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淑华照片 凌叔华资料照片简介

凌叔华(1900—1990)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与冰心、林徽因齐名的“文坛三才女”之一。她学养丰厚、文才画禀皆长,她的才情及艺术实践,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增添了重要的篇章。

1925年1月,凌叔华在《现代评论》周刊发表短篇小说《酒后》,因描写女性心理细腻大胆而一举成名。之后,接连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不少小说,被鲁迅称为发祥于《现代评论》的作家。从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中期,凌叔华在《现代评论》、《新月》、《晨报副刊》、《小说月报》、《北斗》、《文学杂志》、《文季月刊》、《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大多收入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孩》、《小哥儿俩》。其中《绣枕》等小说“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女性……使我们看见……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语)笔法细致秀逸。凌叔华还擅长写童真童趣,《小哥儿俩》等作品将儿童情态刻画得传神可爱。

1935年,凌叔华主编过一段《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抗战时期用英文写自传体散文,后于1953年在英国结集出版,名为《AncientMelodies》(《古韵》)。1947年,凌叔华与丈夫陈源(陈西滢)赴法国,后在英国定居。1956年后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文学。1960年出版自选集《凌叔华短篇小说选》和散文、评论集《爱山庐梦影》。除此之外,她还写了十二部独幕剧。1968年后应伦敦、牛津、爱丁堡等大学邀请,作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的专题讲座。侨居海外期间,凌叔华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和藏画展,有较大影响。1972年后数次回国观光。1989年底回国,1990年5月22日在北京逝世。 

还是一个小丫头时,凌叔华在自家墙上信手涂鸦的绘画天分就得到名望很高的宫廷画师王竹林的赏识,并收于门下教画。这种幸运,与她的出生家庭也不无关联。 凌叔华,祖籍广东番禺,1900年3月25日出生于北京的名门望族之家。

外曾祖父曾是广东颇有名望的大画家;淩叔华的父亲淩福彭,字润台,出身翰苑,光绪十九年中举人,与康有为同榜进士,历任清朝户部主事兼军机章京、天津知府兼天津工艺局及习艺所督办、保定知府、天津道长芦盐运使、顺天府尹代理、直隶布政使。

1911年後曾任北洋政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员参政。他精於词章、酷爱绘画,曾与齐白石、姚茫父、王云、萧厘泉、周启祥、金城、王梦伯、陈半丁、陈寅恪等著名画家过从甚密,组织"北京画会",家裏常有文人墨客出出进进。

这种家庭、生活环境,使她从小便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母亲李若兰幼年时被广州富户人家收养,也通文墨,是凌福彭的第三房太太。 其实,凌叔华降生凌家之初,并不为人所在意,一方面因她在整个家庭的孩子之中排行第十,另一方面,母亲在她之前已生育两个女儿,这便使她们母女在这个封建意识颇为浓厚的大家庭里受到冷眼与讥笑。

在姐妹中并不起眼的“小十”常常像一只“缩在角落的小猫”,安安静静,从不争闹。

但她渐渐懂得了因为这“短处”受着别人的气,便暗暗立着自己的志气。 由于门庭名望,加之主人凌福彭精于词章、酷爱书画,并乐于交友,所以当时有许多名流堪称凌家常客。除了凌叔华的绘画老师王竹林、缪素筠、郝漱玉、陈半丁,还有康有为、俞曲园、齐白石、王云、王梦伯、辜鸿铭、陈师曾等。

这使得凌叔华从小便可以见识到这些名流鸿儒,并受到濡染。 凌叔华的英文启蒙老师正是辜鸿铭。这位学养异常丰厚的大学者,精通七国语言,被人称为“是以讥讽方式批评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唯一中国人”,凌叔华从小就佩服至极,不想日后真的成了她的老师。

辜鸿铭认为学英文要像英国人教孩子背诵儿歌圣经,像中国人教孩子背诵四书五经一样。

于是,他让凌叔华到他家去,从尘封的书架上抽出几本英文诗集,先教凌叔华背两首诗。小丫头很聪慧,加上已受过家塾先生的训练,当着辜先生的面,凌叔华不一会儿就把两首英文诗背熟了。辜先生很高兴,便又教她读了三首,并要求下次来背。随辜鸿铭先生学习的一年时间,凌叔华不仅打实了英文基础,掌握了学习语言的方法,同时在文学启蒙上也受益匪浅,她直到老年都铭记着这位启蒙老师。

凌叔华9岁那年随父旅居日本,并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回国后父亲到天津就职,于是举家居津。1919年,19岁的凌叔华直接参加天津女子师范学校三年级考试,顺利通过。她正式穿上了女师校服,非常兴奋。 进校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了。

凌叔华与同学们热情高涨地投入到运动之中,纷纷组织游行、演讲。由于文字水平在班里最高,凌叔华被推选为学生会秘书,当时不少讲演稿和标语都出自她手。 1920年,两名罢工工人被日本工厂主杀害,激愤的学生们走上街头演讲宣传,说服商店抵制日货,关门一天,要求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

游行返校后,语文老师张先生要求她们以当日之事为题材写作文。第二天,凌叔华的文章刊登在了《天津日报》上,是张先生选中送到报社的。

她激动得“眼泪也下来了”,这是她第一次发表文章。张先生把报纸交给她,说:“上面有你的名字,等你有一天成了作家,就更会珍惜这篇东西。” 1921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预科,升入本科时先选择了动物学专业,后又转入外文系,并开始文学创作。

原先选动物学,是想学崇拜的歌德。但有位英文老师读罢她的作文,认为她在文学上会更有发展,同时她也从相关书籍受到启发,渐而有了转系的想法。当时正在燕大执教的周作人因赏识她的文才,为其转系而尽力相助。

转入外文系后,凌叔华的文学兴趣更加浓厚。她还选听了周作人先生的《新文学》课程。当时,学校提倡学生参与课外活动。凌叔华在英文老师的鼓励下,大学一年级时就编写了《月里嫦娥》和《天河配》两个英文短剧。

除剧本写作外,她还是演出的策划者与导演,包括布景、音乐、舞蹈等,全部由她统筹安排。布景设计好了,请自己家的木工帮忙做,不必花钱;演出服装则靠借用,她还找梅兰芳先生去借服装。

作为燕大学生的凌叔华,以新时代女性的姿态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思想的活跃与情感的激荡,使她自然地显露出足够的自信与锐气。她在1923年写给周作人先生的信中讲:“这几年来,我立定主意做一个将来的女作家,所以用功在中英日文上,我大着胆,请问先生肯收我作一个学生不?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1923年8月,她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读了纯阳性的讨论的感想》一文,那是她“立定主意”从事写作的另一种表达。

她说:“我还要诚恳的告诉新文化的领袖,或先进者,请您们千万不要把女子看作‘无心前进的,可以作诗就算好的,或与文无缘的’一路人,更祈求您们莫取旁观的态度;时时提携她们的发展,以您们所长的,补她们所短的。

” 凌叔华将她的“主意”付诸实践。1924年1月,她的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发表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晨报副刊》上。

之后,在燕大读书期间,相继写了《资本家之圣诞》、《我那件事对不起他》等小说,写了《朝雾中的哈德门大街》、《我的理想及实现的泰戈尔先生》等散文,并陆续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这使她首先在北京的文坛上崭露头角,并开始跨入作家行列。

1924年5月,作为文学青年的凌叔华,有幸见到并接待了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的文学大师泰戈尔。泰戈尔对她说:“要成为一个大作家,要读书,但还要多逛山水,到自然里去找真善美、找人生意义、找宇宙的秘密。实在不单单印有黑字的白纸才是书,生活就是书,人情就是书,自然就是书”。

这话对凌叔华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正是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凌叔华同时认识了陈西滢与徐志摩。这两位在她人生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物,前者成为与她相伴一生的丈夫,后者则是她情同手足的挚友。

陈西滢,生于1896年,字通伯,江苏无锡人,1912年到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得博士学位,应蔡元培之邀,回国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主任,并于1924年底在北大创办《现代评论》,自己任主编,一时间,该刊物成为北京重要的文化、文学阵地之一。

凌叔华与陈西滢相识两年后结婚,其中之缘与文学有关。凌叔华在婚前写给胡适的信中特别讲了这件事,信中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

……这原只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种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

”凌叔华很明白地表达出自己对这桩婚事的期望与满意之情,对陈西滢的信赖与满意之情。 以凌叔华的见识与品位,以及对待事情不张扬、审慎处之的特点,她所选择的如意郎君自然是要与自己多有投契之处的。

她认为,“通伯头脑清晰,理解迅速,观察准确,是许多人不及的。” 至于凌叔华与徐志摩之间,有着一种特殊意味的“手足之情”,他们在文学上相互欣赏,并格外珍视这分情谊。两人从1924年5月相识到1931年11月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罹难,其间七年多的时间里,彼此都经历了许多事情。

可是,他们的友谊始终未变。在徐志摩眼里,“人淡如菊”的凌叔华是最如意的友人,仅从他将自认为最重要的“八宝箱”交予凌叔华代为保存,便不难见出一斑。

而凌叔华亦视徐志摩为彼此相知的挚友,虽然这“八宝箱”之事日后为她带来了许多言说不清的困扰。 徐志摩于1925年旅欧,当时他与陆小曼的恋情引来满城风雨,徐志摩打算去欧洲避避风头。

行前要将装有日记文稿的小提箱、即所谓“八宝箱”交予自己最信赖的人保管。因当时陆小曼处境同样不好,而且箱内有“不宜小曼看”的东西,于是便交到了凌叔华手中。因为徐志摩确信:“只有S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

”不过徐志摩从欧洲归来,并没有将寄存在凌叔华处的“八宝箱”取回,之后他与陆小曼结婚,搬到上海去住后,仍没有拿去。 而争议与困扰则是以后的事情,即到底凌叔华是否曾将“八宝箱”交予他人;而后“听说此箱落入徽因处”,凌又怎么“要来看”的;再到徐出事后该箱下落何处,资料是否完全等等。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凌、徐二人的相交之诚与相托之重,由此也可见凌叔华是一个宽容人事而不愿引起是非的人,她知道“杀风景的事是志摩所恨的”,所以甘愿为之守住许多秘密。

凌叔华待人的平和与温润使她收获了颇多的至交益友,如同获“才女”之誉的林徽因,国学大师胡适之,散文名家周作人,知名学者梁实秋,“京派”作家沈从文,旅行记者萧乾,“人民作家”巴金,善以文字作水墨画的张秀亚,“女中丈夫”林海音等等。

他们大都是文学界的名流才俊。 值得一提的是凌叔华和谢冰心的友谊,她们同为1900年生人,同是“五四”新文学的女作家,还是燕京大学的同学,不过她们对徐志摩的为人处世风格看法不同。

冰心认为,徐是“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这显然是针对徐的两次婚姻而言。可是,凌叔华与谢冰心在她们漫长的一生中,却有着极其真诚的交往。

凌叔华的小说,无论是与冯沅君、丁玲、白薇等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派”的创作相比,还是对照冰心、苏雪林、庐隐等“闺秀”派作品看,都有着明晰的特点,因而也有人称之为“新闺秀派”。 鲁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讲:“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指《现代评论》)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

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

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不过鲁迅所指主要还是凌叔华发表于1927年之前的作品,如《酒后》、《绣枕》、《吃茶》、《花之寺》、《太太》等,多表现未婚小姐和已婚太太的生活与心境。

1928年,徐志摩开始在上海主编《新月》杂志,凌叔华随时将自己的小说新作寄予徐,相继有《疯了的诗人》、《小刘》、《小蛤蟆》、《小哥儿俩》、《送车》、《杨妈》、《搬家》、《凤凰》等作品在《新月》发表,并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也便自然成为当时的“新月派”主将,也有人称之为“新月圣手”。

凌叔华的小说在《新月》杂志上的连续发表,是与彼此间相投相契的文学主张和美学格调密切相关的。

凌叔华的小说总体上是忠实“爱与美的精神寄托”的。她很少刻画血与泪的人生,很少书写峻急愤恨的感情,既没有勾魂摄魄的悲剧,也没有冠缨俱绝的狂笑、悲不欲生的感伤,感情总是优雅贞淑。

她何尝不写社会的不平,人生的隔膜,但她多取一个精巧的角度,以女性的柔情、幼儿的稚气,使之纯化、淡化、软化。其笔触所及未尝没有尘世的阴影,可心绪却依然是在对善意之光的捕捉,并最终指向一种安宁的美。

凌叔华还与绘画艺术结缘尤长尤深,是一位出色的中国画艺术家。她的书画艺术传承中国文人水墨山水画之精神,传情达意,自然天成。她尤善于画兰草、秋菊、秀竹、凌波仙子等,且往往是目色无邪、淡写轻描,简约、淡雅,却有真气周流、意味隽永之质。

朱光潜先生曾对凌叔华的绘画艺术给予过这样的评价:“在这里我所认识的是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之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

她的取材大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泳的自然。” 不知是受了泰戈尔的启发,还是自身兴趣使然,凌叔华热爱自然,常常将山水性情融于心间,其文其画都流露出一脉相承、互通共融的谐趣佳境,而她自己也在本色的大自然中找寻着本来清静的自我。

1928年10月,陈西滢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后接任闻一多文学院院长之职),凌叔华一同前往。当时,二人对武汉这个城市不看好,认为这是个不宜久居的地方,凌叔华更希望到法国去,以使自己的绘画得到发展。所以,刚到武汉时的凌叔华难免增添孤寂之感。

凌写信给北京的胡适讲:“自来武昌,一冬愔愔的白过了。”她所住的房子又小院子又狭,阳光也不能多看到一片,与之前生活过的北京、天津、日本的京都、西京反差太大,难以适应。当然,最使她无法忍受的还是当时武汉的文化环境之差。

她当时的感受是“武汉三镇竟像一片沙漠似的,看不见一块绿洲,一泓清泉,可以供人生道途上倦客片时的休息。” 不过凌叔华的创作倒是未曾停顿,她被誉为“新月圣手”即是在到武汉之后的三年之内。

从题材上看,这时期的作品还是以以往的北京生活与体验为主,说明在这段时期里,她还没有从情感上进入到新的环境中,同时,也还未在此得到令她有深切感触的东西。 此后,另外两位女性的到来使她的生活有了丰富的色彩。

一位是袁昌英,另一位是苏雪林,她们分别于1929年、1931年来武汉大学任教。这二人都是凌叔华与陈西滢的故交好友,苏雪林曾在法国学画,与潘玉良是同学,与长于书画的凌叔华自然是极易灵犀相通;袁昌英是文学家,她的女儿又拜凌叔华为干妈,所以,她们的到来,使一度感到孤单郁闷的凌叔华多了交心抒志的同道。

就在1932年,武汉大学新校址在东湖之畔的珞珈山落成,陈西滢与凌叔华夫妇喜迁珞珈山新居,寓所名曰“双佳楼”。

珞珈山乃武汉风光秀丽之地,山势舒缓而曲径通幽,临湖瞰江而气象生动,在这里,或面对山光,或眺望水色,都往往有诗情画意融入胸怀。凌叔华与袁昌英、苏雪林常在此谈诗论画、说文解字,自然而然地营造出了人文与环境的谐趣,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

于是,当时她们也便有了“珞珈三杰”的美称。 凌叔华的心境与生活状态渐渐有所变化,她走出家门,游历了不少地方,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包括文化圈子以外的普通劳动者,不再有往日的孤寂。

她在1933年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这两三年我脚没有停过,我的耳目不在城里在乡里,我比我们的朋友多认识一些真的中国人,他们是平凡穷困的人。” 1935年2月,《武汉日报》社聘请凌叔华创办《现代文艺》副刊,凌应约出任主编。

她在发刊词中写道:“若其让文化永落人后,岂非像蜡制人体模型一样,虽然具有美丽的躯壳而缺少灵魂吗?……我们把这片沙漠造成锦天绣地的乐园吧。”不到两年时间,《现代文艺》便吸引和团结了如苏雪林、袁昌英、陈衡哲、冰心、沈从文、朱光潜、徐志摩、朱湘、卞之琳、巴金、胡适、戴望舒等一大批作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牵动了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10月,武汉大学成立战时服务团妇女工作组,凌叔华积极加入其中,并随工作组赴汉阳鹦鹉洲伤兵医院慰劳抗日伤兵。

回去之后,感触良多的她写了一篇题为《慰劳汉阳伤兵》的通讯,寄到《国闻周报》发表。年末,因战争形势的发展,武汉大学由武昌珞珈山迁往四川乐山,凌叔华一家也搬至“后方”。

1938年3月,凌叔华、陈西滢一同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4月,凌叔华与胡风等96人联名发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

这期间,凌叔华以一个知识女性的良知与热忱关心着抗战,同时也留心观察与体验着后方民众的生存境遇与生活状况。抗战期间,凌叔华写出了她的第一部、也是一生中创作的唯一的中篇小说《中国儿女》,以表达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祖国家园的热爱之情。 

不知何故,凌叔华思量已久的翻译计划一直未能实现,不过她与英文的渊源换了另一种方式呈现——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Ancient Melodies》于1953年出版。该书由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和她丈夫创办的霍加斯书屋出版,一经出版,很快即引起英国评论界的重视,成为畅销书。

当时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说:“叔华平静、轻松地将我们带进那座隐蔽着古文明的院落。现在这种文明已被扫得荡然无存,但那些真正热爱过它的人不会感到快慰。

她向英国读者展示了一个中国人情感的新鲜世界。高昂的调子消失以后,古韵犹存,不绝于耳。”不过这本书被译为中文并在中国大陆出版,则是相距原版首次印行的40年之后,即1994年傅光明先生翻译并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书名译作《古韵》。

全书从写作到英文出版,前后经历了十数年,其中关系着一段偶然而特殊的因缘。 凌叔华南下武汉期间,一位来自异域的年轻人于她的视野中出现,他叫朱利安·贝尔,是位有才华又有激情的青年诗人,1935年应邀来武汉大学任教,时年27岁,他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外甥,他的母亲凡尼莎·贝尔也是一位知名画家。

他们在珞珈山相识,彼此都钟情并擅长文学、绘画等艺术,有共同的志趣,自然而然便多有往来。

1937年,朱利安·贝尔回到英国之后,特别当面向姨母推荐凌叔华,并建议她们相互通信联系。于是,中国的才女作家凌叔华与一位天才作家得以越境神交,堪称一大良缘。 凌叔华回忆说:“我接受她的建议,开始用英文写自己的生平,写好一篇就寄一篇给她……”伍尔芙的鼓励,她记忆犹新:“继续写下去,自由地写,不要顾忌英文里的中国味儿。

事实上,我建议你在形式和意蕴上写得贴近中国。

生活、房子、家具,凡你喜欢的,写得愈细愈好,只当是写给中国读者的。然后,再就英文文法稍加润色,我想一定可以既保持中国味道,又能使英国人觉得新奇、好懂。”这些文稿传递穿过战火、跨越重洋,持续三年多,直到1941年伍尔芙不幸去世而止。

后来结集出版的《古韵》中的作品,正是远隔千山万水、彼此从未相见的两位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女性,在这段文心互通中的结果。 在伍尔芙离世6年后的1947年,凌叔华踏上了那个英伦岛国,来到了她心仪已久的大作家伍尔芙的家乡。

(1944年陈西滢赴英主持中英文协工作,凌叔华随之而来。)而这部书之后在英国的出版,也是伍尔芙的夙愿。 《古韵》确实是本别致的书,让人觉得读时平静,而读罢之后则感到意味渐浓。

诗人维特·萨克维尔·韦斯特在该书的英文版序言中说:“她(凌叔华)成功了。她以艺术家的灵魂和诗人的敏感呈现出一个被人遗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对美好生活的冥思细想是不言自明的。她的每封信都能反映出她对于美的渴望。她的文笔自然天成,毫无矫饰,却有一点惆怅。因为她毕竟生活在流亡之中,而且那个古老文明的广袤荒凉之地似乎非常遥远。”

1946年冬,曾于1944年赴英国主持中英文化协会工作的陈西滢,又受派为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常驻代表;1947年,47岁的凌叔华便带着女儿小滢途经美国而抵英,与丈夫陈西滢一同在英国伦敦定居,住在亚当森街14号,开始了她客居异国他乡的生活。

在大洋彼岸的英伦,凌叔华无法用自己的母语写作,所以,除了完成并出版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之外,便主要将精力与才情倾注于绘画艺术与讲学之中。之后的几年,她先后在伦敦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等地举办了多次画展,并在英国多所大学进行了中国书画、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的专题讲座。

其中,轰动法国巴黎以及欧洲的一件盛事,是1962年在巴黎塞禄斯基博物馆(也称东方博物馆)举办的凌叔华个人绘画,及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画家如董其昌、倪瓒、陈老莲、石涛、郑板桥等人的作品与文物古玩展览。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凌叔华长留心中的一种境界,她虽出身名门望族,但却更适于自食其力的平静的生活。

刚到国外期间,她除了操持家务之外,为了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还兼事“鬻文卖画”。1956年到1960年,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时间还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

客居异国的日子,凌叔华一直思念与眷恋自己的祖国,并深深期盼祖国的强大和统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她同丈夫陈西滢一道帮助他们的朋友、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到祖国大陆。

直到她在70多岁高龄时,还在海外努力推荐巴金、茅盾竞选诺贝尔文学奖,并积极帮助有关机构搜集他们的作品材料。 凌叔华明白地认识到,无论西方的世界多么现代、发达,毕竟那不是自己的故土。在喧闹的英伦大都市,她常常感到孤寂,因此,长期引以为伴的,是画中国画,弹奏古筝曲,侍养兰花、文竹等,她的住处也保持着清一色的中式古旧陈设,所有这些显然已成为她故国情怀的托寓。

甚至于对于自然山水的感受,也难以获得国内时的那种感应与投入。

她在《爱山庐梦影》中讲:“不知为什么,欧洲的山,在我印象中,殊为漠漠。……到底是西方异国情调,没有移植在东方人的心坎上的缘故吧!”1959年底,凌叔华有幸第一次回到祖国大陆观光,已进中年的她格外兴奋,同时也感触良多。

她在北京、广州、武汉等地观光探亲,与张奚若、邓以蛰等故交重逢,并宜其兴致而作文画画。 1970年3月29日,与凌叔华相伴了40多年的丈夫陈西滢因病在英国去世。此后凌叔华愈加感到远在海外的孤独,她在与巴金、萧乾、冰心等友人的通信中均表达了自己希望回国安度晚年的想法。

凌叔华终于回来了。1989年12月,她回到了北京,住入石景山医院疗治腰伤。1990年3月25日,她在医院里,在亲朋好友、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以及医护人员的祝福中度过九十华诞。

是年4月,凌叔华曾患有的乳腺癌复发并转移。5月16日,她从数日的昏迷中醒过来,向亲人和医护人员请求,希望再看看北京城。于是,由救护车陪护,她躺在担架上游览了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北海公园。

眺望过白塔后她喃喃地说:“山湖美!柳树美!白塔美!”禁不住潸然泪下。尔后,她又回到九十年前她出生的地方——史家胡同,如今已改建为幼儿园。此时,那儿的孩子们已列成整齐的队伍,手捧献花欢迎她。

她曾在《古韵》最后一篇的结尾处写道:“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现在,她终于如愿。这离别人世前所作的短暂的“观光”,表达出一个在中国古老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而又深谙西方文化的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愿。

“落叶归根”,她的身心都有了归属与安顿。 1990年5月22日——也就是重游北京后的第六天,凌叔华在北京逝世。正像她性格的温婉与画趣的淡雅一样,她的离去也是平和宁静的。如一株兰草散尽最后一缕幽香,亦如一片树叶离开枝柯飘落于地,显得自然而然。[1] 

凌叔华擅长表现女性,刻画细腻的心理刻画,所以沈从文、苏雪林等作家把她比作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苏雪林则借用徐志摩的这段话来评论凌叔华:“可以说凌叔华的作品对于心理的描写也差不多有这样妙处。”在《新月》月刊创刊号上,徐志摩有一段关於她的作品的精采议论。他这样说:“《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情感的氾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它有权利要我们悉心的体会……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馀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这就是淩叔华小说的品与格及它哲学的尊严、艺术的奥妙。

凌叔华与苏雪林、冰心、冯沅君、丁玲被称做20世纪30年代“中国五大女作家”(“民国五才女”)。

“……淩叔华的小说,却发祥於这一种期刊《现代评论》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著文酒之风的吹拂,终於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为"五四"时期女作家淩叔华写下的这几句评语,言简意赅,既指出了她的作品的内容,又指出了其作品的风格特点,还充分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