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毛泽东1920年在上海的故居(附图)

2018-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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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史料记载,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毛泽东1919年第一次来到上海,但风云变幻,那次在上海的住址,已经无从考证了.1920年4月,毛主席再次抵沪,他曾经说过:这个时期,"在我一生可能是关键",这座住宅在他的人生史上应该相当作用,当时他住在那里呢?上海里弄住宅千千万,它后来又是怎样重新被发现的呢?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这处住宅,因为毛泽东当时还是个没有名气的青年,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事隔30余年后,1958年,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柯庆施将毛泽东1920年6月7日在上海写给北京黎邵西的一封信交给上海革命

史料记载,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毛泽东1919年第一次来到上海,但风云变幻,那次在上海的住址,已经无从考证了。1920年4月,毛主席再次抵沪,他曾经说过:这个时期,“在我一生可能是关键”,这座住宅在他的人生史上应该相当作用,当时他住在那里呢?上海里弄住宅千千万,它后来又是怎样重新被发现的呢?

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

这处住宅,因为毛泽东当时还是个没有名气的青年,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事隔30余年后,1958年,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柯庆施将毛泽东1920年6月7日在上海写给北京黎邵西的一封信交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副主任周良佐,说该处是毛主席来上海进行革命活动最早的寓所,有极其重大的纪念意义,应即调查勘实后建立纪念馆。

信中写道:“京别以来,二十五天才到上海,寓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馆里立即成立了调查小组,如今仍清晰记得当年过程的陈沛存也参加了当时的调查活动。

哈同路就是现在的铜仁路,它是条南北向的小马路,在它的西侧没有民厚南里,只有一个叫慈厚南里的老里弄。调查组走访了慈厚南里周围的老居民数十人,得知:此处原是哈同房产,1914年建成后就叫民厚南里。调查组找到哈同干儿子罗友兰,证实:军阀徐世昌、曹锟封哈同妻子为慈惠夫人、慈淑夫人后,哈同所有的房产都改成了慈字当头,民厚南里也改名为慈厚南里。

慈厚南里200多幢房子,居民们回忆,弄堂编有两套门牌号,一是哈同为了收房租而编排的,另一套是当时租界工部局为了收房捐而编的。工部局的门牌号在1934年以后重新编过。幸好此弄一名居民还保存着1932年电费单、1933年至1934年工部局房捐缴款书,证实当时的门牌号码确实变化了。

调查组随即走访了市政工程局、房管局、公安局等单位,终于从档案资料中找到一些《工部局公报》和房屋门牌编号档案及一张1934年上海商务全图,了解了过去里弄名称和门牌号码变换的沿革,查明民厚南里29号就是现在的安义路63号,这幢沿街的砖木结构两层楼房,已成了庵堂,好在外貌无多大变动。

听说民厚南里不少住户门上尚存过去哈同的门牌,为进一步证实,调查组将63号门牌撬开,果然发现,里面有一块字样隐约可见的门牌——29号。

民厚南里东边的一头通哈同路(今铜仁路),北侧一头通安南路(今安义路),29号是一幢两层楼砖木结构的房子,大门为普通的排门,底层前半部是店堂,后半部右侧为灶间,左侧为小天井。店堂与灶间之间是楼梯。顺梯而上,前楼是宽敞明亮的正房,房外有一个小阳台,后楼为一小亭子间,上有晒台,有尖头木栅栏与邻居相隔。因为安南路是一条很短的不出名的小马路,所以过去住在民厚南里的居民对外都称自己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

调查访问

为了复原房屋原貌,馆里一边派人向老居民了解情况,一边翻查《天问》、《湖南》等有关资料,同时给湖南有关方面写信。不久收到湖南省文史馆等单位的回复,了解到一些当年随毛泽东一起到上海进行驱张活动的老同志曾到过毛泽东的寓所,特别是有位叫李思安的馆员,当时曾和毛主席同住在民厚南里。

1960年5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专程派人前往湖南调查,并访问了李思安、周敦祥,可惜除了李思安,其他人都记不清了。不久李思安被请到了上海,她回忆,她作为驱张代表团成员先到上海,这个房子是她出面租借的,用来作为湖南改造促成会会员到上海活动时的住处。

毛泽东4月到上海后,就住在这里,当时,毛泽东和随同来沪的15岁的张文亮住在前楼正房,小阳台上放置一张藤睡椅,毛泽东常坐在上面看书。靠窗一张小台子,摆满了许多书刊,如《申报》、《新闻报》、《长沙大公报》等,有的还放在床上。

不久,李思安也搬了进来,住在灶间。楼下店堂供吃饭和会客、开会之用。他们“3人轮流做饭,每人每月只有3元零用钱”。她还保留了一张她与毛泽东及当时新民会员在上海的合影照片,筹备处经过对采访记录综合归纳,毛泽东1920年在上海的生活和工作轨迹便清晰起来。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为扩大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来沪,领导在上海的湖南学生代表进行驱张斗争。毛主席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楼上亭子间等其他地方先后住过方湖南驱张请愿团的张百龄、罗宗汉、李凤池、陈书农等人。

到沪后第三天,他就和旅沪的新民学会会员一起到南市半淞园(今半淞园路480号内)召开会议,欢送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彭璜、萧三、李思安等12人,他们对新民学会的宗旨作了规定,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还对学会的态度、活动方法、会员条件、入会手续等作了详尽的讨论,这次会议严密了新民学会的组织,为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会员们还在蒙蒙细雨中合影留念。5月9日,毛泽东等前往洋泾法国码头为萧子瞕、劳启荣等六位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送行。毛泽东认为,应该留下来多研究中国,取消了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从此这个山沟沟里出来的富农子弟开始了他的新的人生。

毛泽东和旅沪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到南市半淞园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写信给北京的黎锦熙老师,信中谈及南下见闻和自己追求革命的决心,说他准备浏览在沪“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种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这位黎锦熙,字邵西,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封信的保存者,他是湖南湘潭人,曾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就读时的老师,黎锦熙对毛泽东评价非常高,在1915年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俩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

”1918、1919两年毛泽东因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和驱逐张敬尧事两次到京,均得到黎锦熙的帮助和关心,他们还一起讨论中国和湖南的解放与改造事,这以后又多次写信交流。

黎锦熙

那段期间,毛泽东还专程到今南昌路老渔阳里2号拜访了陈独秀。他后来在延安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这次见面时说:“这是我与陈独秀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在北京。这次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的生活中,这是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到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地也在行动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从这以后,我自己也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段日子对毛泽东这个人来说,绝对是一生中具有关键作用的日子,马克思主义从此成为他一生指路的明灯。

在毛泽东到上海前,曾派遣彭璜等人在上海出版《天问》杂志,专门揭发张敬尧的罪行,开展驱张斗争,毛泽东到上海后,领导驱张斗争深入发展,亲自为该刊撰写了文章“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当时在沪的新民学会会员,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驱张代表和湖南学生纷纷到毛泽东寓所,向他汇报和商讨工作,他们组成了湖南改造促进会,会址就设在毛泽东寓所里。

毛泽东曾和彭璜等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在报上刊登募捐启事,阐明工读的重要意义,使青年学生同劳动结合起来,后来湖南有些学生来沪后参加了工读互助团。

毛泽东在上海又亲自组织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一面从事革命活动,还在一家洗衣店当过伙计,每月薪水是12块至15块钱,但大部分做了车费,如同他在给友人信中的描述“洗衣服不苦,只是因为接送要搭电车,洗衣服所得的钱又转耗在车费上了”。

1920年6月,张敬尧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和湘军的逼迫下退出了湖南。毛泽东也于7月返回湖南长沙。

老宅复原

筹备处工作人员陈沛存回忆,当时安义路临街的那排房子都是单号,其中57到67号是连在一起的6幢,格局一样。除开63号外,其余都是民居。根据上级指示,上海市文物局收回了61号至67号的4幢,将居民迁出,计划把63号复原开放,61号用来做办公室,65号和67号用于做接待。

1960年2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关于毛主席1920年来沪寓所遗址(安义路)修缮复原打算的请示

根据李思安的回忆和老居民的描述,上海民用设计院的工程师做出了复原设计图,1961年全部的整修工作完成,里面的桌椅床等家具都按照当时样子定做。但是否对外开放,必须等中央明确批示。在等待期间,馆里的一些工作人员被老馆长挑选出来搬到61号,负责看守好63号及另一处同时被考证出来的甲秀里的主席旧居。

1963年,时任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来上海,对安义路63号给出了一个意见,认为毛泽东当时在这里从事的是驱张运动,跟建党无关,所以这里不能和一大会址连成一体开放,如果是作为主席的旧居,甲秀里意义更重要。按照这个意见,安义路63号只能空置,只竖起一块旧居的碑石。

文革期间,旧居门前开了家小菜场,菜场的棚架就搭在大门前,既影响观瞻,又影响大门出入,于是向有关部门请示,进行了清理。改革开放后,安义路南边的延安中路一带大改造,1995年又造起了高架桥,除这6幢一体的老房子外,周围都耸起了高楼大厦,旧居成为了都市里的小村庄。

安义路63号毛主席故居

从安义路东望铜仁路东侧的上海展览馆右手围墙内是已经看不到的民厚南里旧址

探访1924年毛泽东在茂名北路故居

翻阅史料才知道,原来新中国建立之前,毛主席不下十次来过上海,但1924年的一次则住的时间较长,也只有这一次他的住宅被改建为纪念馆。

茂名北路寓所的同居者

1958年2月,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指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毛主席1924年来上海从事革命,曾住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某条弄堂内,具体的线索:那是一幢二开间(二上二下)的石库门房屋,主席住在楼下厢房里,由后门进去的左手一边。市委要求尽快找到并作为革命史迹加以保护。

调查组根据有关资料初步了解到,1924年国共合作时期的,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环龙路(今南昌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代理主任兼组织部秘书。

1924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人员在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活动合影。第三排左二为毛泽东

3个月后的6月天,杨开慧偕母亲向振熙和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到上海,居住在慕尔鸣路一座石库门中。另一位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以及他的妻子向警予(向振熙是向警予的姑妈)当时也一同居住。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卧室兼书房在楼下的前厢房,两个孩子的卧室在后厢房,蔡和森夫妇住在楼上厢房。

蔡和森(1895~1931)是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管辖),是毛泽东的挚友,两人都曾受业于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1918年4月共同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他偕母亲、妹妹蔡畅与女友向警予前往法国,在巴黎接受了共产主义。

1921年年底,蔡和森回国,在上海经陈独秀等介绍加入共产党,并于1922年中共二大上同妻子向警予一起当选中央委员,和毛主席同住这段时间,他还主办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两人一早上起来就一起在国民党内做统战工作,并同到上海大学讲过课,关系非常之好。但不幸的是,杨开慧和蔡和森夫妇后来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蔡和森以及他的妻子向警予

《向导》周刊

挑出了甲秀里

调查小组根据商务书局出版的上海指南,查到慕尔鸣路是现在的茂名北路。而符合“二开间石库门房屋”这一条件的共有三条弄堂:即原慕尔鸣路上的彬兴里、泰兴里和甲秀里。

从房地产局等处找到的资料证实:泰兴里1923年才开建,时间对不上,否定了。当年与毛泽东共过事的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仍健在,并住在彬兴里,于是走访了她。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1920年8月,瞿秋白作为记者到莫斯科采访,见到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并于1921年5月加入苏联共产党,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7月,根据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政治委员会,孙自任主席,瞿秋白当选为5人委员。

这一时期,瞿秋白同时还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也在上海大学教过书。在从政的同时,这个儒雅的青年还写了大量散文、杂文。

杨之华小他一岁,这位家道中落的出名的美人,结婚生子后竟然不满婚姻,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她被风度翩翩的系主任瞿秋白迷住了,1924年11月7日,有情人终成眷属。

据她回忆,她去过主席寓所,主席的房子较旧较矮小,肯定不在自己住的彬兴里。于是建于1915年的甲秀里浮出水面。

甲秀里北通威海卫路(今威海路),西通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已于1934年改为威海路583弄,抗战期间一度改为云兰坊。弄内原来有两排五幢房屋,全都坐南朝北。其中,北面的一排仅二幢,三楼三底,即威海卫路583弄1、3号;南面一排有三幢,系二楼二底的房屋,即威海卫路583弄5、7、9号。故居是哪幢呢?

调查小组又访问了当年到过该弄的王一知、李立三、张廷灏、张琼、刘清扬、钟复光等人,1960年5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副主任周良佐和陈展云专程前往湖南调查,访问了毛泽东的岳母杨老夫人和他当年在湖南的同学和亲友,可惜杨老夫人已年高90,耳聋眼花,什么都不记得了,在湖南的其他人都未去过毛泽东的寓所,但好歹征集到了一些当年的史料。

王一知1922年入党,1923年下半年进上海大学半工半读,同时参加向警予领导的妇女协会的工作,后来成为张太雷之妻,她也来过向警予的家。1923年从四川来上海大学求学的年轻女学生钟复光曾住在兴业里1号向警予家中,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来这里后,钟复光与他们成了邻居,她们俩都只记得毛泽东的寓所较小较旧,钟复光回忆自己住在楼下厢房里,从后门进去,厢房是进门左手边,和杨之华的说法一致,这应是9号房屋。

张廷灏则是与毛泽东当年一起在国民党执行部工作的同事,他已记不清了。

虹口区副区长张琼是湖南毛主席的同乡,是当年毛泽东与杨开慧发展她入的党,1925年曾去过毛泽东的住处,张琼到实地勘察后,认为583弄的7号最为可能。因为1960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张琼同志就此事当面请示主席,主席回答说,“是在慕尔鸣路,弄堂是四通八达的,在瞿秋白同志住处附近。

”。她回忆从后门进去,厢房在右手边,楼梯在左手边。与周恩来同为觉悟社成员的刘清扬,1924年在上海领导妇女运动,曾到毛泽东的寓所开过会,筹备处专门派人上北京询问,她回忆说是在三上三下石库门的1号厢房,从前门进去,靠左手边的楼下厢房是主席住处,这似乎是甲秀里1号。

1961年初,按照调查得出的意见基本集中在甲秀里1号、7号和9号上。最后1号为三上三下故予以否定。经报上海市委同意由静安区委将居民动迁,同兴业路一样,5、7、9号这一排三幢的整座楼房都被购买并保护了下来,由工作人员居住照管。

恢复旧宅

1963年徐梅坤(行之)踏勘了茂名路,他当年负责《向导》周刊的印刷发行工作,也曾到访过毛泽东所居住的甲秀里,他基本肯定了调查小组对于地址的考证,认为是主席应住7号厢房,说“厢房就是在天井的这一边,完全一致,厢房里靠天井的窗下有一只单人写字台,那是毛泽东为《中国青年》、《向导》等进步杂志写文章的地方,床上的被褥都是白布的,被面被里也都是白布的,就像一直袋子一样,三面缝起来,里面放棉被,一面用袋子缚起来,床上还支起帐子,那是湖南式的,用四根竹竿支起来。

杨开慧是第一次来上海,除帮助毛泽东整理文稿料理家务之外,还和向警予一起,以半工半读女子职业学校为掩护,积极参加妇女运动,那时她就坐在旧居的凳子上工作,用脚踏摇篮兼顾幼子毛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