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新书 北大张祥龙:新儒家的理性思维与诗意人生

201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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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北大张祥龙:新儒家的理性思维与诗意人生北大人物北大人物出身于有着深厚理工科底蕴的家庭,读的却是哲学专业;以西方哲学经典论著入门,却一直主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大学教授.哲学家张祥龙,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教学感言:必须让学生知道,什么是优秀的工作,什么工作并不令人满意.引导学生把某一领域作为自己的人生志趣和快乐之源.张祥龙,1949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8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托莱多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1992年获纽约州立布法罗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1992年以来一直在北

北大张祥龙:新儒家的理性思维与诗意人生

北大人物

北大人物

出身于有着深厚理工科底蕴的家庭,读的却是哲学专业;以西方哲学经典论著入门,却一直主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大学教授、哲学家张祥龙,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

教学感言:

必须让学生知道,什么是优秀的工作,什么工作并不令人满意。

引导学生把某一领域作为自己的人生志趣和快乐之源。

张祥龙,1949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8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托莱多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1992年获纽约州立布法罗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

1992年以来一直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系任教。现任北京大学现象学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中西文化比较学会会长。

铸工车间的思想者

“按正常的逻辑来推断,我是不大可能学哲学的。”张祥龙说。父亲是老北洋大学(现为天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母亲是四川大学数学系高才生,哥哥姐姐都是学理工科出身,这样的家庭环境确实与哲学差之千里,甚至就连自己,中学毕业后也进入了一所电力技术学校(后改为中等专科学校)学习。

但张祥龙最终却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哲学也成了他毕生的事业。“我人生的转折,是与‘文革’相关的。”

“文革”开始时,张祥龙还不到17岁,这位对未来充满理想和热情的年轻人“积极投身革命的洪流”。可一段时间过后,文化、思想、政治上的秩序彻底被打乱,促使这位年轻人开始更加深入地思考“革命”的意义。

17岁的张祥龙与哥哥办了一份民间报纸,撰写文章阐述自己对“文革”的理解,结果上海《文汇报》专门发表评论员文章对他们的报纸和思想进行严厉的批判。最后,张祥龙被定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距离“反革命”只有一步之遥,这意味着他几乎是在生死之间走了个来回。

“这次事件不仅让我前后两次失去人身自由,更是改变了我一生的方向。”张祥龙说。

这次“论战”给他本应充满欢乐的青春岁月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中专毕业后,张祥龙进入北京郊区一家工厂,因为犯了“严重错误”,他被分配做清沙工作,这是工厂中最脏最累的活儿。

从1969年进厂,到1978年春入大学,张祥龙在那里工作了近9年。在工厂里,张祥龙时时感受到歧视和政治压力。如此年轻便遭受这样的打击不免让他意志消沉,但重体力工作的劳累并没有让他停止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里?

哲学、人生、信仰和诗

1975年春的一天,姐姐带着他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找到哲学家贺麟先生。这位年轻人对先生述说着自己的抑郁,希望能跟随先生学一点哲学。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贺麟很欣赏这位年轻人对哲学的兴趣,就带着他走进自己不久前还被查封的书房,让他挑一本书作为自己的入门之选,张祥龙选中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

“当时一点哲学方面的基础也没有,根本不了解伦理学,只是觉得这门学问应该是和人生有关的,也许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张祥龙说。

张祥龙在工厂附近租了一间农民房,潜心研究《伦理学》,也时常到贺麟那里请教。埋头苦读了数月,他终于写就了自己平生第一篇“学术论文”——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其实更像是一篇读书笔记。

但贺麟却非常喜欢这篇并不成熟的论文。

“后来贺麟先生的夫人回忆说,我交给贺麟先生这篇文章的那一天,他晚上高兴得睡不着觉。”张祥龙说:“‘文革’时期我们各自不同而又曲折相关的经历,让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变得不同寻常。”

此后近两年时间里,张祥龙又在贺麟的指点下阅读了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他也从此走进了哲学的神圣殿堂。

“书读得多了,我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哲学虽然是理性的思想,但它也充满着人生的领悟、诗一样的美好以及信仰的热情。这也是一直以来我对哲学抱有的认识和信念。”

全“A”的成绩

1977年恢复高考,张祥龙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虽然考试成绩达到了要求,但所谓的历史问题成了他的“人生污点”。“我专门写信给北大的招生部门,介绍自己学习哲学的情况,最后,北大还是接纳了我。”张祥龙说:“在当时的情境下,能接受我这个学生还是要冒风险的,这让我一直对北大心怀感激。”

大学期间,张祥龙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哲学思想,在张岱年先生的指导下,张祥龙完成了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庄子的人生哲学》。当时张祥龙最想做的是自然保护,最好能到自然保护区去工作。但由于专业的关系,最后他去了北京市环保局,过了一年,他又调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张祥龙本以为毕生后会在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可“文革”的阴影还是没有从他生活中彻底散去。这次是中专同学、“文革”时期的反对派得知张祥龙居然读了大学,还得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这让他们颇为嫉妒。于是一份“黑材料”就被递到了北京市社科院,诬陷张祥龙“文革”时期参与武斗,并曾参与审讯、拷打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

在张祥龙看来,这样的诬陷着实可笑,毫无证据不说,以自己的性格来讲,也绝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此事不了了之,但这种卑劣的手段深深伤害了张祥龙,1986年,他申请到美国留学。

张祥龙首先进入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当时他的勤奋是在系里出了名的——以课程全“A”的成绩,两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此后他拿到了包括哈佛在内的、所有自己申请的大学的博士生录取通知书,其中一所大学还承诺提供双份奖学金。

最后张祥龙选择了纽约州立布法罗大学,最重要的原因是只有这所大学有他喜欢的中西方哲学比较专业。而在布法罗大学,张祥龙的博士课程只有一门成绩是“B ”,一门课是“A-”,其他的仍然是“A”。

转向儒家源于“亲子之爱”

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那个春天,张祥龙回国了。

当时的大学校园里,西方的思想有着绝对的影响力,这一点张祥龙在上课时就能清晰地感受到:西方哲学的课程受到学生广泛的欢迎,而高扬中国传统文化与哲理的讲法在一开始却受到冷落。但在张祥龙看来,中国只有复兴传统文化才有出路。

从小就热爱自然的他在大学里找到了道家思想,“御风而行”的逍遥肆意人生与融入自然精神境界对年轻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大学快结束时张祥龙结婚成家,此后儿子的出生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而且也在慢慢改变着他的思想。

“有了儿子人生便大为不同,人对孩子的慈爱是无法用言语来解释的,这像是中国文化的本能甚至是人的本能,由此我对儒家文化的‘孝’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张祥龙说。

在对儒家深入研究后,张祥龙认识到,在大家看来充满了道德说教的儒家有着鲜活、有趣的哲学思想。较之道家,儒家对人生在世的艺术化、时机化阐释中,那使得人群发展生生不息的思想深层,又是另一番高远。

在张祥龙看来,留学期间所受到的西方哲学的训练,是他取到的、用以更加深刻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真经”,用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这样的西方哲学方法来阐释中国传统哲学,是把中西方置于更能相通的视野当中,是更新鲜、更易于为现代中国人接受、又最接近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方法。

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意味着他也由此完全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将哲学式的理性思维与诗意人生融合在一起。

近年来,在他的影响下,已经进入大学做了教学研究工作的学生与同仁们一起,逐渐形成一个研究团体,尝试用新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

“这让我非常高兴。慢慢地,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传统哲学和文化不再抱有本能式的拒绝甚至是‘敌视’的态度。而且更重要的是,获得有时代活力地理解中国古代智慧的方法。”

帮学生搭建“脚手架”

“我的思想是带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张祥龙坦率地说。与某些同事和学生之间存在的对于中国文化走向看法的分歧,自他一走上教师岗位就开始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学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多年前,北大刚开始开设哲学类通识教育课时,张祥龙开过“西方哲学史”和“哲学导论”一类的课。虽然学生们来自包括理工科在内的各个不同的专业,但聪明的他们总是能对张祥龙在哲学方面的一些讲述心领神会。这是全校的大型公共课,选课人数最多可达数百人,但张祥龙并没有放松要求,每次课程结束,他都要求学生撰写学术论文。“学生的论文我尽量自己批改,数量实在太多,就请助教帮忙,但也是在我指导之下的。”

虽然上张祥龙的课并不轻松,但学生们对他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教务处在学生中作的调查显示,张祥龙的课程总是最受欢迎的之一。

“如果我只是在课堂上讲讲,不对学生严格要求,这是害了他们。”张祥龙说:“学生的重要论文我都是逐字批改、写出具体意见的,我必须明确地让学生知道,什么样的工作是优秀的,什么样的工作并不令人满意。”

用张祥龙的话说,写好论文是治学的基础,是在搭建学术研究的“脚手架”,没有这样的“脚手架”,学术大厦无从谈起。“更进一步,如果能引导学生发自内心地喜欢某一领域并为之奋斗,把学问作为自己的人生志趣和快乐之源,那将是更完美的。”

对于学生的优秀工作,张祥龙发自肺腑地为之高兴,这种欣慰不亚于自己取得了重要成果。也许,他会回想起自己在给贺麟先生送去论文时,先生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的场景。这时的他与已经故去的先生可算是真正地心意相通了。(作者:袁建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