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难民】哪个国家接收犹太难民最多?

2018-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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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第一6种图书共包含了103个故事.600多幅照片,以及不少绘画.在海外书展获得的成功,让上海虹口区政协主席管维镛感到讲好故事的巨大价值.上海的犹太人在国际饭店前留影. "二战"期间,中国成为了被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的避难地.从1931年到1945年,先后有3万左右犹太难民来到中国避难,其中上海接纳了超过2.5万人,其他如哈尔滨.青岛.大连.天津.香港等城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接纳了一定数量的犹太难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走过70年后,这段犹太人

“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第一6种图书共包含了103个故事、600多幅照片,以及不少绘画。在海外书展获得的成功,让上海虹口区政协主席管维镛感到讲好故事的巨大价值。

上海的犹太人在国际饭店前留影。 

“二战”期间,中国成为了被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的避难地。从1931年到1945年,先后有3万左右犹太难民来到中国避难,其中上海接纳了超过2.5万人,其他如哈尔滨、青岛、大连、天津、香港等城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接纳了一定数量的犹太难民。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走过70年后,这段犹太人与中国的故事并没有被历史和世界遗忘,其展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越来越被国际关注和认可。因此,在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启动了“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并在当年出版了5本图书和1部画册。

犹太难民离开战时避难地前往新的定居地。

3月12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张元济讲堂共同主办了“公共史学与讲好中国故事——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研讨会”,讨论第二期、第三期出版情况和如何将公共史学与讲好中国故事结合。

会上,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认为,“讲中国故事,不完全是讲中国人的故事,应该是讲世界各国在中国的故事。这样的中国故事在海外才有吸引力,才有更大的感召力。”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王健则表示,现在世界各国对这段历史的热情不降反升,

“原来对这个问题,主要是以色列、美国、德国、奥地利关注一些,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参与进来,比如意大利就刚刚在虹口犹太难民纪念馆举办了‘第一个与最后一个犹太居住人区:威尼斯与上海’展览”,并提醒“日本也在准备申请相关的历史记忆,我们虽然也在推动,但是如果一层层申报上去的话,可能要落在日本后面了”。

抵达上海的犹太难民正在进餐。

未来将建设完备的资料数据库

据介绍,“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于2015年启动,并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已成功推出了第一期图书——《犹太难民与上海》。

第一期图书共5本图书与1部画册,包括《逃亡与拯救——二战中的犹太难民与上海》、《犹太难民与上海:海上方舟》、《犹太难民与上海:情牵虹口》、《犹太难民与上海:尘封往事》、《犹太难民与上海:上海记忆》、《犹太难民与上海:海上明月》。这套书以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形式讲好“犹太难民与上海”的中国历史。在2015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举办的首发式上,这套丛书在现场引起了国际读者的强烈反响,成为中国出版代表团的重要活动。

基于这一主题的历史底蕴和国际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邀请国内外犹太研究专家和公共史学专家,继续全面、系统、深度挖掘这段历史,开发第二期、第三期图书——中国部分和欧美部分文献集成和史料研究,并联合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建设完备的数据库,展现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历史贡献,和人类热爱和平、命运与共的记忆。

嘉道理学校是由霍瑞斯·嘉道理于1939年在虹口创办的。该校的大部分学生是难民子弟。

中国不缺向世界传递价值的好故事

“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第一6种图书共包含了103个故事、600多幅照片,以及不少绘画。在海外书展获得的成功,让上海虹口区政协主席管维镛感到讲好故事的巨大价值,以及中国从来不缺乏可以向世界传递价值的好故事。

“(但是)我们在国际交流中,很多人还不习惯于讲故事,反而是喜欢进行一些理论的探索。我觉得真正能打动人的,真正能让别人产生共鸣的,就是我们的故事。一个好故事,甚至可以让别人了解一个民族。”管维镛说道。

在管维镛看来,犹太难民与中国正是这样的好故事。他在2014年前往美国进行有关活动时,来了些当年的犹太难民,更多是他们的后裔,“他们中甚至有美国的议员,都是发自真心的感谢中国。”这些曾经得到过中国人帮助的犹太家庭,还专门建立了一个“黄包车”网站,用以联络同样的犹太家庭,表达对他们对中国人的恩情永远记得。

专为犹太难民建立的华德路犹太医院。

要用人类普遍的人性来讲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有好故事,还要找到适当的方式。在黄仁伟看来,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故事,并希望故事中的理念能够被接受和认可时,应该转变思路。

目前的情况是,不光是史学研究,关于犹太难民与中国的很多衍生产品也都在不断生产和计划中,比如电影《犹太女孩在上海》,还有音乐剧、小说、纪录片等等。但中国和外国共同筹拍的电影《犹太人在中国》,却迟迟未能出来。

舟山路市场熙熙攘攘的人群,这里是虹口隔离区的商业中心。

“这个电影,遇到了很多障碍。”黄仁伟认为,这样的故事,不应该用传统的思路去审视,而是应该用人类普遍的人性来看待这个故事。“如果还是沿着老路子来讲中国故事,世界上有几个人能接受啊。”

而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看来,电影出不来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在于世界对于中国与犹太难民的关系仍然不够了解。“在很多外国电影人的眼里,这个故事里只有犹太人、日本人、纳粹,根本不提中国人,就很多外国人写的该问题的学术著作一样,如果提到,也是黄包车夫、妓女、小贩。”

在2007年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建馆时,陈俭请教过不少专家学者,希望能提供中国人和犹太人相处的故事,但是遗憾的是,当时这样的故事还在发掘中。随着近些年新史料、口述回忆等史料的发掘,这样的故事大量地涌现,所以陈俭认为,只要把这些故事融入到电影里去,“就可以拿给世界看,我们的价值观也好,传统文化也好,都能够从中得以反映。这是体现中国形象的最好宣传片。”(文/徐萧)

《犹太难民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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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在科学、教育方面,还只是德国的学生。以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三项诺贝尔奖为例,截至1933年,德国共有32名获奖者,美国只有5名获奖者。

当希特勒上台以后,推行种族主义政策,使得50万犹太人被迫流亡他乡,美国接收了这些难民中的四分之一,并给难民中的知识精英提供施展才华的环境,使得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发生了一次洲际大转移,从欧洲转到了北美洲,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

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德国的三项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世者只剩14名,而美国已经有25名。难民知识精英把德国学术体系中最先进的方法论和最严谨的学风带到了美国,奠定了美国在全世界科学教育上的领先地位。到今天,美国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已经超过200名,有的年份的三项诺贝尔科学奖甚至被美国科学家包揽。这次科学文化中心的转移过程,中国学界过去知之不多,其中的原由十分耐人寻味。

种族主义是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核心思想。希特勒抓住了德国人一战失败后渴望翻身的民族情绪,依靠煽动种族主义上台。1933年当政以后,立即展开文化清洗运动,大肆迫害犹太人,驱逐“非雅利安学者”,把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尽数逐出校园,赶出国门,到1937年,德意志高校师资队伍损失了39%,到1939年二战爆发时,整个纳粹德国高校教师岗位中的45%,已经被纳粹党棍占据。希特勒疯狂的短期行为,得到德国主流社会的配合,使德国科学教育文化元气大伤。

犹太难民为了活命,流亡地多达75个国家,但最后只有美国接收最多,让这些难民落地生根,并结出科学文化的硕果,美国也因此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犹太难民最初首选的流亡目的地并非美国,而是路程较近、文化差异较小的欧洲国家。美国毕竟遥远,中间还隔着浩瀚的大西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难民从欧洲来到美国并非易事。但某些欧洲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善待犹太难民,包括其中的科学文化精英。比如瑞士,是永久中立国,以德语为主要语言,本来是犹太知识难民十分愿意选择的避难所,但瑞士当时失业严重,人们害怕犹太知识难民竞争就业岗位,于是政府规定入境的外国人不得从事任何获利的职业,法律禁止雇佣任何外来难民,这就使流亡科学家到瑞士找不到施展的舞台,只能把瑞士当作流亡的中转地。

再比如加拿大,虽然地广人稀,原来并不拒绝欧洲移民前来谋生,但加拿大对移民的选择有自己的偏好,他们愿意接收的是矿山、森林和血汗工厂需要的廉价劳力,而不是知识精英,“如果在艺术家与农民之间,文人与伐木工之间,诗人与矿工之间,学者与石匠之间,只能选四个人入境的话,那么加拿大政府会毫不犹豫地都选择后者。”这就使加拿大拒绝了大批科学家、艺术家、银行家、教授、律师、医生的避难申请。

他们甚至害怕,如果政策有了弹性,加拿大所有的大学会被难民塞满。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兹伯格因为妻子是犹太人,遭到驱逐,到加拿大一所大学任教。因为由美国的基金发工资,移民局才允许他入境两年。两年后,又要赶他走,校方千方百计和政府交涉,方获准留下。10年后赫兹伯格才取得加拿大国籍,1971年成为加拿大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土耳其是少有的热情吸纳犹太知识难民的国家之一。190多名流亡科学家和艺术家进入土耳其的高校,大大地提升了土耳其的科学教育水准。可惜由于凯末尔总统1938年去世,中断了这一进程。

相比之下,美国对犹太知识难民最具吸引力和包容性,给他们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的最宽广的舞台。美国科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些领袖人物具有非凡的远见,他们敏锐地看到了接收来自欧洲的知识难民,会对美国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他们不止于对犹太人受迫害表示同情,而是努力化解本国人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和反犹主义情绪。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让犹太知识难民得以安居,并施展才能的主要力量并非美国政府,而是美国的公民社会,像那些目光远大的知识界领袖、私人性质的基金会以及各类民间的援助组织。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美国成为接受犹太难民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成为接收犹太知识难民最多的国家。

这批犹太知识难民中,有1090名科学家(绝大部分是教授),811名法律工作者,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作家以及来自其他文化领域的职业者。被德奥两国驱逐的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被美国接收,其中约1400名科学家中,至少77%为美国接收。

当时从欧洲流亡到美国的知识精英可谓群星灿烂,他们之中有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现代宇航之父”冯·卡门,“原子弹之父”西拉德,“氢弹之父”特勒,物理学家玻尔和费米,数学家库朗,现代建筑家米斯·范德罗,音乐家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社会学家拉萨斯菲尔德,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等等。

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包容性较强的自由竞争的国家,当时又处于科学、教育和文化的上升期,有了这些世界一流的知识精英的加盟,可谓如虎添翼,迅速地登上了全球科学和文化的制高点。

吸纳欧洲知识难民的成功经验让美国尝到了甜头,从此,美国形成更加自觉的科学、教育的开放机制,面向全球的知识精英,敞开交流之门,移民之门,面向全球的青年才俊,敞开留学之门,就业之门,这正是美国在二战以后一直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秘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