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淑华与徐志摩 道是无情却有情:凌叔华与徐志摩
1925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凌叔华参加新月社聚餐的归途,听人说起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情。她感到震惊,立即辩护说,这都是谣言,两人“绝无背友背夫的事”。回到家中,她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谈到对事态的分析和担忧,希望他能帮助徐志摩出国,使之“早出非难罗网”。
凌叔华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她当时与徐志摩过从甚密。信中还有这样一段话:“譬如志摩常与我写信,半疯半傻地说笑话自娱,从未有不可示人之语。我很懂得他的内力不能发展的苦闷,因时每每发出来。我既愿领略文学情况,当然不忍且不屑学俗女子之筑壁自围。所以我回信,谣言便生了。其实我们被人冤的真可气,我自始至今都想志摩是一个文友,他自今也只当我是一个容受并了解他的苦闷的一个朋友。他的信不下七八十封,未有半语是社会所想徐某想说的话,我所以觉得他实在太冤了。”
那年夏天,凌叔华大学毕业,受聘于故宫博物院,审查整理古书画。徐志摩南下送别泰戈尔,转了一圈回来时,正是八月。上文致胡适信中说:“您与志摩交谊比我深许多,我只有半年。”这半年,是从1924年下半年算起的。现存徐志摩致凌叔华的六封信,也都是写于这一年的秋冬之季。林徽音(后改名为林徽因)已随梁思成赴美留学去了,徐志摩正是“万种风情无地着”。也就是这时,他开始了与凌叔华的通信。他写道:“不想你竟是这样纯粹的慈善心肠,你肯答应做我的‘通信员’,用你恬静的谐趣或幽默来温润我居处的枯索。”
凌叔华给徐志摩的信没有留下来,不知如何写的。但她的文字总能让徐志摩兴奋不已:“回京后第一次‘修道’,正写这里,你的信来了。前半封叫我点头暗说善哉善哉,下半封叫我开口尽笑自语着捉掐捉掐!??,你真是个妙人,真傻,妙得傻,傻得妙……”与凌叔华通信,也给徐志摩带来激活灵感的快慰:“说也怪,我的话匣子,对你是开定了。我从没有话像对你这样流利,我不信口才会长进这么快,这准是?教给我的,多谢你。我给旁人信也写得顶长的,但总不自然,笔下不顺,心里也不自由。对你不同,因为你懂得,因为你目力能穿过字面。这一来,我的舌头就享受了真的解放。我有着那一点点小机灵,就从心坎里一直灌进血脉,从肺管输到指头,从指尖到笔尖,滴在白纸上就是黑字,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
徐志摩的信像他的诗一样,“浓得化不开”。不能肯定里面必定有超出友谊的情愫,但说其中蕴含着进一步发展感情的可能,应该没有问题。
凌叔华与徐志摩的感情没有发展下去,一方面因为陈西滢的追求,另一方面恐怕也由于陆小曼的出现。与“人淡如菊”的凌叔华风格迥异,陆小曼明艳、娇美、多情,一下把徐志摩的视线吸引过去。爱情应该是浪漫的,热烈的,耳鬓厮磨,如胶似漆,陆小曼正迎合了徐志摩的这种期待,两人一拍即合。凌叔华与陆小曼也是朋友,关于徐陆的恋情,她开始却并不知晓,或者不相信是真的。当她听到别人的议论,反应似乎过于强烈。她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在给胡适的信中一再申明,“纯粹本于爱护同道”。
那封信是否起到作用,无从知晓,但徐志摩确实为避是非,赴欧洲游历了。1925年3月10日,临行之前,徐志摩给陆小曼写了一封缠绵的信,结尾说:“最后一句话:只有S是惟一有益的真朋友。”3月18日,旅欧途中的一封信里又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他对自己与凌叔华的亲密关系,向来不避讳。使用凌叔华绘制的贺年片,并为此做了一场题为《海滩上种花》的演讲。请她代笔《志摩的诗》的题词“献给爸爸”,以至于被徐申如(1872—1944,徐志摩之父)误会,有意认亲。徐志摩去世时,徐申如还指名让凌叔华书写碑文。
徐志摩去欧洲前,将那只后来惹出风波的八宝箱交予凌叔华,戏言道,若是自己出国发生意外,让她以箱内的日记和文稿为材料作传记小说。可不久,5月26日,由翡冷翠寄给陆小曼的信中,出现了这样的文字:“叔华两月来没有信,不知何故,她来看你否?”两个月前,正是徐志摩刚踏上旅途之初。想他一路也给凌叔华写信,可没有回音。从“答应常做我的通信员”到“两月来没有信”,其间发生了什么呢?
据《小曼日记》记载,3月14日,即徐志摩离开没几天,凌叔华曾专程拜访她,下午去的,晚上十一点才走。两人谈得十分深入,陆小曼把什么都说了。3月17日,凌叔华写成了一篇名为《吃茶》的短篇小说。故事讲的是芳影与好友淑贞看电影时,结识了她的哥哥王斌,第二天又一同去逛公园。王斌种种殷勤的表现,使芳影确信他是爱自己的。一周后,芳影收到王斌的信,激动地打开,却是他的结婚请帖。淑贞随后来了,说起某小姐,因哥哥搀了一下,竟托人叫哥哥去求婚。哥哥知道后又生气又好笑,说男子服侍女子,是外国最平常的规矩。芳影神情恍惚地喃喃道:“外国……规矩……”小说戛然而止。
徐志摩像小说中的王斌一样,喜欢对女性献殷勤。他在凌叔华面前的种种表现,会不会也曾引起误会?芳影的前后心理变化,细腻微妙,凌叔华内心是否也经历了相似的情绪波动?这些都不好乱猜,但这篇小说完成的时间,正是她知道徐志摩和陆小曼恋爱真相的第三天,不能不令人有所联想。
5月7日,凌叔华又完成了一篇小说《再见》,写一位叫筱秋的小姐,偶遇多年前的男友骏仁。当年,因为听说异地的骏仁结婚了,筱秋中断了他们的通信联系。尽管骏仁仍旧有所表示,筱秋最终还是决定与他“再见”了。
也就在五月份,陈西滢在其著名的“闲话”专栏中,刊出了一篇很特别的短文《庆贺小戏院成功》。与他以议论见长的绝大多数“闲话”不同,这篇仅是报道一次演出,并且表示对“这剧本的作者凌叔华女士”等人的庆贺。由此可见,凌叔华与陈西滢交往已经有了新的动向。此刻,徐志摩远在欧洲,并不知道这边悄悄的变化,所以对于“叔华两月来没有信”,觉得不解。
可以肯定,凌叔华是在徐志摩与陆小曼难分难解之后,才与陈西滢确定恋爱关系的。而这一关系的公开,可能更迟。至少徐志摩从欧洲回来后,有一段时间,并不知晓。
徐志摩是1925年7月下旬回国的,不久追着陆小曼去了上海。他们的感情受到极大的阻力,以至于决定就此分手。徐志摩“凄惨”地返回北平,全身心投入《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10月1日,他主编的改版第一期刊出。上面除了他自己的代发刊辞《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外,便是凌叔华的小说《中秋晚》,梁启超的旧体诗《题宋石门画像》。
编者附识写道:“为应节起见,我央着凌女士在半天内写成这篇小说,我得要特别谢谢她的。还有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是凌女士的,一并道谢。”梁启超那篇,无疑是点缀。徐志摩首次主编四大副刊之首的《晨报副刊》,隆重推出的,其实只有凌叔华一人。他一再表示感谢,热情有余,措辞有误,没说清那图案是临摹的还是创作的,由此又引出“凌叔华窃取琵亚词侣”案,并成为轰动文坛的“闲话之争”的导火索之一。这已是题外话,按下不表。
值得注意的是,代发刊辞中提到邀请的撰稿人阵容时说:“至于我们日常见面的几位朋友,如西林、西滢、胡适之、张歆海、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女士、凌叔华女士等更不必我烦言。”其中“西滢”和“凌叔华女士”相隔很远,不像徐志摩后来的文字中,一般都称“通伯、叔华”。另外,徐志摩约凌叔华写小说、画图案时,陈西滢好像并不在场。
就在徐志摩一心扑在副刊上,几乎忘了陆小曼之际,事情突然出现转机。陆小曼顺利地离了婚,只身赶来北平。她与徐志摩早断了联系,只是偶尔看到《晨报副刊》,才找上门去,两人又“欢欢喜喜”地沉浸在热恋之中。
不久,凌叔华与陈西滢之间也有进展,并于1926年初举办了订婚仪式。按当时的习俗,订婚是向亲友及社会公布双方的恋爱关系。只有订了婚,两人才能以恋人的身份出入各种场合。2月21日,徐志摩在老家硖石,征得家里同意后,给陆小曼写信说:“订婚手续他(徐父申如)主张从简,我说这回通伯、叔华是怎样的,他说照办好了。”至此,徐志摩与陆小曼,凌叔华与陈西滢,已是各有所属。
50年后,旅居英伦的凌叔华收到陈从周寄来的《徐志摩年谱》,回信说:“志摩同我的感情,真是如同手足之亲。”另一封信中又说:“志摩与我一直情同手足,他的事,向来不瞒人,尤其对我,他的私事也如兄妹一般坦白相告。我是生长在大家庭的人,对于这种情感,也司空见惯了。”用手足之情来解释自己与徐志摩的关系,非常得体,但两人毕竟不是生活在同一家庭的兄妹,那份感情怎么说都很特别。凌叔华在信里还说:“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经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这些是不是真话暂且不管,理由却不充分,如果没有陈西滢、没有陆小曼,那又将如何呢?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