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有那么多女人 @胡适:我觉得很多人对年入100万好像有些误解

@胡适:我觉得社会上很多人对在北平年收入100万好像有一些误解,这个收入,不客气的说,在北平就是一个刚刚脱贫的水平,再跟我念一遍,刚刚脱贫。我看很多人把年入100万看的很高大上,动不动就仆人簇拥,私人汽车,醒醒好嘛。这点钱,扣完税拿到手里,再扣除家佣工资,养车费用,偶尔social打个麻将,还时常被朋友借去不少,可以说是所剩无几。不能啃老,换房也换不起。要是生仨娃,基本就是月月光的节奏。

年收入100万的这类人群,是很焦虑的,稍有不慎,100万的工作要是飞了,这一家老小,还有全职的太太,高额的日常支出咋办?孩子的留学存款咋办?以后自己老了,是不是该存一笔养老钱?老人要生病,不能天天请假陪护,医疗费可能是个无底洞,怎么可能安心?自己的健康是不是也得关注一下?

这群人,看着光鲜,其实每一天都如履薄冰,这就是一线城市100万年收入家庭的真实写照,顶多日记里跟别人吹吹牛逼,但实际也就是刚脱贫的水平。

时间倒回80年,胡适要是说出这样的话,他一定会被狂diss。

当时的1块银元,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00-200元。胡适刚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时,购置了一辆小汽车,耗资500块银元,据说就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月薪500,年入6000元的胡适老师,放在现代也差不多相当于年薪100万了。

之前的1914年,北京政府公布的《教育部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俸暂行规程》规定了专科及大学学校的职员工资收入:大学校长月薪是400元,专任教员月薪280-180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教师的工资还有所提升。1919年,陈独秀任北大文科的"学长"时,月薪300元,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元。

陈独秀、胡适等北大教授合影

那么,以当时的房价和物价水平来看,胡适们在北京究竟算是哪一级呢?

据资料分析,20年代北京标准的"四口之家,每月12银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那住呢?当时的北京,平房每间月租大约7元。鲁迅曾经租住过的砖塔胡同61号,3间正房月租金8元,他租的是相对便宜的瓦房。而当时很多高校为了竞争人才,还会为教授分配住宅,条件颇好,例如闻一多、俞平伯等人居住的清华新南院,是30栋新建的西式砖房,每位教授一栋,不但各有一个花木葱茏的小院,还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厅、浴室、储藏室等大小14个房间,电话、热水等生活用具一应俱全。

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买房问题。鲁迅曾在阜成门西三条胡同买下一座比较高级的四合院(今为鲁迅故居),包括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当时售价为1000元。按他当时的工资,省吃俭用一点的话,3到5年就能拿下。而一座普通的四合院当时的售价仅200元。这样看来,难怪鲁迅在北京时,烧钱的嗜好颇多,比如下馆子吃酒席、看戏看电影、泡中央公园和北海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这个消费水平,对于真正处于脱贫线的普通北京市民来说,虽然不及政府高官、银行买办那么顶级的奢侈,但也是可望不可及的中产家庭。

民国政府尤其重视对教育的投入,高校教师教职工的收入在当时北京居民的收入中,属于中等偏上。尤其是大学的校长和教授,可以算得上是中产阶级中的高收入者。相比之下,摇煤球工月工资仅8元,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工人,每月月薪大约12-18元,低级警察月薪13-16元,医院护士月薪约15元,电力公司职员月薪约17元,甚至一个县长每月工资也仅有20元。

而按照《1918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所记载,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为132.4银元,也即每月11银元可以勉强维持日常生活。这还不包括住房、穿衣和治病费用。所以,民国时,一个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银元以下。和"年入百万"的大学教授们比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地上,一个天上了。

再往前个几十年,终生贫困几乎就是平民的代名词。

以清朝中晚期为例,大米的价格大约每升为7-9文,面粉1斤约20文。1升米按现在约重1.25斤。假如每人每月即使吃20斤左右的粮食,一人一月至少要花200文。顺治至乾隆年间,银1两折算1000文,嘉庆道光年间银两折钱1200文。也就是说,每人每年光是靠粮食果腹,至少也要花2两4文钱。

而作为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清朝人民来说,光是这糊口的2两4文钱口粮,也几乎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据清朝档案的记载,乾隆、嘉庆时期,农业短工每天挣10文钱左右,最低每月130文钱。就算北京的农忙季节有6个月,短工们奋斗半年赚的钱甚至还不能满足自己半年的温饱。长工就要好得多,一年大约能挣2500文,勉强能吃饱。

但如果要养父母、娶老婆,不做点别的活计赚外快,几乎就别指望了。普通自耕农,比如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耕种约15亩田地,每年能够获得约22两的盈利。但扣除一系列田税、房税、粮税……剩下的可想而知。

所以本来抱着朝圣富饶繁华中国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到北京以后才发现,人民尽是瘦弱不堪,衣衫褴褛,住房简陋……触目所及都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有学者计算,在康乾时期,普通的四口平民之家要脱贫奔小康,年收入至少要保持32两银子。光是靠种地要想达到脱贫线,困难程度远高于现代外地人想来北京买房。

有穷的,当然就有富裕的。

《大清会典》卷二一"文职官之俸"条:"一品岁支银180两,二品150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有奇,从九品、未入流31两有奇"。

这只是基本工资,称为"正俸",中央机关和京城地方官员还有个特殊福利,就是在基本工资之外加发同样数目的津贴,称"恩俸",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加倍支给",称"俸米",三者相加,就是清朝公务员的工资了。再加上清朝出了名的贪污腐败,最著名的一起——和珅老师被赐死后,8亿银子上交国家,政府一下子多了15年的财政收入。

但相比于明朝,清朝官员还是要偷着笑了,毕竟,回到明朝,公务员只怕也未必能"脱贫"。

一个九品基层官员的俸禄是一个月五石米,这个月薪在朱棣定了俸禄标准200年来,一分钱也没涨过。明朝政府也是很接地气,发薪直接给大米。所以九品的干部们在留下口粮之后,要想置办别的物件,就要自己扛粮食去市场卖钱。按照万历年间的米价,一石米的售价大约0.6两银子,一个九品官每月大约可以换来现金2-3两。

明朝的物价还算比较稳定,《金瓶梅》中有记载,二两银子一共可以买半口活猪、半只羊、两三坛酒再加上一些香烛。就算少吃点肉,二两银还要用在住宿和各种生活开销,加上一个最普遍的平凡人家,少说也得有四五口人,多的甚至十几口人,兄弟娶亲、姐妹陪嫁,父母养老、孩子上学……哪都要钱。

更别说买房了,比如崇祯十三年,北京正阳门大街居民傅某卖房,一座小型四合院,两间南房、两间北房、一间厢房,卖价虽只有33两,但对于一个九品官员来说,实在也是捉襟见肘。

哪怕是一些个人能力出众的官员,比如清廉的海瑞大人,虽然终其大半生终于挣出了买房钱,最终也没能在京城购置房产,只是在杭州郊区的淳安买了一套小院。可惜不知道海瑞大人当时心中,究竟是终于买上了房的欣喜,还是没能实现在京城"脱贫"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