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宋史研究危机 鄧小南:宋史研究創新的瓶頸、激勵與組織

【核心提示】明清史很多重要問題要追溯到宋代,關心明清史的學者從學術脈絡上與宋史密不可分,包括像民族、宗族、地方社會等問題,包括一些重大的議題,包括習用的詞匯,不少從宋代出現或使用。明清史的研究,一方面從宋代的材料中汲取營養,另一方面還給宋史研究很多刺激,這種刺激也帶動了宋史新材料的開辟。

制度史研究是宋史研究的基礎。無論做哪方面的研究,對制度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這也是我們宋史研究的傳統優勢。我想這與學術積累不無關聯。

現在宋史學界有關制度史的研究還是相當扎實的,而且制度史的做法和過去有很大的不同,80年代是從“規定”的角度,到了90年代就不光是“規定”,還有“結果”,2000年以后,特別是近五六年來,非常突出的是不光有“規定”、“結果”,還有實際的“運作”,這更貼近社會現實。

人文學科事實上總是和實際相關聯,包括一些思考,也是立足於現實,才會“關懷”到一些問題,而對於歷史的深入探討,也會想到類似的問題現代有可能出現。

僅僅從“規定”的研究對現實沒有多大的意義。制度史的研究實際上是“現代”在一個特定的背景下如何去應對現實所提出的挑戰,如何應對時代的發展,“如何”二字才是關鍵。宋代基本上是一個轉型期,碰到的新問題很多,這其中有的新問題應對得很好,有的不是很成功,但不管怎麼樣,它是在探索一條路,在試圖應對那些問題,因而后來的轉型期特別是碰到新挑戰的時候,會有許多新思想的出現,這對我們研究也是一種帶動、刺激。

從這個角度來說,現在對制度史的研究和過去很不同。近五六年來的發展趨勢不錯。 社會史研究近年來遇到瓶頸 宋代社會史研究近幾年比較消沉。社會史從90年代以后興起,不少論文寫一個家族、一個地區的題目,但是這樣的選題在近五六年來遇到了瓶頸,似乎就是一種研究方法上的重復,雖然現在已經比過去好得多。

過去不認為有學術意義上的提高才是提高,做社會史隻求新區域或新題目的發掘,感覺都是填補空白,但這樣的研究會感覺似曾相識,現在的學者就“不滿足”於這種現狀,不能再是“路數”的重復,因此現在做社會史的反而減少,因為瓶頸的原因,難以推陳出新,這可能也是學術研究的一種“高原效應”。

學術的發展不可能一直向上,而是波浪形的,這種一波一波的其實也是學術的積累與反思。

當前歷史學科其實都是探討新史學的路數,新史學不僅是“眼光向下”,新史學之“新”,實際上有很多層次的“新”。這種“新”是生生不斷的,各個時段面臨的學術問題不同,面臨的“新”的可能性也不同。

雖然有共同的關心,但研究角度與實際操作也不盡一致。 例如,南宋家族研究中的新史料問題。過去我們認為明清時期甚至更晚一些時候的家譜才值得使用。雖然很多家譜會追溯到南宋,但我們過去都認為那是不可靠的。

之后我仔細看過一些家譜,發現這是一個層累的過程,歷代纂修的時候改動了過去很多東西,但不管怎麼改,不是完全另起爐灶,而是在先前家譜的基礎上修改,原始的族譜“活”在新修族譜中。

所以關鍵在於要會“剝離”,什麼是改動過的,什麼是原有的東西,這樣會發現過去很多認為不可以用的材料其實也是可以用的。所以我自己覺得社會史的議題是在積蓄、醞釀的層次上。 明清史研究給宋史研究很大刺激 宋史學界對考古發掘及研究的重視程度不如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同行。

先秦、秦漢史離不開簡牘研究,唐史不能不碰敦煌吐魯番文書。但宋史學者卻覺得考古材料不會那麼重要。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考古發掘沒有足以推翻宋史體系的新材料出現,比如簡牘、敦煌吐魯番文書、明清檔案,都足以推翻過去沒有這些材料之前的理解,可以有一個新面目出現。

當然宋代不能說沒有,比如說南海一號,會有一些新東西發現,但更多是印証看法,而不是推翻看法,所以有些人更是覺得這些東西不是太重要。

可以說,宋史相當一些題目不能深入和這個有很大關系。 所以宋史研究其實就是面臨擴大材料的問題,比如書畫,過去我們把它作為鑒賞的對象,現在可以作為一種研究對象。

沒有政令就無所謂政治,政治號令依托政治,政治又依托在文書上,這些年做文書制度研究也是一個方向,這其中就有日本的平田茂樹教授的研究論文。新材料在社會史上運用較為突出。考古資料、詩詞、畫作等研究也是今后的多個研究方向,其他學科與歷史學的做法還是不太一樣。

明清史很多重要問題要追溯到宋代,關心明清史的學者從學術脈絡上與宋史密不可分,包括像民族、宗族、地方社會等問題,包括一些重大的議題,包括習用的詞匯,不少從宋代出現或使用。

明清史的研究,一方面從宋代的材料中汲取營養,另一方面還給宋史研究很多刺激,這種刺激也帶動了宋史新材料的開辟。 人文學科要爭取生存空間 現在學術運作方式和過去不一樣,過去基本上單兵作戰,或者老師帶學生,相對而言,研究歷史比較分散。

我近期在香港授課,感覺“人文”被“應用”擠壓的生存空間非常小。在這種環境下,靠學者一個一個去“抵抗”,真的很難。 從長遠的角度看,大學的基本精神就是培養一種人文關懷。

但是人文學科的生存空間被壓縮,實際上帶來的就是學生接受人文精神熏陶的機會也相應減少。所以,把希望寄托在學者“單打獨斗”不太現實,一些中青年學者也會很沮喪,因為沒有一個空間,也沒有一個溝通的場所。

所以在這樣一種強調應用、強調計量、強調技術化的學術環境下,人文學科要爭取自己的一個生存空間。學術的組織方式也應轉變,並不是說寫文章或關注的問題要變。 以宋史研究會為例,宋史研究會是一個全國性的研究群體,這個學術群體不可能經常開會,而且開會的時候也不可能讓所有人到齊。

所以學術組織還是應該有些不同層次的組織,當然也不一定要成立學會,它可能是一種研討會,比如說像國外的Workshop,比如宋史學會每年暑假的研究生講習班。

不同層次針對不同的群體,適應不同的需要,由此逐漸走向專題。規模較大的會議也可以按照專題組織,這樣就可以有比較具體的討論。在這樣一個學術氛圍裡,無形中你會受到一種鼓舞。近些年從議題、組織方式來看,宋史研究界都有比較積極的變化。 (本文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鄧小南在嶺南宋史研究會第二屆年會上的談話﹔武勇/整理)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3月