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的夫人 曹聚仁的风雨人生
全国抗战爆发后,曹聚仁脱下长衫,走下讲坛,走出书斋,以名教授、名作家、名学者的身份,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他换上军装,改行做了战地记者。
曹聚仁带笔从戎,住进了与苏州河一河之隔的第八十八师孙元良司令部,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和中央通讯社撰写战地通讯。10月,他进入谢晋元第五二四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并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后来,他将这些身临其境的一切,都写入了他编著的《中国抗战画史》中,为后人留下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资料。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曹聚仁受中央通讯社聘请,任战地特派员。由于战线变动,他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年4月7日,中国军队取得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曹聚仁率先报道了这一胜利的消息。消息见报,举国若狂。4月9日,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的长篇报道,又在全国各报相继刊出。
1939年,应蒋经国的邀请,曹聚仁到了赣州,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并成了蒋经国的高参。
抗战八年,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使他成为一位知名军旅记者。如果说他以前是“读万卷书”的话,那么这8年,就是“行万里路”了。
解放前夕,《前线日报》社长马树礼先生,为曹聚仁全家买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他最后还是留在上海迎接解放。1950年7月,他只身去了香港。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海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这一去,他羁留港澳就是22年!这22年,他一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1972年走完最后的人生。曹聚仁是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
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六次被邀请回内地采访。毛泽东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张治中将军等也先后与曹聚仁进行会谈。
1956年7月16日,曹聚仁应周恩来邀请在颐和园夜宴。8月14日,他在《南洋商报》第三版撰文《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其后不久,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刊发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作了长谈,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1959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前几天,毛泽东再一次接见了他,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给蒋氏父子。随后不久,他在《南洋商报》发表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
曹聚仁主张国共之间要和衷共济,和谈解决,不能自相残杀。1956年6月28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看法,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诉之于战争,不如诉之于和平,国共这一双政治冤家,既曾结婚同居,也曾婚变反目,但夫妻总是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好,乃势所必至,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回到圆桌边去谈谈呢?……月前有一位华侨实业家,他诚挚地对我说:‘国共之争不止,华侨间的矛盾所引起的痛苦不会消除的。’华侨既有此共同的期望,我们在舆论界,为什么不出来高声疾呼呢?……我只是主张国共和谈的人,而不是发动和谈的人,那些谣言专家用不着多费心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