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文章 推荐郑永年先生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文化崛起?

文化崛起三个非经济因素 文化创造和政府分权、文化开放、文化人独立这三个非经济因素更为相关。三个因素中存在其中一个,可以决定文化创造的出现。分权和开放导致文化的崛起,这是中国历史的经验。历史上,每次分权状态出现,尤其是皇权衰落的时候,文化倒是呈现出复兴的情景。

今天的人们并不希望通过国家政权衰落来获得文化的崛起;相反,人们大多希望国家政权的强大。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的支撑。但分权和文化崛起之间的关系,的确说明了国家政权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的问题。

中央集权和文化衰落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朝的集权模式导致了文化衰落;唐朝的集权模式则走向了文化崛起。为什么?一是不同的集权模式,二是开放。明朝政权深入文化领域,国家政权掌控了文化,同时明朝又实行文化上的“闭关锁国”。

唐朝国家政权基本上不涉足文化领域,唐朝的文化领域是很典型的自治形式,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文化“市民社会”。同时,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帝国,在文化全面向外开放的同时,能够把外来的文化整合进自身的主体文化。

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文化人的独立人格。如果人格是独立的,没有什么因素,包括专制和贫穷,可以阻止文化的创造。俄国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沙皇还是共产主义专制,都没有阻止俄国知识分子的知识创造。

俄国知识分子在专制下创造出辉煌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中国的文化人没能在专制下进行文化创造,与文化人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有关。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西方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即把思维创造作为终生职业的社会群体。

很显然,要实现中国文化崛起,关键在于调整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政府从来就不是文化创造的主体。要政府来创造文化纯属乌托邦。这并不是说政府和文化创造没有任何关系。

恰恰相反。在中国的环境中,政府决定了文化创造的成败: 第一是政府权力的边界。唐朝的政府边界没有对文化创造造成巨大的阻力,但明朝和清朝的则扼杀了文化创造。今天中国的政府边界不像唐朝而像明清。

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权力涉足到文化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多年来,这些部门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沦落成为一种简单的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文化领域的全覆盖,也导致了文化领域的高度政治化和官僚化,使得最原始的文化创新基因完全不可能。

第二是政府的政策,政府支持什么和反对什么,都会对文化崛起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国际层面,政府的政策在于开放还是封闭。开放导致唐朝文化的崛起,封闭导致明朝缺失文化崛起。中国的现象是,政府太多的资源被用于控制,太少的资源用于创新。

即使投入创新的资源,也是政府认可的文化领域。但现实是,在任何社会,政府官僚很少懂得文化创新。 在中国最荒唐的现象是,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经常走向反面,导致其所支持的文化事业的衰落。

佛教领域是典型的例子。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源上,政府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结果导致了佛教内部的大面积的腐败。文艺、文学等文化领域也同样。其实,政府的支持使得这些领域不可避免的衰落,逻辑很简单:一旦这些群体可以通过依附政府生存,他们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结果必然是衰败。

其他国家也有政府支持文化事业,但一定是通过放权让专业人士来做。这种放权的方法不见得会导致文化的崛起,但也不会导向衰落。

在中国,政府也会放权,但目的往往不是文化本身,而是通过政治方法来达到政治目的。 政府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双输局面。政府控制文化导致大部分人对政府高度依赖,结果便是文化的衰落。对那些想保持一些独立性的文化人,要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和政府对抗,造就了另外一种与政府相对立的文化,也是一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

挑战政治现状成了这个群体文化创新的重要资源。很容易理解,这样的文化创新(无论是宗教还是艺术和文学)在中国本身不被政府接受,还会经常受到排挤,而在西方则被人们所叫好,把此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崛起。

如果从一个客观立场来看,无论是政府自己所从事的文化创造,还是为了反政治现状而从事的文化创造,都很难走向文化的崛起。

实际上,无论是政府方面的政治化,还是反政治现状的政治化,都在最大限度上制约着中国的文化崛起。政治本来应当只是社会的很小一部分,社会大部分空间是非政治性的。即使是集权和专制,只要政治权力具有边界,文化创造仍然具有巨大的创造空间。

毋庸置疑,如果中国要走唐朝崛起之路而避免明朝崛起之路,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把文化从政治中解放出来,从官僚体制中解放出来,把文化人从政治官僚过程中解放出来。只有“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中国的文化才能崛起。 作者:郑永年 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