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淑华酒后 凌叔华酒后 我想要问凌叔华所写的[酒后]的问题
契诃夫对凌叔华小说创作的影响张雅萍“五四”是个充分开放、扩大的借鉴时代。短短几年内,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各样文学思潮及相关的哲学思潮都先后涌入中国,可以说,“五四”小说在完成从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变中,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外因。
新文学初期的所有作家,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受到过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研究一个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了解他最感兴趣的外国文学前辈或朋辈是谁,可以探测到他创作的一部分源流、他的某些创作动机,从而深入领悟他的创作个性。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本文将考察契诃夫对凌叔华早期小说创作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深.....[展开]
契诃夫对凌叔华小说创作的影响张雅萍“五四”是个充分开放、扩大的借鉴时代。短短几年内,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各样文学思潮及相关的哲学思潮都先后涌入中国,可以说,“五四”小说在完成从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变中,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外因。
新文学初期的所有作家,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受到过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研究一个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了解他最感兴趣的外国文学前辈或朋辈是谁,可以探测到他创作的一部分源流、他的某些创作动机,从而深入领悟他的创作个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本文将考察契诃夫对凌叔华早期小说创作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深化对凌叔华小说创作的研究。(1)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证实凌叔华早期小说创作受到契诃夫影响这个事实;第二部分具体论述这种影响在作品中的体现。
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讨论艺术上的两个特征:(一)客观化描写;(二)情节淡化的倾向。一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凌叔华一直有“中国的曼殊菲儿”之誉。
徐志摩、沈从文、苏雪林都曾说她乃师承爱尔兰女作家曼殊菲儿(今译曼斯菲尔德),然而凌叔华本人对此却一再否认。晚年旧事重提,她仍耿耿于怀,声称自己“只读过一二篇曼氏之作”。(2)在接受台湾《联合报》女记者郑丽园采访时,回忆起当年徐志摩赞其是“中国的曼殊菲儿”时,还曾极不服气地愤愤抢白“你白说我了,我根本不认识她!
”(3)无庸讳言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德创作上的相似。由于徐志摩与陈西滢的关系,凌叔华对曼斯菲尔德作品不可能不有所了解,况且她本人还曾译过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小姑娘》。
然而,凌叔华本人对此一再否认,自有其道理。其原因是凌叔华真正私淑的外国作家乃是俄国的契诃夫。而曼斯菲尔德也是私淑契诃夫的,难怪凌叔华的创作风格与曼斯菲尔德相似了。
在与他人的书信往来中,凌叔华直言自己对契诃夫的喜爱与学习。早在写《再见》时,凌叔华就直言这是有意借鉴契诃夫小说而作的,当时她写信向胡适求教:“日来我写了一篇短小说,也想高攀请你看看。
这是两个人的事,西湖做背景。原来我很想装契诃夫的俏,但是没装上一分,你与契老相好,一定知道他怎样打扮才显得这样的俊俏。你肯告诉我吗?”(4)在后来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这一点表达得更透彻明白:“我近日把契诃夫小说读完,受了他的暗示真不少。
平时我本来自觉血管里有普通人的热度,现在遇事无大无小都能付之于浅笑,血管里装着好象都是要冻的水,无论如何加燃料都热不了多少。有人劝我抛了契诃夫读一些有气魄的书,我总不能抛下,契的小说入脑已深,不可救拨。
我日内正念罗曼罗兰的John Christopher ,想拿他的力赶一赶契诃夫的魔法,总不行。不错,我也觉得罗曼罗兰写的真好,但是我不信我会爱读他比爱读契诃夫更深些。
”(5)关于凌叔华之私淑契诃夫,晚年她本人还加以重申。在《致杨义》中,在否认自己与曼斯菲尔德的私淑关系后,特意强调指出:“但我十分契重契诃夫作品”,并再次申明“据说K Mansfield也十分爱重契诃夫小说云云。
”(6)由以上分析可知,从最初写作一直到晚年,凌叔华本人都一再明确表白自己私淑契诃夫这一点,这也是我们研究契诃夫影响凌叔华小说创作的重要依据。二在进行影响研究时,作家的书信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意义不可低估的材料,然而我们依据的重要材料自然应是作家的具体创作:文学作品。
契诃夫对凌叔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凌叔华对契诃夫的模仿和借鉴完成的。契诃夫对凌叔华的小说创作影响是很大的,契诃夫的许多小说特点都不难在凌叔华的作品中看到投影,而最具整体影响的则是严格的现实主义中的客观化描写以及情节淡化的倾向。
客观化描写 契诃夫是个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他反对作家直接干预小说中人物的活动,反对进行赤裸裸的说教,主张客观地反映生活。他相信:“作家的态度越是客观,产生的印象就越强烈。”(7)他认定:“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8)“主观”是契诃夫的写作原则,也是契诃夫现实主义艺术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
在给女作家阿维洛娃的信中,契诃夫把这一写作原则表述得清楚而具体:“您描写苦命人和可怜虫,而又希望引起读者怜悯的话,您自己就要尽力冷淡一些。
这会给别人的痛苦一种近似背景的东西,那种痛苦在这种背景上就会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应当冷心肠才对”。(9)如短篇小说《万卡》和《姚纳》。“客观”的描写使读者对皮鞋铺童工万卡的痛苦和老马车夫姚纳的厄运更加同情,更加痛恨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契诃夫就是这样,用冷静、客观的笔,从普普通通的日常琐事中,描写那些卑微庸俗的“小人物”,描写他们的不幸和痛苦,忧郁和憧憬,也描写他们的庸俗和落后,愚昧和无知。
冷静客观的描写背后,作家的同情和批判清晰可见。凌叔华早期小说中的客观化描写这个特征是引人注目的。鲁迅对凌叔华创作的经典评论中有这样的话:“她和冯阮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
”(10)鲁迅准确地指出了凌叔华客观冷静的描写所体现出的那种“谨慎”、“适可而止”。不仅鲁迅,沈从文也指出了这一特征:“在所写的人事上,作者的笔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却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存在。
”(11)在凌叔华客观平静的叙述之下,《吃茶》、《绣枕》、《说有这么一回事》等作品中,少女们恪守封建之“礼”,无力破除自身及世俗藩篱,虽受现代文明之风的吹拂,然终究无法彻底改变自身深层的封建传统意识,其悲剧命运可想而知;《酒后》、《春天》中,女主人公虽与丈夫还算恩爱,然而对醉酒后的朋友的心仪,对以前恋人的牵挂,这无形中已隐藏着女性对现实婚姻的某种不满抑或不安,这在《花之寺》中更为明显,女主人公对丈夫显然是不信任的,而事实上丈夫确实是无法信任的,女性的情感危机仍然存在;《中秋晚》中的敬仁太太迷信、软弱;《太太》中的太太则无聊、虚荣、庸俗;《有福气的人》中章老太太所谓的“福气”却是大家庭中丈夫纳妾、儿孙欺诈。
就这样,凌叔华客观平静地描述着这些女性的故事,而隐藏在其后的却是她对女性的审视,正如阿英在评论小说集《花之寺》时指出的那样:“她的态度,当然是对这种种的生活表示不满,她表现了她们的丑态和不堪的内里,以及她们的枯燥的灵魂。
”(12)凌叔华冷峻、逼真地显示世态人心及掩藏着悲悯、嘲讽的作者情感,与契诃夫十分酷似。
二三十年代,许多女作家都喜欢抒发感情,而凌叔华却是不动声色几近于冷漠地描写笔下的人物。限于生活经历,凌叔华不可能像契诃夫那样描写各式人物,她笔下的主人公多是妇女和儿童。然而其创作的严格的现实主义倾向却是酷似契诃夫的。
以凌叔华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花之寺》中的一些作品为例,在凌叔华的笔下,有“高门巨族的精魂”,更有已走出高门的女性。凌叔华关注她们在院落内的生存,思考她们当如何生活,揣摩她们的春困、秋愁、懦弱、痴愚、虚荣、偏狭、生命的畸形、病态与消蚀。
凌叔华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冷静地讲述女性的故事,居高临下的审视女性的弱点,或嘲讽或怜悯,让故事本身直接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而不直接代替读者进行价值判断。
(二)情节淡化的倾向 契诃夫生活在两个世纪的交合点上,他一方面接受了19世纪俄国文学传统的熏陶,另一方面又感受到20世纪新的文学观念的冲击,因此他的小说中透露出了现代意识,如无情节或者情节淡化的作品在契诃夫的小说中已较常见。
在契诃夫笔下,一个场景,一篇对话,往往就是一篇精彩的小说,而且通过场景和对话表达了人物的思想和情绪,如《胖子和瘦子》就是通过两个老同学在车站邂逅相遇的场景和对话,表达了两个人的情绪变化,反映了俄国官场中的森严等级和小官吏的卑躬屈节。
在有些写人物的作品中,契诃夫还常常选择人物整个生活经历中几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通过刻画主人公生活道路上几个重要路标来揭示性格的发展过程。如《嫁妆》,文中通过“我”对彼得谢敏内奇家先后三次访问,反映这个家庭的兴衰。
小说以缝制代表新生活幸福的嫁妆开始,又以嫁妆被盗光、待嫁女儿病故作结,宣告这个家庭的彻底破产。凌叔华私淑契诃夫,不再采用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格局,往往选择一二个生活的片段来描写叙说,以生活场景和细节刻画见长,故事性不强,几乎没有什么情节。
如《酒后》仅仅截取一个年轻太太要吻一下醉酒后睡着的朋友的心理变化过程铺叙成篇。《春天》则描写了女主人公听琴声想起生病的从前的恋人的心理变化。
《茶会以后》只描写了茶会后姐妹俩在卧室里谈话的场景。在短篇小说集《花之寺》中,《绣枕》的结构是很值得注意的。从《绣枕》很容易使人想起契诃夫的《嫁妆》。
《绣枕》是以“绣枕”与“看枕”前后两个片段连缀而成,通过大小姐精心绣枕寄托对爱情的憧憬到绣枕被践踏宣告爱情破灭,几乎没有情节,然而大小姐一生的命运已清晰可见。此外,《中秋晚》也是通过几个生活场景的描写,揭示出敬仁太太的迷信、软弱以及悲惨的结局。除了客观化描写和情节淡化的倾向之外,凌叔华还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和曼斯菲尔德一样,自然也得益于契诃夫,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多说了。[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