北方,一直没有机会一探南方语音系统,便乘此机会,让他到四川进行方言调查,此时他还不会说汉语。

从上海到重庆、成都,他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便粗略学会了可应付其田野考察工作的西南官话。此后就一头扎在峨眉山下的报国寺内作了八个月的方言调查。后曾去西藏旅行,返川后居住在一位中国化学教授家中继续学中文。1950年他与那位教授的女儿陈宁祖结婚。马悦然在四川北部工作了两年,成功地收集了重庆、成都、峨嵋、乐山等地的方言资料,他在返回瑞典之后,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

1951年获汉学博士学位。1952年,马悦然回到乌普萨拉大学语言学系,教了一年汉语和中国文学;1953年到1955年,他任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后到瑞典外交部工作;1956年至1958年,他被瑞典政府外交部任命为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在中国的几年中他认识了不少中国朋友,与著名作家老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58年至1964年,马悦然离华回国,随即受被聘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中文讲师,后晋升为汉学教授和东方语言系主任。

1965年,马悦然的老师高本汉从汉学系教授的位置上退休,马悦然及时回到了瑞典,运用他在英伦与澳洲取得的教学管理经验,正式组建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他并且提出,为了促进瑞典的汉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应将皇家图书馆、斯德哥

尔摩大学图书馆和远东考古博物馆里的中文图书集中起来,建立一个专门的东亚图书馆,这个建议在20多年后于1986年才成为现实。汉学系刚建立时只有几个学生,经过20多年的发展,如今已形成了综合培养博士、硕士和本科生的教学规模。

1966~1969年先后任斯德哥尔摩大学语言系主任、瑞典文学、历史和文物研究院副院长。1967~1977年任亚洲学院院长。1980~1982和1986~1988年间任欧洲汉学协会会长。

1984年当选为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荣誉院士。1985年,马悦然获选加入瑞典学院(Swedish Academy),成为院中唯一的汉学家院士,拥有诺贝尔奖的投票权,这是一项终身职务。1978和1984年,由于他在汉学方面的成就和传播中国文学方面的贡献,两度获得瑞典国王奖。1990年6月,马悦然从汉学系主任与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但他仍在积极从事于中国文学的译介和中瑞文化交流工作。

马悦然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杂家,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注和评介几乎遍及中国整个古代的各个时期和所有的文类。从乐府古诗到唐宋诗词,到散曲,到辞赋古文,乃至《水浒》和《西游记》这样的大部头小说,他都译成了瑞典文。

在一篇题为《瑞典的中国研究概述》的文章中,马悦然的学术接班人罗多弼指出,70年代以后,马悦然的工作从前期的疏解知识谜团转入文化阐释。他还特别强调说,马悦然的博学强记和精确的分析能力,再加上那特有的审美感受,最有助于从事这一跨文化的媒介工作。

马悦然教授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正是他真正把欧洲的汉学研究领域从考古学、语言学扩展到文学,并把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作品大量介绍到欧洲。他一开始就按照他的导师高本汉教授的治学方法,在古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马悦然教授在汉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1950年到1984年之间,他发表了上百种的研究论著,涉及到语言、文学和哲学研究等学术领域。从古汉语语法和音韵分析到四川方言调查,从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到当代朦胧诗的译介,他的学术研究涉猎了中国语言学与中国文学的众多领域,他不仅继承了西方汉学前辈审慎严谨的治学方法,并且改变了瑞典乃至欧洲汉学研究独尊先秦的学术传统,带头将欧洲的汉学研究重点拓展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社会文化领域,把学术研究与促进国际间,特别是中瑞两国之间学术文化交流的具体活动结合起来,使当代汉学研究在西方世界得到了光大和发展。

如同其导师高本汉一样,在学术研究领域,马悦然也是一位多产的作者。《中国西部语音研究》是他获得广泛声誉的汉学专著。1948年他翻译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是他关于中国文学的第一部译作。后来又翻译了老舍的短篇小说《普通病房》,发表于1958年。

是他,最先将中国的古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

他还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这套手册分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四大卷,每卷大约收名家作品100篇左右,马悦然对收入的作品进行了严格的筛选。此外他还发表和出版了200多种有关中国文学、哲学、语言学方面的论著。

1969年用英文发表《论汉代以前和汉代文献中词素“嫌”的意义》一文,登载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1980年9月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二十七届欧洲中国学家大会上做了题为《论“其”在〈左传〉中的作用和意义》的报告。他的研究领域后来逐渐扩展到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宗教、思想史、社会问题等各个方面。他在中国古今文学的翻译和研究领域中硕果累累,曾经将中

国古典小说《水浒》、《西游记》译成瑞典文。近年来他承担了欧洲汉学协会3项主要国际学术研究计划项目之一,即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马悦然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的编写工作,这套手册为精装大32开本,共四卷。

第一卷为中、长篇小说,第二卷收短篇小说,第三卷的内容是诗歌,第四卷是戏剧。共收400篇左右的作品,内容包括作家简介、作品收藏与版本情况、作品内容梗概、作品的赏析评论和参考书目。

参加这项工程的有欧洲11个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等地的学者100多人,《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对入选作品要求很严,作品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要适合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专家,也要适合普通读者阅读。

例如第三卷诗集,既收了胡适、闻一多、徐志摩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也收了杭约赫、兰冰等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的作品。《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不仅在于作品的入选标准严格,资料性强,而且赏析评论部分也具有较高水平。

每一分卷前面都刊有一篇学术水平较高的序言,如第四卷戏剧集的序,阐述了中国现代戏剧运动与戏剧创作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对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发展过程描写详细,可以当做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纲来读。

这样大规模的合作研究工程取得如此成功,与马悦然的组织能力及其深厚的中国文学修养是分不开的。1977年主编了《现代中国文学及其社会背景》(英文)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